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古与遇害案，是南宋后叶出使高丽的大蒙古国使者著古与于回国途中在辽东遇害的一场外交迷案，牵涉大蒙古国、高丽国、东夏国、金国四股势力。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春季，出使高丽的蒙古使者著古与渡过鸭绿江回国，却在途经金国将领微弱控制的婆速路时被人劫杀。蒙古指责是高丽所为，高丽却辩称是东夏国、金国所为。此案直接导致蒙古与高丽绝交，并成为了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进攻高丽的直接借口。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由于高丽遭到不服从蒙古统治的契丹贵族喊舍侵扰，大蒙古国皇帝成吉思汗借口援助高丽，联手东夏国王蒲鲜万奴举兵攻入高丽境内，剿灭契丹贵族喊舍。在蒙古、东夏兵威下，高丽“中外震骇”，不得不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以“兄弟之约”的名义与两国定下“万世和好”盟约，从此向两国进献岁贡。从这一年起，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蒙古与东夏每年都会派人前往高丽督催贡物。

由于当时蒙古与高丽之间并不直接接壤，蒙古使者欲前往高丽则必须取道东夏国境内或者穿越金国的婆速路。鉴于金国此时与蒙古为敌，蒙古每次派人出使高丽，均取道于与自己友好的东夏国境。

在蒙古派往高丽的使者中，担任宣差的著古与较为活跃。著古与，又称著古欤、爪古与、札古也。从嘉定十三年（1220年）九月起，蒙古成吉思汗西征、皇太弟袅圣大王忒没哥窝真（斡赤斤）监国之际，著古与便多次取道友邦东夏国前往高丽，依照蒙古皇太弟的钧旨向高丽索要贡物。

出于对蒙古的抵触和轻视，高丽贵族们并不心甘情愿向蒙古纳贡，经常拖延缴纳贡物；在蒙古向高丽索要绸缎时，高丽往往不肯拿出国内上好的细绸子送给蒙古，而只是拿出便宜的粗绸布当贡物献给蒙古。蒙古大为光火。嘉定十四年（1221年），在蒙古派遣下，著古与率人取道友邦东夏国赶赴高丽，携友邦东夏国的官差一起谴责高丽以次充好的行径。来到高丽王宫的大观殿后，著古与企图率手下二十一人一同进殿面见高丽国王王㬚传旨，高丽贵族们觉得不成体统，百般阻挠，只肯放著古与一个人进殿，直争执到太阳快偏西时才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让著古与率领八人进殿。著古与一行人进殿见到国王后，对国王当面宣读了蒙古皇太弟的钧旨，明确向高丽索要“獭皮一万领、细紬三千疋、细苎二千疋、緜子一万觔、龙团墨一千丁、笔二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觔、荭花、蓝笋、朱红各五十觔、雌黄、光漆、桐油各十觔”，并把高丽之前以次充好送给蒙古的粗绸布丢在国王面前，以示不满，然后又“出元帅札剌及蒲黑带书各一通，皆征求獭皮、緜紬、緜子等物”。在一番示威索要过后，著古与一行连高丽为其设下的招待宴会也没出席，便离开高丽王宫。著古与的强硬态度自然招致了高丽统治者的厌恶。

嘉定十六年（1223年），蒙古的友邦东夏国不堪蒙古皇太弟忒没哥窝真“贪暴不仁”，趁蒙古成吉思汗远征西域后“师老绝域、不知所存”之机背叛蒙古。东夏国王蒲鲜万奴派人前往高丽，企图拉拢高丽一起对抗蒙古。蒙古闻讯，也急忙派遣担任宣差的著古与一行人前去争取高丽。

