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退化即草场植被衰退。主要表现为优良牧草种类减少，各类牧草质量变劣，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等。草场退化是土地退化的一种类型，是土地荒漠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草场退化是人为活动和不利自然因素导致的草场恶化，包括土壤物质损失和理化性质变劣，优良牧草的丧失和经济生产力下降。中国的草场退化主要是人为活动造成的，包括过放牧、滥垦和滥采等。

“天人一体”是草原民族的思维基础, 所以游牧时期草原价值的涵义应当从解析“天人一体”观出发。在游牧和狩猎生产方式上形成的草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 都体现出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思想和价值观,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不发达, 人们主要通过宗教体验与大自然、外部世界进行沟通, 因而草原并没有分化出天人对立的对象性。草原与天一体, 成为人类个体行为的调节者甚至主导者, 草原价值不仅涵盖草原经济产出, 更重要的是涵盖着游牧社会的文化与宗教价值, 草原的文化不断演化成为调节牧业生产顺应天时并节制牧民个体的过度追求产出的欲望, 而宗教则通过精神控制———如恐惧强化了文化对草原社会整体的影响。从草原宗教信仰看, 萨满教就是崇尚自然, 认为“万物有灵”。草原游牧民族不仅将人当做自然的一部分, 而且将自然当做敬奉的对象, 在萨满教看来, 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 包括草木皆有神灵, 如果随意破坏就是对神灵的不敬。在蒙古史上可以看到这种上升到自觉高度的生态观。牧民相信水是母亲的乳浆, 将清泉当做神明来朝拜, 不能朝水的方向小便;每当大雁、天鹅春来秋往时, 牧民就撒米撒奶, 像迎送儿女一样。这种纯洁到令人震撼的典故和传说, 在草原上代代相传, 经久不息。草原民族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游牧依赖水源、草场, 依附于自然, 并且将游牧所取得的直接产品 (如乳制品及肉类等) 作为生活的基本资料再度循环。游牧生活方式, 是在以自然为基础的条件下产生的, 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 取之于草原, 用之于草原。

清末政治腐败和战争赔款使得草原地区财政破产, 与此同时清政府采取开垦草原扩大农耕政策, 草原地区各级政府也开始出卖草地以获取高于放牧的收入, 禁止汉人过度流入草原的政策正式废止, 大量的汉民流入草原地区从事农耕业, 草地退化开始变得严峻。从土地价值角度看, 农民开垦、种植农地以获取农产品收入, 是一种兼顾人的努力与“天”的眷顾但更重视人的努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草牧业虽然也有牧民获取畜产品 (绒毛、皮肉、粪便) 的努力, 但其努力方向更主要在避开“天”的不利条件, 如干旱少雨则去游牧。同时农耕业对土地、水分和养分要求较高, 一旦一块土地水、肥条件下降, 继续耕作则不如开垦新的草地, 因而汉族移民最初开垦的草原在几年之后就被撂荒, 新的草地继续被开垦, 随着被撂荒的草地面积逐渐扩大, 草原退化不断加剧。由于草原生态自身的脆弱性, 开垦草原带来了草原土地长期的退化和沙化。这一时期农牧之争使社会摆脱了早期的草原文化与宗教对牧业生产单一强调, 也是王爷治理下提升扩大财政收入需求下的必然要求, 开垦草原从经济价值上看高于放牧, 因而出租、出售公共草原给汉民符合王爷乃至地方各级政府 (百夫长) 的利益。此外, 清政府的政治与经济破产也导致民不聊生, 大量贫苦汉民逃入关外导致牧区人口快速膨胀, 使得劳动密集的农耕业在草原地区大量兴起, 这些因素共同使得清末以来草原退化史无前例的扩大。

