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鹤侪，名琴舫，字其铭(1879～1958)河北雄县人14岁时，父母不幸染热病去世，遂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正规学习中医。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优选考入清太医院。 袁氏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的研究，尤重气化学说，对天人相应也有独到见解。袁鹤侪素享盛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957年，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李德全等亲临床榻慰问。袁鹤侪一生清贫简朴，虽历尽坎坷，仍以济世活人为宗旨，不为恶势力所屈服。

袁鹤侪（1879－1958），名琴航，字其铭，河北雄县人，生于1879年3月，卒于1958年10月21日。近代北京著名中医。

其父袁琥为前清昌平学正官，1885~1893年袁鹤侪随父居于昌平学正官署，习读经史诗文。14岁时，父母不幸染热病，两月间相继去世，他为生活所迫，颠沛流离，又身患重病，幸得亲邻资助，始得康复。他思双亲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医为恨事，故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

袁鹤侪因家境贫寒，以书为师，一边在富家学馆任教，一边自学中医。初学之时，将父母生前服用之药方带在身边，四处询求。后听说父母所患热病属伤寒之类，即奔走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每借到一部医书，攻读尚嫌不足，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正规系统的学习。190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以擅治伤寒，精于《内》、《难》经典而初露锋芒。随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清太医院，时年27岁。曾供职清太医院御医兼医学馆教习，慈禧太后随侍御医。辛亥革命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1933年，应施今墨之请，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35~1949年悬壶京门。

袁鹤侪曾执教于太医院医学馆、华北国医学院和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培育中医人才，瞿文楼、佟阔泉、陈西源等脱颖而出。1949年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

袁鹤侪素享盛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957年，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李德全等亲临床榻慰问。

袁鹤侪曾为富有人家担任家教，一边任教，一边习医。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正规学习中医。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优选考入清太医院。曾任清太医院御医兼医学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辛亥革命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1933年，应施今墨之邀，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35~1949年悬壶京门。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袁鹤侪书斋名为“知不足轩”，著有《太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痨瘵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并与同仁集资，修订、重刊了《医统正脉》等一批古典医籍。　

袁氏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的研究，尤重气化学说，对天人相应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在天地，天为阳，地为阴；在人身，则气为阳，血为阴。所以，临床诊病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获效。他虽精研伤寒，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在剖析伤寒时，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在论述温病时，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均融注于内。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足见其立论持平，不存偏见，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潜研经典，博览诸家，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沿革，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成，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扩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在先生治学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馆，出而问世，以擅治伤寒，精于《内》 《难》而初露锋芒。同年，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遂成为太医院御医。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显然，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被破格任用的。当时的太医院使(即院长)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妥贴，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杀身之危。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正因如此，先生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

辛亥革命后，先生悬壶京门。不图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机钻营，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其间，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依然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对许多疑难大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深为后学所敬仰。 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 《金匮浅注》、 《医学从众录》、 《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 《金匮》、 《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

袁氏以擅治伤寒，长于温病著称。对于内科杂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以治疗痨瘵、疟疾、肝病、结石病等见长。对于痨瘵，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以及益气补肺等治法，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问世的当时，对于痨瘵的预防治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诸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则。对于疟疾，认为小柴胡汤加减是治疟的有效方剂，但不适用于但热不寒的温疟。治疗经闭，认为通经之要，在于开源；通经之基础，在于固脾胃。

审慎求实 宗古创新，先生临证诊病，一丝不苟。详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严谨，用药精当，师古而有创新，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对许多疑难大症，颇多建树。及至先 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诊者众多，依然审慎为之，不论患者地位高低，亲疏远近，同样认真诊治。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难重症，诊病之余，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亦为常事，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数十年之经验，先生对温病、痨瘵、疟疾、妇科诸门，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据临证实践，着有《痨瘵概要》，阐明其病因病机，并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据此而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至今看来，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

袁氏在培养中医人才，开展中医教育方面付出了很大心血。他曾于清朝太医院医学馆担任教习，辛亥革命后任北平中医学社社长。1933年，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解放后，担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在他的培育下，瞿文楼、佟阔泉、陈西源等一批京都名医脱颖而出。及至晚年，在中医建设和中西医结合问题上，他还发表了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如他主张中医建设首先应抓好三个环节，即一是整编古典医籍，二是搜集中医人才，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这些建议均被当时政府采纳并贯彻实施。

袁鹤侪后听说父母所患热病属伤寒之类，即奔走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每借到一部医书，攻读尚嫌不足，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正规系统的学习。190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以擅治伤寒，精于《内》、《难》经典而初露锋芒。随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清太医院，时年27岁。曾供职清太医院御医兼医学馆教习，慈禧太后随侍御医。辛亥革命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1933年，应施今墨之请，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35~1949年悬壶京门。

袁鹤侪曾执教于太医院医学馆、华北国医学院和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培育中医人才，瞿文楼、佟阔泉、陈西源等脱颖而出。1949年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

袁鹤侪书斋名为“知不足轩”，著有《太医院伤寒论讲草》、《伤寒方义辑粹》、《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并在20世纪20年代主持、组织北京中医学社同仁，集资修订、重刊了《医统正脉》等一批古典医籍。

袁鹤侪素享盛誉，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957年，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李德全等亲临床榻慰问。

袁鹤侪十分重视中医理论研究，尤其注重“气化之说”，对“天人相应”有独到见解。临证以擅治伤寒、长于温病著称，治疗痨瘵、疟疾、肝病、结石诸病也很擅长。

20世纪30年代，他著有《痨瘵概要》，阐明痨瘵病因病机，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据此而治愈者众多，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至今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袁鹤侪认为，人之病疟，寒热往来，临证辨治，要在视其寒热之多少，以为遣方用药之依据。其寒热之多少相等，左脉弦，右关脉虚，用小柴胡汤最为有效。若寒多者，加柴胡10-12克，青皮10-12克，酒黄芩6–10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其服法可参照西药服法。一剂分3次服，服于疟发之前。例如下午5点发病，则早上8点服第1次，11点服第2次，下午2点或3点服第3次。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柴胡减少。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炒白术10-12克，草果6克，茯苓10克。盖腹胀由于湿，故加茯苓、白术等药，以祛湿而病可愈也。

袁鹤侪一生清贫简朴，虽历尽坎坷，仍以济世活人为宗旨，不为恶势力所屈服。民国期间抗争“废止中医案”时，他毅然联名请愿，振臂高呼，奋力抗争。抗日战争期间，他隐居寓所，不愿为日寇就诊，而几经引来当局刁难。每当无米就炊之时，即静坐吟诵古人诗词歌赋，用来振奋精神，抒发爱国情怀。

袁鹤侪主张中医建设首先需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整编古典医籍，二是搜集中医人材，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中西医结合应分两步：于医术上，可谋速成结合，可收速效；在学术上，需从根本理论上做起，可达融会贯通，是长期艰巨的工作。二者结合，方可奏效。他的建议均被政府采纳并得以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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