由于蒙古与高丽之间被东夏国、金国两个女真贵族建立的邦国隔开，以往著古与从蒙古前往高丽都是要途经东夏国的；但这一次，在东夏国背叛蒙古的不利局面下，著古与一行人选择了从金国辽东行省官员控制下的婆速路一带过境，出使高丽。此时的金国朝廷虽然与蒙古处于交战中，但金国将领国辽东行省官员（平章政事温迪罕葛不霭等人，高丽称之为哥不爱或于加下、于哥下等）只带着一支孤军镇守婆速路一带，被蒙古、东夏、高丽三股势力三面包围，又与金国朝廷之间远隔大海、无陆路可通，故而对于蒙古人也无力阻拦。

嘉定十七年（1224年）春季，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以及东夏国使者相继抵达高丽，努力争取高丽。对此，掌握高丽实权的权臣崔瑀经过与手下“宰枢”讨论，既没有热切响应东夏国的拉拢，也没有热烈地表示要效忠蒙古。而且，这次，在面对蒙古使者著古与索要獭皮、绸缎等贡物时，高丽国依旧没肯赠与国内上好的细绸子，仍然只是拿了些寻常绸布充数。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非常不满。著古与一行人离开高丽时，高丽国王王㬚派人把他们送到了高丽的西京平壤一带。著古与一行人抵达鸭绿江时，毫不客气地丢掉了高丽以次充好送来做贡品的绸布等物，只拿着高丽进献的獭皮离去，途经金国辽东行省官员微弱控制的婆速路返回蒙古。高丽和蒙古在这种微妙局面下，开始疏远起来。而著古与遇害一案，也就是在这种局面下生出的。

在东夏国背叛蒙古并企图拉拢高丽与其合谋的形势下，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冬季，依照蒙古皇太弟忒没哥窝真的命令，著古与再次出使高丽。这一次，他们再度从金国辽东行省官员微弱控制的婆速路过境，抵达高丽。十一月，著古与等十人抵达高丽的咸新镇，照例索要獭皮、绸缎等贡物。面对索贡要求，高丽照旧以次充好，只是冷淡地拿了些寻常绸布交给著古与一行人充数。转年春季，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正月二十二日，著古与一行人怏怏地从高丽西京平壤启程回国。渡过鸭绿江时，他们照例只拿着高丽进献的獭皮离去，把高丽以次充好送来做贡品的绸布等物全都扔在了野地里，以示不满。

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离开高丽后，重新步入金国辽东行省官员控制的婆速路，企图由此返回蒙古。然而，步入婆速路后，著古与一行人却再没有回到蒙古，对蒙古而言下落不明。蒙古怀疑是高丽谋害了著古与一行人，但并无证据。由于此时的蒙古正忙于与西夏、金国朝廷交战，蒙古统治者无暇追查此事，此事便暂且搁置了。但蒙古也从此与高丽断绝了信使往来。

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向此前使者著古与一行失踪的婆速路一带进军，在数年之间彻底击灭当地的金国辽东行省官员温迪罕葛不霭所部、占领婆速路，与高丽直接接壤。绍定四年（1231年）春季，蒙古的元太宗合罕皇帝派官差前往高丽，追查失踪使者著古与一行人的下落，并携带蒙古以“长生天”名义所作的“训言”去“省谕”高丽国王。不料，蒙古的追查官差竟在两国边境上遇袭，在山谷之间遭到高丽打扮的军民放箭袭击。蒙古由此断定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已经遇害，而且认定是高丽杀害了失踪的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并决定以此为借口出兵征讨高丽，兴师问罪。

绍定四年（1231年）秋季，蒙古派遣元帅权皇帝撒里打火里赤（撒礼塔火儿赤）大举攻打高丽，发起第一次蒙丽战争。蒙古大军派遣使者阿土（阿儿秃）等人给高丽国王送去文牒，在牒文中指责高丽杀害了失踪的蒙古使者著古与，谴责高丽军民射箭驱逐蒙古所派追查著古与失踪一事的官差，并逼迫高丽国王与权臣停止抗拒蒙古大军、重新像嘉定十一年（1218年）时那样向蒙古俯首称臣。

