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1935年11月—2016年2月28日），天津市人，南开大学教授，曲艺理论家，是终生从事中国俗文化和曲艺史论研究的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生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

薛宝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自上个世纪60年代薛宝琨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起，先后与侯宝林共事达20余年，并在共同的事业与追求中建立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忘年之交。

1972年，薛宝琨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东方艺术系教授、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天津市曲协主席团委员，后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

代表作有《曲艺概论》《相声溯源》（上述两篇与侯等人合作）《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中国的相声》《中国的曲艺》《笑的艺术》《中国幽默艺术论》《薛宝琨说唱艺术论集》《中国说唱艺术史论》（与鲍震培合作）等。

然而薛宝琨却命运蹇舛多艰。1948年，他报考商业职校，因为这类学校毕业后可以安排工作。到1950年，15岁的他，作为知识书店的实习生站了一年柜台，转年复学，到1954年在天津医药公司采购供应站当会计。1956年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读过许多苏俄作品，一心想在这最高学府圆他的作家梦。反右斗争后，又钻研外语，想搞翻译工作。而1961年毕业分配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分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当编辑，广播说唱团创作员。写歌词、相声、鼓词。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充当“喉舌”。在那里他接触了曲艺，结识了侯宝林等曲艺名家，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1961年至1972年12年中，在他们的熏陶、浸染、刺激、提携下，学到了不少东西，无疑对他日后的曲艺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右派”

1956年薛宝琨入党，尽管他1957年没有右派定论，然而由于他的正直，替别人抱打不平，说了几句好话(一位17岁贫农出身的小同学说了家乡吃不饱的实话被打成右派)便以庇护右派和走白专道路为名被取消了预备期。耿直的薛宝琨一门心思认定，与其违心地整人，不如安心地被整。1963年刘少奇提出“八字方针”，加之他没有政治问题，还是被分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79年北大为他恢复了党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广播事业局被砸烂，薛宝琨在劫难逃，被下放到北大荒那个过去流放犯人的“坐虎潭”接受改造。因气候恶劣后迁至河南淮阳，共三年八个月。在此期间他挨过整。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想在那安家落户，种地为生。1973年林彪倒台，政策有了变化。薛宝琨不想再回电台那是非之地，于是，他回到了天津老家——南开大学中文系(后到东方艺术系)任教至今。

振作发愤

坚冰已然打破，航道已经贯通。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知识界振奋不已。薛宝琨与北大的同学在一起交谈，取得共识，决心在这“政通人和”之时，振作发愤，再图大业。真正坐下来研究些东西，著书立说。

尽管薛教授对我笑谈他的人生哲学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追求一种平凡、平淡、平实的生活与心境，由此他提出三小主义(小城市、小单位、小差使)而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然而他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孜孜以求却时有流露。“逝者如斯”，失去的大好时光不能再来，而珍惜今日的光阴却是现实而必须的。于是他摩拳擦掌，重振旗鼓，文思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洋洋洒洒，十几年一共写下了三百万字的十五本大作。

人生有时叫人捉摸不透。当一个人遭遇不幸，受尽折磨与苦难，决心远离那段生活时，若干年后，恰恰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生涯反而施惠于他。由此我想，谁说苦难不是一笔财富呢?薛宝琨不愿再回到让他伤心的广播说唱团，可是那里又有他的事业与汗水，有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挚友，让他魂牵梦索，不能割舍。所有这些就都变作了文字流淌于他的字里行间……

值得指出的是，薛宝琨一开始就自觉地将相声当作中国俗文化这一视角去进行研究的。过去人们认为，相声没有历史可谈。为相声作史完全是附庸风雅的空谈。薛宝琨说，任何东西都有历史。相声覆盖了中国的俗文化。在通俗艺术样式中，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往往通过说书唱戏，谈古论今加以表现，寓教于乐。

于是薛宝琨从1979年参加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概论》一书的撰写开始便一直深入地研究下去。后来连续写出了《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三本书。1982年又应黑龙江出版社之邀，与侯宝林联袂北上，仅用两周时间写下了《侯宝林与他的相声艺术》。因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先生赞誉他是侯宝林研究的权威。

