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Sarah Allan)，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莱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95年夏始任美国达特默思学院教授。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颇多涉猎，她从哲学史出发而着重于哲学问题的探索。

1997年8月，艾兰在北京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知，在郭店楚简中有一部与今本《老子》很不一样的竹简本《老子》，而且郭店楚简很快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此艾兰开始筹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即“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1998年春，郭店楚简如期出版，研讨会于1998年5月22日至26日在达慕思大学举行。这是有关郭店楚简的第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哲学以及宗教等角度对郭店楚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艾兰的想法是从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的不同的学科，请来既有学问又熟悉出土材料的专家一起阅读这些在地下长眠二千余年的“新”文献，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会后艾兰主编了《<老子>国际研讨会纪要》，作为“古代中国研究专刊”在美国出版。此后，竹简也成为艾兰研究的一部分。

艾兰多次来华参加文史、考古以及古文字学的会议，提出有创见的论文或作演讲。

艾兰教授对先秦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均有涉猎，在文字器物与思想哲学两大领域收获颇丰。

艾兰博士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贡献，便是参预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未久，便引起一些外籍人士的兴趣，部分甲骨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前苏联、瑞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和朝鲜等12国共藏约26700片，约占甲骨收藏总数15万多片的18%。其中，收藏数量较多的是日、加、美、英四国，而前三国的甲骨已有拓本发表，唯英国付诸阙如。学者们研究英国所藏甲骨，依据的是《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5，上海，)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辞》(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9，纽约)两部摹本及以照片形式发表的亚士摩兰博物馆所藏三十四片中的八片。这两部摹本摹写失真，《金璋》中的甲骨文摹片又比原来稍有缩小，使学者难以将其与别的甲骨拼合。此外，二书尚有漏字、甲骨倒置、缺反面文字和骨臼文字等问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英国所藏甲骨未囊括其中。多年来，海外的甲骨研究一直以此为憾。

1982年始，艾兰博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李学勤、齐文心合作，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调察和施拓，拓集英国十一个公私单位所藏约3000片甲骨，经过辨伪，略去全伪和字迹不清的残片，选用甲骨凡2674片收入《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图版，下编为释文和附录，于1985年和1991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中，除了摹本中已发表过的1649片外，增加了1025片前此未曾发表过的新材料。据该书所附分期分类表看，这些甲骨有66%属于董作宾划分的第一期，这期甲骨是商朝占卜内容最为广泛的时期，价值也最大。《英国所藏甲骨集》的问世，为研究和澄清甲骨学和商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信而可征的新材料，其学术价值是显见的。

除了参加整理和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外，艾兰博士在甲骨研究上的另一贡献，便是采用新的技术和手段来鉴定甲骨。艾兰博士以摄影机加于显微镜上拍摄甲骨单字或局部，通过显微放大显示出了刻道的形态，弄清了用刀刻划的次数及笔划的先后，从而为真字和伪刻字的比较提供了更科学的手段，某些疑难问题由是得到重新检验和解决。

关于契刻的刻刀，关于卜辞与兆的时间先后，关于笔划的方向和顺序，关于刻手与贞人等，都可以通过显微照片得到解决。此外，通过显微照片还能就甲骨分期和书体的演变及伪刻等问题提供确凿的根据。当然，艾兰博士经由甲骨显微照片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尚不全是定论，还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然而，她这种显微放大的方法无疑是甲骨研究中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突破。

除了在甲骨学方面的贡献外，艾兰对中国青铜器也颇有研究，她曾同李学勤合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在该书“附论”中，艾兰就西方汉学界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回述，且论列得失，多所获得。

艾兰教授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是以对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的通盘了解和独特审视作为其理论的铺垫，提出的一些结论往往使人感到新颖且厚实。

1992年,当时就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 SOAS) 的艾兰( Sarah Allan) 博士主编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国商周青铜器最新成果的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 其中艾兰本人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一文, 对20世纪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程作了系统回顾与展望，揭示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基本历史和趋势。

