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园》是契诃夫创作的戏剧作品。四幕喜剧《樱桃园》剧本写于1902年至1903年。该故事讲述的是加耶夫、郎涅夫斯卡雅兄妹被迫出卖祖传的樱桃园的故事。加耶夫和郎涅夫斯卡雅兄妹出身俄罗斯贵族家庭，继承一个祖传的樱桃园。加耶夫是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缺乏生活能力的“败家子”，由于不会经营，不久便欠下了大笔债务。郎涅夫斯卡雅从巴黎乔迁故居之后，依然贪慕虚荣，沉醉在享受之中。

女地主郎涅夫斯卡雅是樱桃园贵族之家的女主人，长年客居法国，突然有一天想到了樱桃园，于是举家回到了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由于郎涅夫斯卡雅长期沉醉在寄生虫式的生活中，贪慕虚荣，债台高筑，樱桃园即将面临被拍卖的命运。面临破产的她却依旧寻欢作乐，沉湎在幻想、空谈之中，不愿正视现实。从前曾做过郎涅夫斯卡雅的仆人、父亲是樱桃园庄园农奴的罗巴辛，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商人、企业主和暴发户，野心勃勃的他像一头“遇到什么就吞吃什么的肉的野兽”。

罗巴辛建议把树砍光，然后盖别墅出租，用这些钱付利息，樱桃园就可以保存下来。但郎涅夫斯卡雅和哥哥加耶夫却根本听不进去，他们想保住樱桃园，却没有任何主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愿沉浸在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中，从而使樱桃园最终难逃被卖掉的命运，买主竟是罗巴辛——昔日樱桃园农奴的儿子现在却成了这里的新主人。随着樱桃树一棵棵地倒下，每个人的“新生活”也即将开始了。失去了樱桃园的郎涅夫斯卡雅挥泪与樱桃园告别，去巴黎追求毫无价值的“爱情”，哥哥加耶夫去银行当职员，瓦里雅去给别人家当了管家，罗巴辛以樱桃园的新主人的身份在做着新的发财梦。

时代背景

19世纪中叶之后的俄罗斯，是一个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庞大帝国。欧洲大地已经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封建君主专制作为政治制度已然寿终正寝，近代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启蒙主义思想广泛传播。而这时的俄罗斯，仍然保有着沙皇专制制度，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俄罗斯有着苦难深重的历史和过往。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在俄罗斯大地上，生活依然沉重。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时常关注这种沉重、痛苦的内心感受在俄罗斯人心灵中的普遍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沙皇专制时代，正是俄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动荡时期，自由托尔斯泰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政治立场的思潮和学说均在此时粉墨登场。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思想流派，契诃夫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独立的态度，《樱桃园》正是其对此时的俄国社会所做出的最为敏锐的观察。

创作历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俄国革命前10年，蓬勃的革命运动给他以积极的影响，窒息沉闷的社会现实，使作者深刻地了解了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真相，从时代的气息中预感到大变动即将来临的动向。这时的戏剧界，状况也极其恶劣，国外的一些剧院已经堕落成“欧洲的妓院”，在俄国，停滞、庸俗的思想影响在戏剧界特别强烈，剧院里充斥着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低级戏剧。契诃夫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决心以自己的剧作来改变这种半死不活的沉闷局面。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人们渐渐意识到物质与金钱的重要价值，疯狂地占有物质，崇拜金钱。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业文明的进步，使传统中许多优美的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被抛弃。物质的高度发达使精神需求日益受到威胁，新的物质文明蚕食着旧的精神家园。

契诃夫头一次比较具体地说到该剧本，是在1903年2月5日写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书信里，他说的是有关美丽的樱桃园的意象：“通过窗子，可以看见鲜花盛开的樱桃园，一片白蒙蒙的花园。”

