覃异之（1907-1995），原名异知，广西宜山人，1952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水利部参事、参事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民革第五届中央常委，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民革北京市第七、八届副主委，第九届主委。第二、三、四、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覃异之同志生于１９０７年，广西宜山人。他１９２５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随广东革命军参加第二次东征；之后曾担任过国民党２５师参谋长，５２军中将参谋长、副军长，第８兵团副司令兼５２军军长，南京总统府战地视察组组长、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在任２５师参谋长时，他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１９４９年８月在香港起义。

１９５２年后，覃异之同志到水利部参事室工作，任参事、主任等职务。他还是第二、三、四、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黄埔二期插班生

1924年覃异之来到广州时，并没能赶上黄埔军校的开学时间而错过了入学，但却在一年后，以“插班生”的身份成为黄埔军校二期学生。“虽然从广西到广州的距离不远，但是要先坐船到香港，然后经由深圳到广州。一番折腾下来，父亲到广州的时候，黄埔军校第一期已经开学了。”覃珊说。错过入学时间后，在老乡的介绍下，覃异之认识了当时的桂军将领刘震寰，他告诉覃异之，自己准备创办一个专门接收广西子弟的桂军军官学校，从课程到教官都完全仿制黄埔军校。“对父亲来说，当时的这一机会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而顺利地进入了桂军军官学校。”覃珊回忆说。就在覃异之的军校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时，变故又发生了。刘震寰叛变，学校也因此受到牵连。“听到风声的父亲赶紧到黄埔军校找到廖仲恺，询问是否能够转学到黄埔军校。”覃珊说，在廖仲恺的举荐下，覃异之作为“插班生”进入了黄埔军校二期炮科。

深得蒋介石“宠爱”

1934年春，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奉令，各抽一个旅(两个团)，参与第五次“围剿”。第二十五师抽去的是张耀明的第七十五旅，覃异之时任其中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很苦恼、矛盾。一方面觉得自己离开抗日前线去打共产党违背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他既有师生之谊，又有知遇之恩，他不便违抗命令。

这次蒋介石调覃异之参战，是因为事前他了解到覃异之十分英勇善战，还在南昌总司令部单独召见了他。覃异之对王阳明、曾国藩十分熟悉，蒋介石大为吃惊。覃异之解释说：“在军校学习时，校长您提倡要学习曾国藩、王阳明，自那时起我才很用功学的。”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得知覃异之家中有时年96岁高龄的祖母，回身告诉秘书，给覃异之5000块大洋，让他将这笔钱寄回家孝敬祖母。后来，蒋介石还特别赠寿匾给覃异之的祖母，并亲笔题写“国之人瑞”四字，从此以后，蒋一直关注着覃异之。

1944年，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经反复酝酿，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召唤青年从军。陈诚、胡宗南将推荐的青年军各师师长的名单提交蒋介石审阅、圈定时，蒋亲自将有覃异之的名字补上。

覃异之任青年军二〇四师师长期间，完全唯才是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他了解到全师的青年大多来自鄂、豫、皖时，覃异之便就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编了一首《二〇四师师歌》，并由一位作曲家配上曲子，在全师教唱。青年接受能力较强，经过这样的训练教育后，士兵生活活跃，军队士气提高了。二〇四师的训练取得了成功，引起军界瞩目。同时，也引起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重视。蒋经国多次来二〇四师视察，大加表扬，欲对覃异之加以重用。

推掉侍从室组长之职

1945年5月，中国军队开始转入反攻。日军的败局已定，出现大溃败的局面。这时，蒋介石更加关心部队的建设情况，当得知二〇四师覃异之在万县训练青年军有方、成绩突出时，便特地到万县视察了二〇四师。待检阅完毕，蒋称赞道：“二〇四师很不错!”

蒋介石在万县视察完毕，覃异之送蒋介石到飞机场。覃异之对时局及军队建设的看法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当即要覃异之写成文字给他寄去。后来，蒋介石和白崇禧一道视察青年军二〇一师和二〇三师，蒋两次对白崇禧说：“还是二〇四师好!”

日军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迁往南京，与此同时，覃异之又被蒋经国推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蒋经国对覃异之大加援引，自此，人人都视覃异之为“太子系”人物。不久，蒋介石要覃异之马上到南京去面谈。蒋介石要他到身边来做侍从室组长，覃异之不愿去，可他熟悉蒋介石的脾气，便请蒋经国说项。

