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886年。小说写的是一位名叫姚纳的车夫，一心想跟别人谈谈他才死不久的儿子，减轻一些内心的伤痛，可几次三番没有人听他的，结果他只好把满腹心事向他的小马诉说。

在俄国大都市彼得堡赶车的老车夫姚纳，身处社会底层，生活十分困苦，遭遇又很不幸，姚纳的妻子早已去世，新近又刚死了儿子，深沉的哀痛充塞着他的胸膛，急欲找一个人倾吐自己的悲伤。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坐他马车的客人或遇见的普通人诉说，不是遭到侮辱就是遭到拒绝。在车水马龙的彼得堡，在川流不息的人流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把话说完，姚纳最后只能向同自己相依为命的小母马去诉苦吐怨。

19世纪80年代，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期。70年代兴起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由于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最终失败了。进入80年代后，他们转而采取暗杀手段来推翻专制制度。虽然他们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便开始了更加残酷的血腥镇压，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和流放，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普遍的绝望情绪，丧失了以往的那种革命信念和斗争精神。窒息的政治空气也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充满了庸俗的市侩习气。

契诃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因此他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深有体会。19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了创作生涯，到写作《苦恼》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日益增强，民族倾向也更加鲜明。

19世纪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沙皇的专制统治使得当时社会中的人等级制度分明，人与人之间关系麻木冷漠。处在上层社会的人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处在下层的如马车夫姚纳·波塔波夫则生活困苦，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贫富差距十分明显。

姚纳

主人公姚纳并没有提出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任何要求。甚至，他对于自己长期沉浸在困苦中的感觉也早己迟钝近于“麻木”，他仅仅还保留着一颗慈爱的父心。因此在强忍着丧子之痛时，要求人们赐予一点最起码的怜悯，以便慢慢地驱散胸中的愁云惨雾，使他能够勉强地在这冷酷的人间度过余生。不料，姚纳所见到的人，一个个地泯灭了恻隐之心，同情他的居然是不通人言的小母马。

军人

作为社会上层权贵的军人，当听到姚纳说“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的时候，他回答，“哦—他是得什么病死的”，却又“闭上眼睛，分明不想再听了”军人知道自己应该在此时表现出同情心，所以问“他是得什么病死的”，很明显，这仅仅是礼节性的敷衍。

心灵隔膜

军官、夜游青年和年轻车夫对待姚纳的态度集中体现的是小人物之间的心灵隔膜问题。他们虽然和姚纳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小人物，但是他们对姚纳的心灵之门却是关闭的。正是这些和姚纳地位相同，身份相似的小人物在不经意间发出的对他人存在和需求的漠视信号，而酿成了同类的大苦恼、大悲伤。

造成姚纳苦恼的军官、夜游青年和年轻车夫这类小人物，是契诃夫笔下的匆忙过客和赶路的人，其特殊意义在于借“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来揭示人心的隔膜和现实的冷漠。小人物拒绝姚纳诉说苦恼的经历，意味深长，令人深思：人们都在忙碌着，“有谁可曾真正关心那些渴望关心的人，有时这种渴求的标准很低很低，只是给他一对耳朵，听他倾诉；给他一种目光，寄寓关切、同情和理解”“人们似乎都太忙碌了，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谁真正关心别人过得怎样，心情如何？”“即使朋友相见，也只是寒暄客套了事。在这种氛围背景下，自己的大苦恼，对他人来说也不值得一提。”心与心之间的隔膜造成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沟通，自己之于别人，别人之于自己，都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

自我异化

自我的异化以人性本身的异化为表征。在表现人类自我内部异化的时候，卢梭将文明人与自然人进行对比，认为当代社会中所谓的文明人是异化后的自然人。文明人与自然人不同，自然人贴近着自然本真的状态，享受着内在本性的自由。而文明人则更多地被社会各种规则所束缚，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被他人的看法所奴役，从而丧失了自己内在的独立性，习惯性地依附在他人对于自我的看法之中。这种文明人不是自足的个体，而是一个外展的自我，他们生存于自身之外，很少关注自我内部的感受，是一种外倾的个体，是一种丧失了主体独立性人格的所在。