柳苞芙·郎涅夫斯卡雅

女主人公郎涅夫斯卡雅——麻木生活的资产阶级代表，地主身份，她是一个无所用心、只知吃喝玩乐的人把领地抵押了出去，靠押金来苟延残喘，最后因无钱支付利息，被迫卖掉领地。

郎涅夫斯卡雅轻浮放荡，爱上了一个油滑的流氓，和她在巴黎姘居，昏天昏地花完了她自己的祖传遗产。

郎涅夫斯卡雅又具有人类的共同感情，如爱好大自然，同情别人，对待自己的仆人态度宽厚。郎涅夫斯卡雅的自相矛盾的气质——她的真诚和矫揉造作，直率和过分敏感——在她的语言中反映出来。她的语言具有抒情色彩、有时还明显地充满感伤的情调。

罗巴辛

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罗巴辛，他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其祖上世代在樱桃园里充当农奴，而他也在不经意间被郎涅夫斯卡雅称为“小乡巴佬”。为了感激郎涅夫斯卡雅早年对他的恩情，罗巴辛提出一个挽救樱桃园的建议——把树砍光，将樱桃园建成别墅出租，用这些钱付利息，这样就可以摆脱困境了。他们对此置若罔闻，尽管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樱桃园最终难没有逃脱被卖掉的命运。而买主正是罗巴辛。罗巴辛接管了樱桃园之后，砍倒樱桃树。罗巴辛成了樱桃园的新主人，开始做他的发财梦。

主题思想之一：封建贵族阶级必然衰亡

俄罗斯社会生活中，1905年革命前夜的典型现象是：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消亡。剧中主人公加耶夫和郎涅夫斯卡雅（兄妹俩），正如当时许多贵族后裔一样，尽管他们的经济情况已经衰落不堪，却还在过着极其荒唐而糜烂的生活，任性地挥霍无度，以至于负债累累，不得不将所有的庄园和地产全都拍卖出去，他们是俄罗斯旧生活（农奴制度）的遗迹，“他们到了应该死亡的时候还不死，而且悲叹不已，他们是一些没有力量再适应生活的寄生者。

樱桃园的旧主人——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樱桃园具有复杂的感情——当他们回忆在樱桃园的童年时，曾发表过悲怆激昂的言辞，如没有樱桃园他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可到了真正失去樱桃园的时候，他们却既轻易又彻底地向这样的“不幸”妥协了，甚至由于“一切终于结束了”而感到满意。紧接着郎涅夫斯卡雅重新回到巴黎，用卖地得来的钱继续重返巴黎过回灯红酒绿、奢侈糜烂的所谓“上层”生活；加耶夫则对破产无动于衷，却为无所事事后一天未果腹而痛哭流涕。

庄园易手后新的所有者罗巴辛，是平民出身的富商。这个暴发户，早就想染指樱桃园了。不过，起初他利用父亲在加耶夫家当过农奴的关系把自己伪裁成庄园主的热心朋友，建议他们用分租地产给人盖别墅的办法去还债。这看来好像他是在替庄主寻找挽救命运的出路，其实却是他巧取豪夺的诡计。因为如果实行这个建议，庄园主势必耍委托给他经营，于是他既能避开拍卖场上的竞争者，又能以低于拍卖价格的钱数，零打碎敲地把地产蚕食到手。只是由于加耶夫拒绝这个建议，他才不得不到拍卖场去，花大资金把庄园抢到手。该文本中的特洛非莫夫强调，罗巴辛“正如一个遇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的猛兽一样，就物质的新陈代谢一样，是不可少的东西。”罗巴辛的那句“我的老朋友，你看看，谁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活着的人，咱们俄国有多少啊。”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些落魄贵族每天陶醉在自己所建构的“幸福中”。