1947年之后, 中国草地经历了合作化运动与土地制度变革, 由于土地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及后来的土地承包制度变革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来源, 有必要分析土地价值观念的变迁。解放后, 采用了类似前苏联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并以一系列制度保障之, 与草原相关的基本制度包括草地公共所有集体利用、草地牧业产出 (牲畜和农业产出) 均归集体 (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所有, 并按劳动工分规则分配, 工分分配由于农业劳动监督成本过高最终导致平均分配[11], 因而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农牧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思想取代了初级的农牧业市场中的产品竞争。草原牧业中草场和牲畜产出均归属集体或国家所有, 理论上牧业对优良草场的竞争将大大下降, Tang[12]和Wen[13]通过对人民公社生产率的研究表明, 这一时期生产率低于人民公社之前。然而, 我们发现, 即便在人民公社时期, 对草场的竞争也存在, 这可以从大队与大队之间明确的草场划分 (通过土墙和栅栏分割) 以及人民公社之间经常关于土地 (包括草场) 发生争议看出。1959年前后, 牧区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开始了草原定居建设, 到1962年内蒙古全区定居牧户占总牧户的79%以上, 这意味着大范围的游牧生产结束, 取而代之的是土地 (包括草原) 边界清晰的公社 (乡) 、大队 (村) 、小队 (组) , 因而即便在人民公社时期草原也被视作放牧的资源和要素, 并得到充分的利用达到“靠天养畜”的极致。这一时期由于缺乏饲草料来源, 对草原的利用在牲畜饲养数量上还没有超出草原的承载力。人民公社时期的草原退化另有原因, 那时牧业人民公社和大队虽然以牧业为主, 却依然需要承担国家粮食生产任务, 更严重的问题是文革期间提出的“牧民不吃亏心粮”, 大量的优良牧场被开垦成为农田, 并在3~5年时间迅速退化为沙地。据2013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该市鄂托克旗划入“限制发展区”的木肯淖和苏米图苏木, 在解放前曾是水草丰美、物产丰富的区域, 解放后该区域成为该旗主要农垦地区之一, 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成为鄂托克旗沙化最严重的地区, 我们沿途驱车而过黄沙漫漫、难觅绿踪, 所有牧民都被“生态移民”到了临近的乌兰镇。解放后我国草原地区经历多次大规模开垦[1]:如1958~1960年内蒙古开垦草原67×104hm2, 青海开垦草原67×104hm2, 新疆开垦草原345×104hm2;1961~1965年黑龙江开垦草原89.3×104hm2;1966~1976年青海开垦草原1.2×104hm2。

受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影响,草原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劣化,导致生产力下降的现象或过程。草原退化活动主要包括：草原沙化、草原盐渍化以及草原污染等。草原退化的自然原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和水文动态变化,如降水减少、风沙活动加强、地表水和地下水减少等。

草原退化的人为因素主要包括超载放牧、采樵伐木、不合理开发利用草原资源和土地资源以及采矿、修路等工程活动。草原退化的主要危害是：产草量下降,特别是优质草大量减少,杂草等劣质草比例增加,牧畜供养量下降；与此同时,风沙及沙尘暴等灾害加剧,对更广大地区产生危害。防治草原退化的基本途径和措施是合理开发草原地区的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维持草畜平衡,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草原退化是全球性的环境生态问题之一。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草原生态系统普遍出现了草原退化现场，约有90%以上草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

导致草原退化的原因有自然的因素，如长期干旱，风蚀，水蚀，火灾，沙尘暴，鼠、虫害等。但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如过牧，滥垦，过伐等。由于长期的不合理利用甚至掠夺式利用，从草原不断带走大量的物质，得不到补偿，违背了生态系统中能量与物质平衡的基本原理，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失调和衰退，使草原的生态与生产力不断下降。

我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近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 1970年代, 我国草原退化率 (沙化、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比例)为15%, 1980年代中期达到30%以上, 已上升到57%左右。内蒙古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以每年1000多万亩的速度扩展, 退化率由1960年代的18%发展到1980年代的39%, 已达到73.5%。内蒙古草原现有退化面积6.42亿亩, 较1980年代的3.76亿亩增加了2.66亿亩;其中, 轻度退化面积扩大了0.2亿亩, 中度退化面积扩大了1.04亿亩, 重度退化面积扩大了1.42亿亩。由于开垦、沙漠化等原因, 内蒙古的草原面积1980年代较1960年代减少了10.4%, 约1.38亿亩, 又比1980年代减少了0.9亿亩, 约8%左右。

