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1865年8月17日—1943年3月16日），原名葛兰英，是中国早期女权活动先驱，女子教育先驱，女革命家。她五旬求学长沙并伴子女（蔡和森、蔡畅）赴法勤工俭学，被传为佳话。当时舆论界称誉她是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

葛兰英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曾氏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兰英娘家葛氏家族。三家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的最上层。葛兰英的父亲葛葆吾原是湘军的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

葛兰英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当时，距荷叶30多公里的永丰，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兰英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兰英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与蔡寿富之子蔡蓉峰结婚。结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

葛兰英16岁与永丰蔡蓉峰结婚时，蔡家已经中落。蔡蓉峰凭借姻亲关系在上海机器局得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葛兰英随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了蔡和森（原名蔡和仙）。但蔡蓉峰在上海不仅学会了抽鸦片烟，还讨了小老婆。在机器局，蔡蓉峰对工人大摆官僚架子，在家里对葛兰英母子神气十足。葛兰英过不惯这种受气的日子，于1899年春天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第二年，蔡蓉峰从上海回来，想把葛兰英母子接回家中永丰，但葛兰英坚决不同意，蔡蓉峰只好在荷叶买下光甲堂及30亩耕地，定居下来。1900年蔡畅（原名蔡咸熙）在光甲堂出世。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兰英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兰英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说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称赞她创办女学是为了唤醒妇女的觉悟，称她是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要做秋瑾那种有益于社会的人。第二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被害后，尸体回乡，她与女儿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光甲堂居住期间，葛兰英家里也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变；1903年，母亲陈氏去世；1904年，年仅11岁的二女儿蔡顺熙，不幸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1907年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葛兰英认为光甲堂这个屋场风水不好，1908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便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老家永丰镇。

葛兰英迁到永丰，身边只有3个孩子，即年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原名蔡和仙）和8岁的蔡畅（原名蔡咸熙），由于家庭日趋破产，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业。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葛兰英越来越感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时，她决计送儿子进省城去读书。因为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旅费和学费，她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拿出来，交给儿子去典当，使儿子蔡和森在1913年远离家乡，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

所以蔡畅（咸熙）从来没包过脚。特别是1913年夏，蔡蓉峰为5000元银洋的聘礼，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做小媳妇时，她更是十分气愤，激励女儿同父亲抗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要女儿躲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去。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顺利地来到了长沙，在那里找到了哥哥蔡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紧接而来的是蔡蓉峰的离家外出，丢下家里不管。但葛兰英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而是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像秋瑾那样，彻底打破封建的枷锁，走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这时，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同儿女一道去长沙寻求新知识。蔡和森告诉她，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葛兰英觉得自己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确实是有益于社会的事。于是，她要求儿子在下个学期带她去考考那个女子教员养成所。并打发儿子到衡山去把已经出嫁的大女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去读书。

1914年春，年近半百（实龄48岁）的葛兰英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让她报名。她十分气愤，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评理。并更改名字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被免于考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大女儿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刘千昂（后名刘昂）进了幼稚园。她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曾在湖南传为佳话。

葛健豪在女子教员养成所是十分勤奋好学的。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铃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她尤其喜读国文和唐诗，许多唐诗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她还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地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喜欢这个“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在当时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她的勤奋求学精神，还赢得了毛泽东等有志青年的由衷敬佩。1914年春，毛泽东从湖南第四师范转入一师后，很快地与蔡和森相识了，通过与蔡和森的同学关系，也很快地相识了葛健豪，每次一见到她，总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也很钦佩毛泽东，不仅经常鼓励儿女们要以毛泽东为楷模，而且自己也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最热情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结业了。葛健豪回到家乡后，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她认为这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儿女们非常赞成她的主张。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女校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葛健豪任职以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组织开办的筹备工作。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今双峰一中址）。第二女校决定筹办后，根据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环境，改变学科，重新组织开学。第一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从第二个学期起，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办，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100多人。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妇女。不仅免收学费，对缝纫、织业班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这对于鼓励妇女求学和开辟就业门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当时，很多妇女把第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第二女校的校长，又是该校的教员。她非常重视国文课的教学，认为女子要取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掌握同男子一样的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事，谈妇女解放。这时，她儿子蔡和森已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转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吸收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多，他经常用书信的形式向母亲及家乡传播新思想。葛健豪每次一接受儿子的新思想，就立即向学生传播，使二女校办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阵地。她还在学校极力倡导女子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年仅15岁的女儿蔡畅，在二女校担任了音体教员，使得学校非常活跃。不少的女性经过这些活动，体会到了缠脚、蓄辫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脚了，女生几乎都留短发。