郎涅夫斯卡雅的女儿安尼雅由于接近了从事革命活动的特洛非莫夫，受了他的思想影响，坚决离开家庭，出去参加了特洛菲莫夫的队伍。剧中关于特洛非莫夫的身份和安尼雅的去向，没有明说而只有暗示。比如，称特洛菲莫夫为“永久的大学生”，意即不停止革命活动就不得毕业，说他“被大学开除了两次”（流放）等。作家是迫于当时沙皇统治下极为严酷的检查制度，才以此种笔法来描写革命者的活动的。所以，安尼雅在樱桃园卖出后对母亲说的“咱们要开辟一座新的花园”，显然指的不是什么真“花园”，而是未来“新生的祖国”的象征。

契诃夫是把安尼雅的去向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描写的。安尼雅和她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演化，正标明了契诃夫赋予该部戏的思想内容：俄罗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赶快结束旧生活，建立新生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民迫切的革命愿望和行动在作者身上引起的反映，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感到“人民中间已有伟大的骚动，民众有多大的信心和力量。”

在该剧本里，契诃夫捕捉到了人类生活中最微妙的时刻：旧的生活结束了，然而新的生活还没有到来——所有的人都在挣扎、彷徨、猜测、焦虑，他以艺术家敏锐的直觉，倾听着每一个剧中人物的内心声音，倾听着那砍伐树木的“蠧蠧”声，倾听着来自天边那“仿佛琴弦崩断的声音”。契诃夫用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象征当时俄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揭示出封建贵族必将灭亡的趋势，并且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坚定信心。

主题思想之二：“美的理想”

《樱桃园》故事中的花园，是一座美丽的花园，五月的樱桃园开满了白色的花朵，长带子似的园径在月色下闪着银光，白色和浅紫色的房间撒满阳光，清新的空气，白头翁的歌声。然而拥有这座诗意庄园的主人们尽管不断地表白着他们对樱桃园的无比眷恋，却任由庸俗的金钱和现实一步步侵吞着这座花园，一边痛哭着，一边轻松地埋葬了这样的美。

注定消失的美

契诃夫在剧中塑造了两位既迷人又可厌的主人公——樱桃园的旧主人——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他们曾经哀伤温情地回忆过童年（对他们说来，童年就等于樱桃园）；他们曾经发表过悲怆激昂的言辞，说什么没有樱桃园，他们就活不下去，可是，等到真正失去了樱桃园的时候，他们却既轻易又彻底地向这样的“不幸”妥协了，甚至由于“一切都结束了”而感到满意。郎涅夫斯卡雅和加耶夫很想让自己扮演成一个悲剧人物，可是他们却没有扮演悲剧角色的勇气，也根本不知道悲剧角色应该体验怎样严肃、强烈的情感。

剧中还有一种代表着新生活的欢乐音调。在契诃夫看来，安尼雅这股清新而又充满活力的力量应该向往更广阔的天地，樱桃园很美丽，但无法满足如此年轻跳跃的心灵。安尼雅坚信“整个俄罗斯是我们的花园”，于是她永别了旧生活，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樱桃园，去追寻她心目中更美的大花园。安尼雅后来是否找到了那个更美的花园，契诃夫虽然抱有美好的理想却无法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抛弃樱桃园的安尼雅们最后是否会重新回头寻找最初的心灵家园，这只能是留给我们现代人的思考。而在当时，这样的樱桃园尽管美丽，无人欣赏也只能慢慢凋零。樱桃园的旧主人已经无法维持庄园原来的美丽。从樱桃园最后的命运来看，无论罗巴辛对于樱桃园的美有多么欣赏，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毁灭了美丽的樱桃园，将园内的树木悉尽砍去改建别墅。

剧本结束，万籁俱寂。划破静谧气氛的，是樱桃园深处斧子砍伐树木的砰砰声。在伐木声中，象征着旧园生命的老仆人费尔斯，“一动不动地躺在”舞台上。某种好像是生活的东西，人们亲眼看着它逐渐消逝和衰败下去，就像远处传来的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飘渺地”消失在天边。