当年冬季，在蒙古大军兵临高丽国都开京后，高丽国王与权臣崔瑀只得求和，并就此前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遇害一事向元太宗上书申辩。高丽承认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已经遇害，但宣称此事是东夏国、金国等“邻寇”所为；同时，高丽声称，蒙古派来的追查官差之所以于今春在高丽边境遇袭，是因为高丽“边民”误把蒙古官差当作了乔装入侵的金国辽东行省官员温迪罕葛不霭部下人马。经过高丽的求和与交涉，蒙古这才暂缓追究使者著古与遇害一案，并在于高丽国内各地设置达鲁花赤后与高丽休战。

绍定五年（1232年）秋季，由于不堪蒙古压榨，高丽北界各地军民纷纷杀蒙古设置的达鲁花赤，高丽权臣崔瑀则携高丽国王逃奔江华岛，坚壁清野抵抗蒙古。正准备征伐东夏国王蒲鲜万奴的元太宗闻讯，再度派遣元帅撒里打火里赤进攻高丽，发起第二次蒙丽战争。元太宗勒令高丽国王与权臣投降，要求他们发兵帮助蒙古征伐东夏国，并重新就此前已暂时搁置的蒙古使者著古与遇害案责问高丽。

当年秋冬之际，高丽一面派人暗通东夏国、金国抵抗蒙古，一面向元太宗上交书状，再度就著古与遇害一案替自己申辩。高丽声称：

一、蒙古使者著古与遇害案完全与高丽无关，而是东夏国王蒲鲜万奴与婆速路的金国辽东行省官员设下的离间圈套。高丽所了解的事情经过如下：按照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高丽与蒙古、东夏订立的“万世和好”盟约，但凡蒙古、东夏使者到访高丽，必须经由东夏国境内而来。然而，嘉定十七年（1224年）蒙古使者著古与一行人那次出使，却没有经由东夏国境内前来高丽，而是从金国辽东行省官员控制的婆速路前来的。虽然著古与一行人违背了“万世和好”盟约，高丽却照旧殷勤接待。可自从著古与一行人于转年离开高丽启程返国后，蒙古就与高丽绝交了。高丽起初惊讶不解，久后才获悉，蒙古与自己绝交是因为著古与一行人已在回国途中遇害。而著古与一行人遇害的缘由，据高丽查访，其实是因为他们从婆速路返国的途中遭到了当地金国辽东行省官员发兵劫杀。此后，婆速路的金国辽东行省官员还曾与背叛蒙古的东夏国一起化妆成蒙古兵入侵高丽。他们的意图，是在高丽与蒙古之间挑拨离间；

二、蒙古所派追查著古与失踪一事的官差在高丽边境遇袭，也完全与高丽无关，同样是东夏国王蒲鲜万奴的离间阴谋。高丽所了解的事情经过如下：在蒙古官差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蒙丽战争前夕前往高丽边境追查著古与失踪一事之际，东夏国曾事先对蒙古官差谎称：“高丽已背叛你国，千万不要前去。”蒙古官差不听，依旧前往高丽边境追查，东夏国便事先派遣其麾下人士假扮高丽军民埋伏在高丽边境放箭袭击蒙古官差，并指示自己安插在蒙古官差身边的向导火上浇油地挑拨说：“高丽如此行径，显然已经背叛蒙古，请别再前去送死了。”蒙古官差便愤然返国。后来，高丽从东夏国叛逃人士王好非口中得知了此事详情。

在这份书状里，高丽自称自己直到第一次蒙丽战争时才知道自己因为蒙古使者著古与遇害案遭到了蒙古的怀疑，并声称自己在第一次蒙丽战争时便已查明此案是东夏国、金国的离间阴谋，而且蒙古当时也认可了高丽的这一说法，可现在蒙古居然再度为此案而兴师问罪，使得高丽再度陷入“代他人受诬”的境地，这才造成了蒙丽两国关系的再度破裂。同时，在这份书状以及随这份书状一起上交元太宗朝廷的“陈情表”里，高丽贵族们还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元太宗要求其协助蒙古征讨东夏国、离开江华岛归顺蒙古、普查国内民户并统一投降等命令，并就自己针对蒙古所做的其它一些敌对行为做了辩解。

