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昆吾（原名：董平舆），1902年生,吉林长春人，192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1927年4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学习，1929年7月毕业回国。1931年亲历“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中村事件”、参加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抗战、后经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导火索“虹桥机场事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

董昆吾，192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后，任奉天交涉署秘书。

1925年经东北军炮兵司令邹作华推荐、张学良将军担保，1926年10月获得留学资格，并保送日本学习军事。

1927年4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步兵科学习。

1929年7月毕业，回国后投效东北张作霖奉军部队，历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东北陆军训练处教练官。

1931年任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团长关玉衡。期间亲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参加了享有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江桥抗战。“中村事件”处死日本4名间谍后，由于日本关东军的搜捕，董昆吾辗转于东北、北京、上海 。

1934年春，任上海市公安局蒲淞警察所所长，1934年10月任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副监察长，后又任上海市保安总队副总队长。

1936年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王家桢告知董平舆，日本大使川越茂正寻访其下落，为摆脱日本特务追踪，遂改名为董昆吾。

1937年亲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导火索“虹桥机场事件”。全面抗战爆发后，董昆吾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其弟董澄宇，于此期间，接到上级命令防守上海十六铺码头四十五天。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后，董昆吾到马占山部任陕西榆林保安司令，继续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昆吾从陕西回到北京。

1947年董昆吾任国民党陆军新一军少将军官，随国民党新一军进驻沈阳，扎营在沈阳皇姑屯大街8号的正华公司。

1949年1月随爱国将军傅作义起义。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吉林省政协委员和参事室参事。

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西安事变的东北军与西北军相关负责人，关玉衡与董昆吾作为“中村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也应邀参加并受到褒奖。

第一任妻子：王岐瑞，受过良好教育，担任过上海市高等学校校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辞职回到长春。

第二任妻子：白清芳。

长子：董建成，中国大学（民国时期）毕业后在北平市冀热察绥货物税局总局就职，后在北京军区陆军总院当医生，最后到美国波特兰讲学。妻子在北平市西城北沟沿大后仓25号开办中华助产医院。

次子：董建中，大学毕业。

三子：董建国，毕业于北平中央军校第17期。

长女：董梅芳。

次女：董梅芬。

日本政府自1931年开始，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东北地区，刺探军事、政治情报，为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作准备。同年，日军参谋本部的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受日本驻中国东北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派遣，以考察农业为名，潜入兴安屯垦区，窃取中国情报。1931年，董昆吾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副团长，团长关玉衡。七月中旬，营长陆鸿勋率士兵正在操场训练，见有四人形迹可疑，便报告于董昆吾副团长。董昆吾询问四人得知是日本人，自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调查土质和农业状况。并取出名片，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董昆吾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从他们四人行装里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测土仪器和一支手枪。董昆吾查阅其笔记与地图，方知他们途经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中村震太郎还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董昆吾判断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等四人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将他们扣留。

翌日关玉衡团长巡防回来，董昆吾副团长将扣留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等四人的经过向他报告，由于间谍罪证据确凿，按国际惯例，团长关玉衡及副团长董昆吾一致同意将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等四人处死，事后将重要的间谍罪证材料，呈送张学良。不久张学良回电令：“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关于“中村事件”，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亲到佘公府调查。1931 年8月l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明中掩盖中村震太郎等人的间谍罪行，只公布了他们被中国军队处决的情况，以此扩大事态，并以“中村事件”为借口，煽动侵华的战争狂热，还将“中村事件”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制造反华舆论，为即将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做准备。 “中村事件”发生后的第42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继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时，董昆吾在上海市公安局与上海市保安总队任职。因此在事件发生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方面，董昆吾是代表者，在上海市地方警察方面，又是责任者，这事件的经过处理董昆吾是全部参加的。上海是华东的军事门户与商业枢纽，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在上海进行了大量的间谍侦查活动，蓄意再次挑衅，发动武装侵略，借以达到占领上海的目的。1937年8月9日下午，有驻上海闸北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中尉军官，乘坐一辆军用汽车，由日本士兵驾驶，意图冲进虹桥机场大门。该机场守兵拦阻不住，不得已开枪。不久汽车击毁，日本军官在汽车内中弹毙命，开车的日本兵下车逃逸，也被守军击毙。

董昆吾闻讯到达现场，遂向公安局长蔡劲军报告，然后转报市政府事件情况。随后上海市长俞鸿钧、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上海市公安局代表董昆吾分别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交涉，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1937年8月12日，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应日方代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虹桥机场事件”的善后解决办法，最终中日双方商谈未果，预示着中日冲突已无缓解的余地。“虹桥机场事件”是中日双方冲突的转折点，使中日双方紧张的关系骤然加剧，导致了淞沪会战的爆发。1937年8月13日晨，日军从闸北开火，挑起了上海“八一三”战事。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明确表示了“抵抗暴力，抗战自卫”的立场和决心。同时，军委会命令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三个师、一个旅及上海警察保安总队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