美被毁灭的过程

美丽的樱桃园就这样地消失了。契诃夫认识到，现实是敌视美的，在不纯洁、不公正的生活里，美是偶然的，是可悲的多余的。“无辜被毁灭着的美”成了契诃夫戏剧作品中抒情性的基础和深刻的主题曲。在《樱桃园》中，主人公们已经感觉不到美被毁灭的沉重感了。整个舞台上到处是春天盛开的樱桃花，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庄园被拍卖的悲剧故事却被淡化，成为幕后的背景故事。正如剧中的主人公们，他们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庄园的拍卖是对他们过去生活的彻底否定，将完全改变各自的命运，唱歌的依然唱歌，跳舞的依然跳舞。他们被庸俗毁灭着，也同时毁灭着美，但他们却不再有丝毫的悲剧感，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如此严肃强烈的感情。这是“荒谬绝伦的事情呀，这是时代的错误呀。”樱桃园最后被商人罗巴辛改建成了别墅，宣告了诗意美彻底的毁灭。

在《樱桃园》中，没有枪声，没有自杀、没有决斗、甚至没有气愤，所有惊诧性的高潮都变成喑哑，有的只是断断续续、隐隐约约锯树的声音，就在这样的平淡中，美没有一丝的反抗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永恒的美

在《樱桃园》里，读者始终能感觉到契诃夫对于消逝的美的矛盾心理，幸福是可以预期的，但是笼罩在人们周身的，却总是莫名其妙的忧伤和刻骨的惆怅。作家既深深眷恋着过去单纯宁静的美，又无比向往着未来充满激情的美，因为两者的不可兼得，使整部作品蒙上了忧郁的色彩。契诃夫将他的这种矛盾心态投射在了商人罗巴辛这个特殊的形象上。罗巴辛具有新旧交替的双重身份：昨天的农民和今天的商人，而且还有着出乎意料的细腻感情。他并不仅仅是个资产阶级的利禄之徒，而是有着“纤细而柔软的指头，像艺术家的指头一样”，也有一个“敏锐而细腻的灵魂”。契诃夫是这样评价罗巴辛的：“要知道这不是庸俗意义上的商人，是一个中心角色，这是一个性格很柔和的人；的确罗巴辛是一个商人，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派人，他的举止应该是体面的、有文化修养的，并不卑鄙的，也不耍狡猾手段。”

在剧中，罗巴辛既扮演刽子手，又扮演牺牲品。同一个罗巴辛，他以利斧砍伐世上最美丽的樱桃园，同时又几乎是哭着说：“噢，这一切赶快给‘我’过去吧，我们这种荒谬不幸的生活赶快改变一下吧。”郎涅夫斯卡雅的世界和樱桃园的美丽始终在吸引着他，诱惑着他，所以在樱桃园的更替过程中，他不但为自己在生活里所做的事情感到尴尬，而且也为那整个丑陋不堪的生活感到羞愧。但是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在现实里的客观地位，在生活中的客观处境就是这样。他用他艺术家纤细的指头，做着毁坏美的事。与此同时，他对改造后的樱桃园则充满了信心，坚信他的“子子孙孙将在这儿看见新生活”。

罗巴辛的矛盾也是契诃夫的矛盾。契诃夫满怀着对人类深沉的爱的情感，满怀着对美的永恒追求，用细腻、敏感的笔触为人们描绘出旧生活落日晚霞的美丽，又对它微叹着抒发出对人类灿烂明天的幻想。契诃夫的叹息不是对旧生活的留恋，而是对那正在消逝的美的惋惜。就在《樱桃园》抒情诗意的背后，始终流露出契诃夫对文化失落的忧虑。他看不到出路，也不知道传统文化是否必须要经受“文明”这头野兽可怕的进攻，精神与物质是否真的不可兼得，在世纪交替之际，美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由此契诃夫在《樱桃园》中关于美的思考具备了超越自身时代的现代意义上的魅力。他天才地预见到了下一个世纪，人在社会变革的激荡中，在物质高度发达、精神需求日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类所遭遇的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在面对趋新还是怀旧的两难选择时，现代人的迷惘与无奈以及理智与情感的永恒冲突。