1982年又写了《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一书，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笑的艺术》。该书将所有的俗文化都收了进去，并建立了一定的体系。同年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祖国丛书》(人民出版社)中由薛宝琨撰写的《中国的相声》一书获奖，嗣后他又写了《中国的曲艺》。

薛宝琨著书立说，比较注意将历史逻辑与美学背景结合起来，注意古代与现代的区分与联系。

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幽默艺术论》。《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华北五省市文艺论著中获一等奖；《笑的艺术》获鲁迅文艺奖；《中国的相声》获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台湾出版并一版再版。

1992年，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丛书中由薛宝琨撰写的《中国文化通志·艺文典·典艺志》(35万字)将在今年出版，并应中国曲协《中国丛书》之邀撰写《当代中国曲艺·相声部分》。

除此之外，薛宝琨还为报纸开设专栏，撰写短小精粹的随笔、短论文章300余篇。 总之，薛宝琨在曲艺理论园地勤奋耕耘十几年，著述颇丰。他的专著资料翔实，理论深厚，分析精当，个性鲜明，而且文笔优美畅达。鉴于他学术上的成就，1996年英国《剑桥名人录》收入了薛宝琨的条目。

天津乃至中国的曲艺理论研究，薛宝琨的名字是首当其冲的。他对曲艺的研究，涉猎之广，探究之深，今人咋舌。从曲艺的常识到鉴赏，从创作研究，表演研究到作家、艺术家论，作品评论以及改革探索，曲艺史论，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发古探微，论述精到，颇多上乘之作。说薛教授是曲艺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并不夸大。他的曲艺理论研究以唯物辩证法为指针，对曲艺美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通过现象与本质，明快与含蓄，细腻与深刻，烘托与点破，朴拙与纤巧，疏略与绵密，悬念与默契的对立统—来把握相声包袱；通过侧面与全面，共性与个性，性格与环境的对立统一来把握“内部讽刺”的人物形象；通过庄与谐，正与反，虚与实的对立统一来把握讽刺艺术；通过火与温，雅与俗的对立统—把握相声演员的表演风格。这样不但事半而功倍，而且一针见血。

薛宝琨在研究中，从不单纯玩弄理论。他有十余年曲艺创作实践，因此他能结合作家、演员的艺术实践进行深入探讨。比如他评论骆玉笙的演唱风格。立论便是骆玉笙艺术实践的升华。他说：“骆玉笙音色的最大魅力在于她的颤音。颤音是她区别于其他京韵名家的外部特征，也渗透进她依情唱曲，一曲多变，字正腔圆的各个方面。”

他十分关注曲艺的现状与走向，提醒人们注意提高曲艺的文学水平，题材形象的丰富，并指出“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疾呼“提高相声的幽默品位。”所有这些无疑对曲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薛教授在中国曲艺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他却淡泊名利，很是超脱。他说：“什么事都无可无不可。平淡是人生最高境界。”

他的人生信条是：逆中求顺，退而善飞。承认人生的苦难与现实的不幸，但绝不屈服于命运而是在矛盾的罅隙中寻求心灵的自由。信老庄而厌其怠惰、消极、圆滑；喜佛释又绝不以生为苦；崇儒家，更不取其“汲汲乎”之卑琐情态。

薛宝琨的曲艺理论研究还十分注意宏观研究与微观探讨相互的结合。《中国的相声》与《中国的曲艺》就是相互结合的结晶。

中国幽默艺术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幽默艺术论》这部论文集中，反映了中国幽默艺术史的基本面貌并对唐宋说话，伎艺，说书艺术的“使砌”．民间说部的“书筋”、“情歌”、“歌谣”、“笑话”乃至“笔记小品”、“文人幽默”、《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幽默艺术都有专题涉猎、研究。

中国人的软幽默

颇有影响的《中国人的软幽默》一书，薛宝琨对中国人的幽默性格、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做了生动剖析。他说：“中国式的幽默，就表达方式说，可称之为软幽默，却又软中有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婉而多讽”，“幽默是中国智者眼中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