葛健豪这些办学的“越轨”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咒骂她们母女是“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唆使官方“严加整饬”，多方阻挠妇女入学，使得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后来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决定暂不去谋个人职业，而要在省城同毛泽东等同学继续从事真理的探索。当时，葛健豪由于第二女校的停办，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眼前利益，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青年的革命行动，她决定再跟儿女们进省城。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了一间房子，旋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迁到滦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她一家迁来后．这里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时，葛健豪的女儿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每月只有八元的微薄收入，家里的生活相当困难。为不影响儿子同毛泽东等同学对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毛泽东等青年之用。对于她的这种精神，毛泽东等青年非常敬仰。他们每次一来到刘家台子，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到菜地里去帮助她干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她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渴望儿子同毛泽东等的愿望能够获得成功。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当成立会在刘家台子召开时，她与长女蔡庆熙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祝贺新民学会的成立。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可刘家台子仍然是毛泽东等青年常来聚会的地方，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她家里。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

1919年夏，赴法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蔡和森回到了刘家台子，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女青年赴法。葛健豪非常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一手刺绣工艺带到国外去。由于旅费有困难，她想方设法，最后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青年，于同年秋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

葛健豪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后，新从法国回来的吴稚晖，大谈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怕回不来，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动摇起来。但当儿子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表示坚决跟儿女一道走。为了帮助一些穷苦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困难，她又利用与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槊的儿子聂云台的亲戚和同乡关系，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并给一道去的湖南青年打气，从而坚定了一些思想动摇的青年。

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杨树铺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启程，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经过35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等于1920年2月2日安全抵达巴黎，7日到达蒙达尼。由于当时法国的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儿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学。

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在这里，她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一个个单词学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她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

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又一次参与其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归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归国。

葛健豪归国后，由于家庭成员的革命工作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先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在长沙安家。除细心照料着孙儿孙女外，葛健豪还积极投入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葛健豪与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葛健豪在1924年6月9日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及6月25日她参加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1925年夏，葛健豪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由于她的影响，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传递信件，担负党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至1928年她的二儿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葛健豪居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她在永丰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她和女儿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

葛健豪在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葛健豪以“好学无分性别、有志不论年龄”的胸襟远见，投身女权运动，积极创办女学，哺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革命儿女。她与唐群英、王昌国等人一起恢复女界，促使《湖南省宪法》条文中载明了“男女平权”内容，也自此开创了中国宪法收录男女平等的先河。她掩护中共成立机构和传递信息，并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人。葛健豪虽非中共党员，却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是其中唯一的一位非党人士。

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蔡庆熙的女儿刘昂，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实龄48岁），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说：“叫什么名字呀？”葛健豪答：“我原名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个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被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与儿子蔡和森同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入学后，葛健豪和儿女们一样勤奋好学。年底，他们学费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丰镇。

旧社会，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的陈腐恶习非常严重，葛健豪勇敢地与之挑战，倡导男女平等。当时，别家的女孩大都被困闺房她则让自己的女儿到外边与男孩子一起玩耍；别家女孩几岁就要裹脚，她的晚女蔡畅（咸熙），就从未包过脚。特别是1913年夏，蔡蓉峰为5000元的聘礼，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做小媳妇时，她更是十分气愤，激励女儿同父亲抗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要女儿躲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去。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顺利地来到了长沙，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紧接而来的是蔡蓉峰的离家外出，丢下家里不管。葛健豪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而是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像秋瑾那样。

葛健豪到省城后，尤其是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结识，很快就成了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翌年春，“新民学会”就是在她家成立的。新民学会成立后，“蔡伯母”常常去当“旁听生”，倾听他们的议论，领悟其中的道理，从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年近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葛健豪生三男三女，除大儿子、二女早亡外，余皆走上革命道路。

2001年6月，大型话剧《母亲》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演出。话剧通过抗争、求索和亲情三个篇章，展现了母亲葛健豪的命运变化及情感冲突。

2005年葛健豪诞辰140周年之际，由作家李伶伶所著的大型纪实文学《葛健豪传》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通过：定下“娃娃亲”；顽劣的少女时代；奉命成婚；“潇湘三女杰”；求学、办学；助女抗婚；见证“新民学会”；远赴法兰西等九章内容，介绍了葛健豪的一生。

2006年5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拍摄《女杰之乡》，以李特特重返乡里寻找外婆葛健豪的足迹为主线，展开了一幕幕传奇故事。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李婷饰演葛健豪。

1985年12月，为纪念这位革命之母，双峰县人民政府在永丰镇五四村为她立碑：“蔡母葛健豪纪念碑”，碑名由陈云题写。

2007年10月，葛健豪家乡双峰县被全国妇联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个“中华女杰之乡”。

2008年4月15日，双峰县八女杰雕塑揭幕仪式在女杰广场举行。包括葛健豪、秋瑾、唐群英、向警予、蔡畅、王灿芝、曾宪植、曾宝荪八女杰雕像。

“革命的母亲”之葛健豪，与“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之唐群英、“辛亥三杰”其一之秋瑾，被后人并称为“潇湘三女杰”。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后，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

1985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母仪是式，亮节高风”的赞辞，并题诗：“豪杰蔡家多，儿女万人歌；堪为烈母颂，留学创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