“好的剧作是为一切时代而写的”。契诃夫揭示的生活之迷依然在困绕着人们，时代变了，但大众丝毫没有比契诃夫作品中的人变得更聪明，反而原地徘徊在与他作品中的人物相似的生存困境中。许多停留于农业文明的社会都面临文明转型而带来的文化变革问题。传统中许多优美文化面对强调竞争和效率的工商业的冲击而被抛弃，或由精致变得粗糙。时代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人类不得不与一些旧的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人们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的拔地而起，同时也在每天目睹旧的却具有精神家园意味的“樱桃园”就地消失。《樱桃园》在人们心中勾起的正是这种面对新时代忧喜参半的复杂感情。在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发展主义的夹缠之中，契诃夫的樱桃园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的精神象征，诉说着现代人的理性、情感和良知，促使人们思考现代化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内涵。

含蓄、幽默的潜台词

契诃夫的戏剧偏重于抒情，情节的进展很平缓，表面看来戏中的对话和行动好像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但实际上它们却被一种内在的力量联系着，这就是“潜流”。“潜流”是剧中人物一系列的潜台词汇集而成的。“潜流”是生活底蕴藏，它往往是主人公所不知道，但却在说明着他的言行举止、生活处境、内心感受及他同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因此，契诃夫戏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感情远比他们在舞台上的言行要丰富得多。

《樱桃园》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抒情味，有时悲伤，有时激扬，有时又带有优美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抒情味首先表现在人物的台词上。在第一幕里，郎涅夫斯卡雅刚从国外回到家里，看到她儿时睡过的幼儿室，她无限感慨地赞叹道：“幼儿室啊。‘我’的亲爱的幼儿室、美丽的幼儿室啊。”过了一会儿又说：“这座亲爱的老柜橱啊。这张亲爱的小桌子啊。”几分钟后，一种对樱桃园的爱恋情感和对童年的回忆充盈着她，她又赞美起樱桃园了：“满园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樱桃园啊。你经过了凄迷的秋雨，经过了严寒的冬霜，现在你又年轻起来了，又充满幸福了。”这些语言，把郎涅夫斯卡雅内心里的那种微妙的思想感情活动充分而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喜剧因素

正剧与喜剧因素在《樱桃园》中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起，将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史以及贵族和其仆人们腐朽的生活方式完整展现在了观众面前。整部戏剧开始于女主人郎涅夫斯卡雅回到樱桃园，结束于樱桃园中的樱桃树被砍伐的声音结束。这背后隐藏着鲜明的喜剧因素。本文试从人物形象塑造与故事情节安排两个方面来论述本剧中的喜剧因素。

人物形象塑造

《樱桃园》中塑造了许多荒诞的形象——贵族和仆人都是一群“不成器的东西”。主人公郎涅夫斯卡雅与加耶夫“虽然很想让自己成为悲剧人物，然而他们却没有这份勇气，也完全不知道作为悲剧角色应该怎样去感受严肃的情感。”他们一直在回忆曾经美好的童年，就像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们对待樱桃园的方式和态度，乃至对待其他一切事物的方式和态度，都是孩子气的，就像郎涅夫斯卡雅所说的“‘我’小时候老睡在这儿，现在，‘我’也还像一个孩子。”他们不愿思考，生活中没有任何他们珍惜爱护的东西，即使是樱桃园。他们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没有了樱桃园他们就活不下去，可是却始终不愿面对现实。当樱桃园终于毁灭了，他们又像获得了解救，他们甚至对于“一切都结束了”的结局感到满意。更为可笑的是，仆人们竟然把这群荒唐的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在无限崇拜。主人们的话语和行为，都成为了这些仆人效仿的对象。