对于高丽的申辩，元太宗完全不予采信。绍定六年（1233年）夏季，他下达诏书，斥责高丽在订立“万世和好”盟约后从未自发靠拢蒙古、在高丽边境放箭袭击蒙古官差、谋害蒙古使者著古与后胡乱推托给东夏国、国王与权臣崔瑀拒绝征讨东夏国并入朝蒙古、拒绝普查国内民户并统一投降等五大罪状。诏书中，蒙古就著古与遇害一案严厉质问高丽：如若此案果然是东夏国王蒲鲜万奴在陷害高丽，那么如今蒙古命令高丽征讨东夏国，高丽为何“逗遛不进”呢？在诏书最后，元太宗勒令高丽投降。但由于此时蒙古正忙于征讨东夏国、金国，外加在之后的几次蒙丽战争中蒙古由于高丽的坚壁清野策略而不断受挫，所以元太宗并没能让高丽彻底屈服。

随着蒙丽战争的进行，这个扑朔迷离的疑案在两家的各执一词之下渐渐冷却下来。高丽归降蒙古后的高丽官方史料，不再信誓旦旦把著古与遇害案归结为东夏国与金国辽东行省官员的阴谋，而是把著古与遇害一事模糊地表述为“中途为盗所杀”；蒙古官方史料虽然没有推翻著古与是被高丽谋害的这一假设，却也开始含糊地把著古与的遇害说成是“中途为贼所害”。

基于对著古与遇害案真凶的不同说法，当时的蒙古与高丽各界对于此案评判不一。

著古与遇害案在一开始时便引起了蒙古朝廷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在蒙古追查此案的官差在高丽边境上遇袭后，元太宗朝廷认为此案明显暴露了高丽对于蒙古的“背逆”野心。元太宗朝廷还将此案视为高丽在订立“万世和好”盟约后的五大罪状之一。

武人掌权下的高丽朝廷则认为此案导致了蒙古与自己绝交，使自己在蒙古面前陷入“代他人受诬”、“无以自明”的境地，“大乖从前和好之本意”，直接引得蒙古“无故加暴于”高丽。

基于对著古与遇害案真凶的不同认识，后世学者对于此案也评价不一。

比如，学者李秀莲认为，著古与遇害一案不排除是“东真国（即东夏国）嫁祸于人的阴谋”。李秀莲指出，“东真国自己与蒙古决裂‚ 需要与高丽联合抵抗蒙古”，所以其制造此类案件“破坏高丽与蒙古的关系是必然的”。

而韩国学者崔允精则认为，此案并非是东夏国为了离间高丽与蒙古的关系所为，而是高丽在得知东夏国已经同蒙古绝交后所为，用意是为了摆脱与蒙古订立的“万世和好”盟约束缚。“因为，此时东真（即东夏）已经复叛， 离间蒙丽关系所得到的利益不明显。反而， 对高丽来说， 利用这次绝好的机会能脱离蒙古与东真”，可见，此案是高丽方面“更巧妙地、主动地利用了时势”而制造的。崔允精同时认为，对蒙古来说， 著古与遇害案是“借以压迫高丽的有效手段之一， 又是侵攻高丽的合理借口”。崔允精指出，对蒙古而言，“谁杀死著古与并不重要。如果高丽积极协助蒙古伐东真的话， 高丽的辩解属实。但高丽不协助的话， 即使著古与事件与高丽无关， 蒙古也会把责任推给高丽”。

不论如何，所有学者都承认，著古与遇害案这一导火索，最终使得蒙古与高丽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订立的盟约瓦解，两家断绝了关系，并引发了之后的蒙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