主人公姚纳·波塔波夫正是这样一个背离自己自然本性状态、不断自我异化的一个“文明人”的代表。他受限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规则制度，不能将自身于束缚与奴役中抽离开来，而只能是无怨无悔地甘心忍受他人对自己的奴役，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并渴望通过他人的意见寻求自我的精神解脱。小说的开头一句“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表明了作为一个社会文明人，姚纳·波塔波夫缺乏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发生了自己儿子不幸死亡的事情之后，他苦于丧子之痛无法缓解，渴求着通过向别人诉说这一苦难的事实，让别人感受自己的伤痛，希冀别人能给自己以生存的安慰。这种对他人情感上的依附状态，正是卢梭日中的“人自我的异化”。处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无法摆脱他人的意见，渴望得到他人的注意与情感交流，并认为在与他人的倾听与交流中自我的意义才得到了证实，而这种情感上的依附也使得如姚纳·波塔波夫的一类人在发生了情感上的伤痛时不能正视自己的生存困境，不能反思造成灾难与不幸的缘由，不能在自我内部感觉的关照中得到精神的拯救，而是固步自封，企图通过对苦恼的讲述来获得他者的精神慰藉。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人的存在与其本性的疏离，但作为排解痛感的手段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下，听众的缺乏使得难以诉说的苦闷愈盛，姚纳·波塔波夫也在这种无法排解的情感压抑中失去了自我生存的激情，以至于“现在对他都一个样儿，只要有主儿就行……”老姚纳渴望从他人那里寻求有效的意见和些许的安慰，但是注定只能不断在困境中挣扎，难以超拔。

作品层次

《苦恼》的层次非常清楚，写了姚纳四次向他人倾诉，四次碰壁，最后只好走进马棚，对马诉说。契诃夫每写完一次姚纳的碰壁，接着便写他的苦恼，而每次碰壁后，他的苦恼就随之加深，在第二次碰壁后，加了一段抒情，在第四次碰壁后，写了姚纳想象中的第五次努力——向女性倾诉，整个故事看似平铺直叙，其实匠心独运。

姚纳遇到的四类人及对他们的称呼是军人（老爷）、三位年轻人（老爷）、仆人（老哥）、年轻车夫（老弟），这四类人的先后顺序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按照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姚纳在最后一次碰壁后，他在想象中向“娘儿们”倾诉，从排列顺序看，排在牲口（小马）的前面，可见当时俄罗斯妇女地位的低下。奇怪的是：当姚纳向军人和三位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倾诉时，这两类人虽不耐烦，却还敷衍一句:“他是害什么病死的？”“大家都要死的”，而当他去向仆人和年轻车夫诉说时，前者让他走开，后者一言不发倒头便睡。如果说，被姚纳称之为老爷的军人和三位年轻人，决不会花时间去听一个穷车夫的诉苦，这里存在社会地位的隔膜；而当姚纳去向和他同阶层的仆人和年轻车夫诉说时，他们竟连敷衍的话也懒得说，这的确发人深省。

语言风格

小说只有短短的4000多字，但是却内容丰富，这与作者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分不开的。首先作者用词简单、精确、凝练，在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等方面选用的词语朴实无华、又简洁精炼、寓意却又十分丰富；其次作者在选用句子方面，尤其是对话方面，短句多、不完全句多，句子结构简单、短小精悍，显示出了语言简洁的特点，再次作者在描写时还运用了一些修辞格，收到了简单、精炼、形象、生动的修辞效果、另外《苦恼》中还大量运用了省略号，这些省略号的运用也使语言含蓄、凝练，产生空灵之美。

契诃夫与其他一些俄国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极其精炼，毫无冗长和罗嗦之感。人物对话不仅符合特定环境下和场合里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且能恰当地映射出人物此时此景的内心活动。三个青年的对话显示出他们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纳挨了他们一巴掌还说：“嘻嘻！……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内心正转着这样的念头：他们有兴趣和他打着玩，大概也有兴趣听他谈谈儿子。同时，姚纳的对话也反映了他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急于倾诉内心愁苦的心情。这对刻画马车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描写手法

契科夫在《苦恼》中也采用了现实主义客观描写手法，他强调作者在创作中的客观态度，但丝毫不反对作品应有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是廉价的说教，不是硬塞给读者，而是把鲜明的倾向丝毫不露行迹地融入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述中，他认为倾向性是作者主观思想在作品中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这种流露越隐蔽越好。全文通篇没有作者主观的说教，但读者却从作者抑郁的描述中，看到人间的冷酷和世态炎凉。这正是契科夫“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就越有力”的现实主义的成功体现。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于冷如冰霜的社会的揭露，真实入木三分，令人叫绝。《苦恼》它强烈刺激着读者的不是别的，乃是惊人的真实及由此因此的深深思考。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苦恼》是）契诃夫最佳的短篇小说之一。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它是一部非常真实生动的作品。

英国女作家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出生于破产商人家庭，早年边做家庭教师，边求学。188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时代即开始以“契洪特”的笔名写作诙谐小品和幽默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质量参差不齐，瑕瑜互见，有逗趣取乐、投合时俗的平庸之作，也有暴露黑暗、针砭社会的佳作，如《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1886年后，他思想剧变，锐意反映人生，描摹世态，创作风格日趋成熟，写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如《凡卡》、《草原》、《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带小狗的女人》等。契诃夫的小说言简意赅，冷峻客观，独树一帜。他与莫泊桑,欧·亨利齐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影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契诃夫也写戏剧，名作有《三姊妹》和《樱桃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