故事情节安排

从情节方面来看，《樱桃园》一直在避免过于强烈的戏剧冲突。买卖樱桃园贯穿整个戏剧始终，然而剧中的人物并没有任何针对樱桃园而的行动，读者只能看到他们在不断地回忆，同时不断地抱怨。剧作中弥漫着浓烈的诗意，在“买卖樱桃园”这个叙事线索之外有着很多看似“偏离”主题的生活化的内容。契诃夫早期创作戏剧中的人物还会追求美好，会抵抗庸俗，会对美好事物的毁灭感到绝望，会思索这一切背后的原因。然而在《樱桃园》中，主人公们已经完全不会对美好事物的毁灭感觉沉重了。

词语意象

樱桃园：是剧中主要的象征事物。樱桃园如同当时沙俄旧社会的缩影，随着新型资本主义的侵蚀，曾在俄罗斯大地上风光无限的贵族生活方式终究还是被时代所淘汰，留下的仅仅是它所承载的俄罗斯优秀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再者，樱桃园如同一面镜子，展现着俄罗斯当时的社会状态，又如同一把尺子，衡量着俄罗斯三种社会阶级对其态度的差异，清晰地展示着他们的人生态度；最后，樱桃园又如同伊甸园一样，是承载自然规律的恒定有机体，好似时间纽带，将过去和未来纳入生命永恒发展的轨道之中，是人类祖先与后代互相联系的神圣支柱。

樱桃园的形象，在剧本里起着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它象征着旧生活的诗意，那种月夜和窈窕的白色身影的诗意；这种诗意的日暮途穷的情景，异常尖锐地表现在短篇小说《在熟人家里》。虽然从过去的角度看来，这种诗意还保持着它自己的美丽，但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它已经堕落为闹剧，堕落为通俗喜剧了。贵族文化早已变得死气沉沉。清算过去，这就是该剧本的激动人心之处。贵族花园的美，是可怕的美，因为它是靠人民的汗水和眼泪滋养着的。花园的形象，就是祖国的形象。而祖国的主题，也正是樱桃园的内在的诗意的主题：在这个深刻的爱国主义的剧本里，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为止，始终渗透着契诃夫对祖国的强烈的温存热爱，贯串着他对祖国的关怀。

——叶尔米洛夫（苏联评论家）

樱桃园几乎是俄国文学象征中最复杂的象征，这象征转化为人们的心灵记忆，树象征着过去，因此，它也就象征着生活本身。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是会受伤害的；树木比人更加脆弱得多，更加需要支持和保护。想到树时，人们就有理由想一想自己的短促的一生，这短促的一生足够让人们毁灭和挖掉甚至一整片原始森林，但是这一生却不足以让人们培育出一个“新”的即使是远不能与以前有过的花园相比的花园。“樱桃园”这个词组的特点显然就在于，它在俄语中没有任何反面的意思；这在俄语词汇中从意义上说是绝对的正面极。而相反，“用斧头砍树”、“砍断树根”、“折断树枝”这些词组所表达的则是最大限度的不道德和鲁莽。在该剧本中，樱桃树绝不是一种布景，在这种布景的背景上剧中人物发议论，憧憬未来和讨价还价。不，樱桃园是大地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现，在大地上每一个新到来的日子永远都是从过去的一天中分出来的，就像幼芽是从老的树干和树根上发出来的一样。“樱桃园”被一种特别的感情所温暖、所笼罩——这就是过去的感情。

——格罗莫夫（俄罗斯学者）

在《樱桃园》故事里，人物间难有直接话语交流，彼此说出的是不同指向的话。该剧刻意表现交流的困难，意在扩大潜流的意义空间，以此削弱现实冲突，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樱桃园》冲突的淡化、抒情的营造正是为了消融悲剧情愫，以喜剧精神吟唱关于庄园的挽歌。

《樱桃园》揭示的真正主题和真实性的内容并不是某个社会的崩溃、瓦解或衰亡，确切地讲，是这些人物在时间长河中的衰亡，是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消亡，而这种消亡对整个历史来说才是真实的。

——董晓（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