当时调覃异之到侍从室工作是已内定了的，且外界也有所闻。他离开南京时，尚有许多人不解，都说他失去了这个上进的机会。覃异之听后一笑置之。

蒋介石提拔覃异之，是准备培养他做蒋经国的助手。此后，覃异之便与蒋经国关系很近。1946年2月，覃异之的元配夫人因病去世，蒋经国还做媒，帮他建了个新家。

千方百计避开内战

覃异之刚刚上任二〇四师师长不久，发现该师政工干部伍瑞云很有才干，覃异之将他的情况向蒋经国作了汇报。伍瑞云得知后，对覃异之很有好感。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伍瑞云突然送覃异之一本苏联小说，见其对小说中提到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内容很感兴趣，于是又送一部上海印的灯塔丛书，从此，覃异之知道伍瑞云是中共地下党员，对其更加客气。伍瑞云为避嫌，也不常去找他，二人心照不宣。

1946年5月，李济深约覃异之见面说：“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你最好建议蒋介石不要打，你自己也要想办法避开内战。”覃异之觉得劝蒋介石别打内战，自己尚无此能耐，而自己避开内战却是可以做到的。于是，覃异之通过蒋经国活动，受命派往日本，不料后来覃异之又接到命令，改派往台湾。

1947年8月，蒋介石再次电召覃异之到南京，要他准备到台湾接受美械装备。一离开南京，覃异之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练场地。8月底，覃异之率部正式开赴台湾。可10月初，蒋介石又发来急电，令覃异之到南京面授机宜。

覃异之见到蒋介石时，蒋当即指示说：“现在派你到东北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这是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求调你去帮他作战，你赶快准备到东北去。”

覃异之知道东北战局已于国民党军队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那儿。于是他便去找蒋经国想办法免调。

第二天，蒋经国给覃异之打电话说：“已请示老先生，说是陈主任(指陈诚)要求调你，此事要与陈主任商量后再决定，很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对覃异之说已与陈诚联系过了，仍要他去东北。值此，覃异之已不得不去东北了。

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局势日益恶化，2月中下旬，覃异之从前的嫡系部队五十二军所属第二十五师在鞍山被歼，这给覃异之的打击太大，也更坚定了他离开东北的决心。于是他通过白崇禧活动，当选为广西的所谓“国大代表”，于2月底离开东北，赶赴南京参加所谓“行宪国大”。

1948年3月29日，所谓“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选“副总统”时，蒋介石支持孙科以与桂系李宗仁相抗衡。覃异之向蒋经国请示如何表态。蒋经国说：“你是广西代表，投李宗仁一票，我们谅解你，但是不要为他们做拉选票的活动。”因此，覃异之避居家中，对孙、李两家邀请拉票的宴会一概谢绝。当4月29日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蒋桂矛盾又空前突出时，蒋经国对江海东说：“覃异之明明知道李宗仁竞选活动的许多情况，从未给我们汇报。”言下颇有不满之意。

遭蒋忌恨通电起义

淮海战役的序幕拉开后，覃异之被任命为“总统府”战地督察组组长、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江北指挥所主任等职，但覃异之情绪低落，与此同时，国民党官僚却依然花天酒地。覃异之醒悟到，今后的历史绝不是由国民党书写，而是由共产党书写。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的败局已定后，覃异之奉令回到南京卫戍副总司令任上视事。

1949年1月21日正午，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下午，覃异之等党政军部分高级人员陪同蒋介石拜谒中山陵。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专机黯然离开了南京。

李宗仁上台后，蒋介石决定在李宗仁身边安插心腹，以牵制他的行动。其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不让李的人掌握警察厅，而用覃异之。

何应钦由溪口谒见蒋介石回来，找覃异之谈话：“校长要你兼任首都警察厅长，请你准备接任。”覃异之颇感意外，因为当时南京的形势危殆、朝不保夕，他早已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决定离开。所以他恳切地对何应钦说：“我有心脏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请院长代向校长说明。”蒋介石听说覃异之执意不就，也没有办法。

李宗仁就职后释放政治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打击蒋介石。覃异之支持李的这一做法，说服了张耀明，迅速释放了南京在押的300多名政治犯。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却无计可施。与此同时，覃异之还做了几件有悖于蒋介石的事，甚为蒋介石所忌恨。

4月23日上午11时左右，覃异之搭乘空军司令部的运输机离开南京，飞往上海。29日晚，覃异之遇见了袁守谦。袁邀他参加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司令部召开的谈话会。为避免见到蒋介石，覃异之请汤恩伯的一个副司令帮忙把自己的机票换成5月1日上午的机票，之后不辞而别，悄然飞往广州。此时，他已遭到国民党上层的猜忌，国民党特务开始注意他了。覃异之回到广西家中后，甩掉盯梢的特务，几经辗转，于5月10日将全家迁往香港。8月13日，覃异之与黄绍兹、贺耀组、龙云、李默庵等44人在香港通电起义，彻底脱离了蒋介石政权。

此后，覃异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做好台湾工作，争取海峡两岸早日统一而奔走呼号。覃异之说：“我不忍见老朋友误入歧途而见死不救。”

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八届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水利部参事室主任覃异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９月１７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８岁。

覃异之同志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