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自古以来就是大县，在元朝时期为州，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又复为县，萍邑地接吴楚，水接潇湘，可谓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地方志作为一个地方社会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是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萍乡地方志是研究萍乡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萍乡纂修县志始于明代正德年间。明清时期萍乡共修志11次，其中明代修志4次，清代7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举人刘洪辟私修一次，但未记载民国时期史实。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萍乡县政府发起编修县志，成立了县文献委员会，由县人黄道腴负责，黄翥、江梦梅等人担任编修。
同治版《萍乡县志》是由锡荣 ，王明璠编写，也是清朝最后一部萍乡地方志。于同治11年(1872年)修纂而成。时任江西巡抚的晚清重臣、
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刘坤一是这部县志的总主纂，刘坤一当时下令“续修江西通志，檄所属郡邑具稿以上，即以所具稿各为新志”，所以应是当时江西修志工作的主要领导者，江西各地方的修志都是在刘坤一名下进行的。
而实际上这部县志是由萍乡知县锡荣、王明璠主修，其中锡荣是以前任萍乡知县的身份署名书中。锡荣为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九年(1859年)曾任萍乡知县，第二次任萍乡知县是十年后的同治八年(1869年)，锡荣在此时开始组织修纂《萍乡县志》。但由于在任时间短，县志修辑未竟，他的继任者王明璠在其离任之后接下了这项工作，并为这部县志作了序。
当时处于清朝末年，国门洞开，天下大乱，在修此志时，新任萍乡知县王明璠所处的环境比较恶劣，修志的条件也是相对苛刻的。他在序中写道：“下车甫帀月，遂有楚南会匪之警，匪起湘醴，间距萍仅数十里，侦报踵至，日夕数惊。”字里行间可见匪患之严重，修志之艰难。在“城郭不完，卒徒不具，糗粮对峙，戎器不修”的情况下，王明璠自是以武备为重而暂缓修志，而战乱平定之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地方政府也无法有力地组织修志工作，故此次修志能完成已实属不易，其体例内容自然都相对有限。
同治志共有十卷，分别为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卷三食货志，卷四学校志，卷五武备志，卷六艺文志，卷七沿革表，卷八职官表，卷九选举表，卷十列传。受当时的环境影响，此志侧重于忠贞节烈，有关烈女、忠义之事的记载大增，在反映社会状况的同时，也意在号召民众学习“同仇敌忾”“忠贞死节”的精神，以达到“乱而复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