草原退化是草原生态系统在其演化过程中、在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结构特征与功能过程的恶化, 即植物、动物与微生物群落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总体恶化。退化草原的植物种类组成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从稳定的、功能较强的多层结构演化为欠稳定的、功能较弱的单层结构, 生物多样性降低, 植物群落的结构、高度、盖度以及外貌等明显劣化, 优质的、可饲的豆科、禾本科、菊科等牧草减少, 不可饲、劣质、有毒、有害的毛茛科、大戟科等植物滋生蔓延, 植物群落呈现小型化与矮化特征, 其高度与盖度大大降低, 内蒙古草原已发现有毒害植物50多种, 青海草原大量出现的毒草有20多种。有毒有害植物的蔓延, 不仅消耗土壤的养分和水分, 妨碍优良牧草的生长发育, 而且经常造成牲畜中毒甚至死亡, 给畜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轻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20~40%, 植被覆盖度减少20%;中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40~60%, 植被覆盖度减少20~50%;重度退化草场可食牧草产量减少60%以上, 植被覆盖度减少60%以上。重度退化草原植物群落平均高度仅相当于未退化草原植物群落平均高度的1/5左右。退化草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甚至丧失, 许多珍稀植物与名贵动物消失或大大减少, 如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的单花郁金香消失, 口蘑、黄花苜蓿等变得十分稀少;黄羊基本消失, 百灵鸟、猛禽也很少了。

与草原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共生的是草原的干旱、风沙、白灾、黑灾、鼠害、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加快, 且草原生态系统自发的抗逆机制等遭受破坏、抵御灾变的能力减弱。干旱缺水是草原与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子, 干旱成灾能使牧草在生长季枯萎, 产草量直线下降, 从而造成草食家畜的大批死亡或乏瘦。1999~2001年, 内蒙古草原牧区连续遭受旱灾, 使得草原“赤野千里、寸草不生”, 牲畜大量死亡, 草原畜牧业与牧区生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白灾或黑灾是由低温、风雪天气给草原牧区造成的灾难, 牲畜, 特别是基础母畜、良种畜、幼畜因灾大量死亡, 畜产品产量锐减。遇到白灾或黑灾, 牲畜的死亡率可上升到8~10%, 甚至可达到20~60%。内蒙古从战国末期到民国时期共发生白灾500多起, 损失牲畜累计有数亿头之多。1977年的特大雪灾, 锡林郭勒盟牲畜损失40~60%;2000年的特大雪灾加旱灾, 锡盟的牲畜损失率也达50%左右。由于草原退化和捕鼠天敌减少等原因, 我国草原鼠害发生的面积有增大的趋势;同时蝗虫、草原毛虫等对草原的危害也在加大。

草原生境不良, 生态功能下降, 沙漠、沙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 年均大风日数明显增加, 每遇大风天气, 风给沙势, 沙助风威, 往往就形成沙尘天气甚至沙尘暴, 对草原地域的人、草、畜以及京津和“三北”等地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有关资料表明, 我国的沙尘暴与沙尘天气很大部分源自草原退化沙化最严重的西北地区, 严重退化沙化的草原 (其实原来是草原) 已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内蒙古草原牧区沙尘暴与沙尘天气, 1950~1990年, 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 1991年以后几乎每年发生多次, 如1998年在40天内连续发生6次, 2000年发生13次。2001年, 我国发生了32次沙尘暴, 其中14次源起于内蒙古地区。退化沙化草原的地表虚土层因干旱与强风力的作用每年大约流失1厘米左右, 大量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也随之流失, 如锡林郭勒盟每年每公顷草原流失氮1.19公斤、磷0.22公斤, 近30年来, 该盟草原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一半, 严重制约着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发挥。

草原的第一性生产力及第二性生产力水平降低。全国草原产草量下降了30~60%, 每头家畜的产品产量也有明显降低;我国单位面积草原的畜产品产量不足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5%, 单位面积草原的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20、澳大利亚的1/10、荷兰的1/50。1980年代与1950年代相比, 我国北方草原牧区在纯放牧条件下, 平均每头牛的体重减轻25~50公斤, 平均每只羊的体重减少2.5~5公斤。青藏高寒草原产草量减少了30~50%, 牦牛、藏羊的活重也减少了30~50%。新疆草原产草量减少了30~50%。1980年代末期, 新疆37个牧业与半牧业县载畜能力为2261个羊单位，内蒙古草原产草量降低了40~70%。1950年代平均鲜草产量114.12公斤/亩, 1980年代平均鲜草产量70公斤/亩;1950年代内蒙古草原载畜能力为8700万个羊单位, 1980年代降到5800万个羊单位, 2002年降到3500万个羊单位。

草原的退化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①草群变矮，盖度、产量下降，这时的草地如果给予适当的利用或休歇，可望短期内恢复；②植被组成成分发生变化，劣质、低质杂草及毒草大量滋生，这时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可在较长时间内恢复；③生草土层完全破坏，这时植物成分和生境都发生了变化，难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