竹简

《太一·水·郭店<老子>》论文中，艾兰认为，在《太一生水》的宇宙论中，道作为以水为原型的抽象概念，被名作太一。太一是北极星与北极星之神，是一个作为水之来源的宇宙现象，而水则是此后万物的本源。《太一生水》篇之“太一”乃是“道”的别名，是作为宇宙中心的北极，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道的哲学概念即植根于从自然之源中源源不断流出的水的隐喻。艾兰的论文正是利用西方学术界关于“喻象学(metaphorology)”的最新理论，进一步对中国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维和隐喻应用作出分析。阴阳五行说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亦体现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中存在大量以自然物为比喻和形象化的描述，许多抽象的概念往往是跟特定的具体形象和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艾兰对水、植物这类自然现象与哲学里的道、无为、天命、本性等概念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一组与阴阳五行相关的自然“喻象(metaphor)”在阴阳五行说之外的哲学含义。她还观察到中英文在对译某些哲学名词时的困难反映了中西思维的一些本质区别。

《世袭与禅让》原是艾兰教授的博士论文。1970年开始写作该文，1974年交付加州伯克利大学。1981年，该文稍做修改后出版。写作本书的想法最初源于她的分析有关周初太公望的传说的硕士论文。在那项研究中她发现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哲学著作中，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常常作为同一主题的例证被加以讨论，例如：开国君王的相，周代的太公望和商代的伊尹常被组合在一起；又如：夏末代王桀和商末代王纣。这些人物又有可能同与其相对的人物进行比较，例如：太公望与周灭商后拒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相比照，或者桀和纣同汤和文王相比照。因此，她决定对有关从尧到舜直到周初的统治权转换的传说人物进行综合性研究，依据早期文献来确定不同人物之间的概念性关系。她出色地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把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当作一种观念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历史来作全新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深层结构，显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代西方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一种涉诸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认为，结构由许多成分组成，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主义又把结构区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前者指现象内部的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认识，后者指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的感觉便可知道。结构主义者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深层结构。简言之，“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的影响看作象X射线，透过表面上独立存在的具体客体，透过以要素为中心的世界去探究关系的世界。”

在《世袭与禅让》中，艾兰指出，中国古史的记录方法随着哲学观点的改变而规律性地改变着，上古帝王“尧”跟“舜”之间的关系有禅让、篡位或简单地只是众望所归，这全因作者不同而有异。而且，历史传说的功能跟神话的功能一样，都是为了调解一种固有的社会冲突。在围绕着权力交替的那些传说来看，里面总是贯穿以世袭还是以德性来治理天下，为一人之家还是为更大的社会集团这种典型的冲突。这里所谓“德性”，基本上反映了较大的共同体或国家的要求，其有时与一己之家或血缘组织的利益相冲突。而“世袭”则是为了维护家庭或血缘组织彼此区别的社会所固有，但对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而言则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上定居的农业社会，由于复杂的血缘组织系统与君主世袭而官吏不世袭的政治组织共存，这种对立就异常重要了。世袭与德性是中国古代王朝传说的主题。这里，艾兰博士揭示了古代作者是如何把一个传说跟一个时代挂钩，及又是怎样去复述另一个时代的传说。《世袭与禅让》是借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远古传说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该书中，作者所关注的并非神话传说的历史发展或历史真实性，即古代文献中的历史是真抑或是伪，而是早期作者如何运用“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她的主要依据不是大篇幅的、具体的神话描写，而是那些哲学家总结其要义的简短句子。这样，她得以在古代作者自己所描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建构传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系。

本书共七章，作者在第一章里，提出问题，展开理论探讨。第二章至第五章，对围绕权力转换关键时期的五套传说系列分别进行讨论，并且用图表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①从尧到舜的权力转换；②从舜到禹的权力转换；③启的继位和第一个世袭王朝——夏的建立；④商王朝的建立；⑤周朝的建立。第六章讨论的是哲学文献——《墨子》、《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和《庄子》，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来判断是否在这些历史记述中暗含着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相一致的转换模式。第七章仅对中国后期神话传说的重要性进行简要探讨。所讨论的主题和要点，虽然在汉代和汉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仍然显现出与以前大体相似的情况，继续对中国历史、历史编纂工作和历史题材的小说产生着影响。

《龟之谜: 中国早期的神话、艺术与宇宙》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作为欧美汉学家之一，艾兰博士的理论功底是很深厚的。她在《龟之谜》中对神话学理论的应用颇具匠心。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要理解中国古代神话思想，不能只看单个的、孤立的神话故事，而必须看神话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宗教思想的整个体系；在研究神话的同时，也研究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内容。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这种广义的结构主义思想贯串全书。神话、艺术、祭祀、占卜，还有宇宙观都是神话社会里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的各个部分，它们都生自一个相同的宗教结构。比如，她认为“十日”神话的原型表明商代人把自己与太阳、火联系在一起。那么，根据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商代人心目中的“夏人”，自然就与月亮、水相联系。这样，作者就较合理地解释了神话中夏朝发洪水、商朝来旱灾这些现象，同时也较圆满地解释了夏朝灭亡前“十日并出”的含义——商即将诞生。作者使用结构主义，但并不盲从。她只是把结构主义当作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或许隐藏着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作者在使用结构主义的同时，也采纳了各家之说来加强对于材料的理解和阐释。结构主义神话学以及欧美其他各种神话学理论都自有其学术价值，拿来应用于中国神话研究也是理所当然。

艾兰对于理论和材料是一视同仁的。她批评那些根据欧美常用的神话概念来判定中国无神话的观点，但她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宣称中国自有另一种特殊的神话。作者十分稳妥地去寻找一个更具普适性的神话定义，她说：“……对自然现实的违背和突破是神话的基本特征，它标明这些故事是神圣的非尘世的。”这当然不是为了照顾中国神话的特殊性而强行修改神话的一般定义，这是利用中国神话资料来重新认识神话，从而增进了对于神话这一人类普遍拥有的精神创造的认识深度。对材料的运用，促进了对理论的理解。

艾兰提出了一个关于神话及其神话思维的宽泛理论: 她认为神话中的形象其存在意义在于打破自然现实的界限, 这并非因为早期人类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的界限, 而是因为早期人类故意想要制造出一个存在于正常逻辑之外的形象, 这个形象比世俗的东西更可怕, 因为它拥有超出自然法则的神力。

对神话的研究，中国和西方各有不同的重点。正如艾兰所说，对西方哲学家来说“神话的问题”是一个阐释神话的意思，解释创造神话这一现象的问题；对汉学家来说，“神话的问题”是一个发现神话去阐释，说明为什么神话会缺少的问题。因为，创造神话的能力一般都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尽管这种观念并没有被有效地证明过。艾兰博士将中国古代文献中神话的缺少归因于中国宗教的本质，由于在中国，神、祖先和鬼魂三者均被认为是死者的亡灵，也就是说，神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象西方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圣俗区别极为严格的超自然的世界。中国的神灵主要与那些给他们提供祭品的人有关系，很少有人去考虑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相互的作用，因此，“神圣的叙述”（sacred narratives）极少，代之而起的只是一些关于诸神曾经是人的时候的生平故事而已。

艾兰博士经由对商代的考古材料、古文字和后代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的分析，创见性地指出，商代神话性思想的共同母题是对立组合规律。具体言之，在商人思想中，商人祖先和鸟、太阳、数目十、黑色、扶桑、天空、上界、东方、火这一连串因素，与月亮、龙和生物、数目十二、若木、黄色、地泉、水、下界、西方这些因素相对应。日历按十干十二支相配来定；占卜的命辞也是由肯定式否定式对等记录

在《龟之谜》中，艾兰探索了商代宗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其主要使用了三个方面的材料：考古发现、当时的铭刻和后来的文献。她认为，考古文物是那个时代思想的物质产物，例如墓制、随葬礼器及其纹饰都反映出一定的思想情况。甲骨文提供了另一种当时的证据，它们是研究那个时代宗教思想的丰富材料，它们的基本主题是祭祀和占卜的陈述。可是它们虽然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商代的宗教思想，但因为是专门的占卜记录，没有更多的讲解叙述，于是仍得参照后来的文献。这些文献之所以有用，不仅是由于它们记录了后来传统中的商代情况，它们本身还反映了从商代发展而来的思想体系。

关于商代的思想，艾兰认为仍然是“神话性”的，意即商人的思维还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因为有意识性的分析需伴随着文献化的传统而成长起来。

艾兰进一步指出，商人的对应性思维和原始分类不仅是用于理解和组织自然及人类社会的方法，也是一种控制宇宙的手段。后来对应性思维原则系统化为外露的科学体系，于是，商代神话思想中水、火、日、月等基本因素的对应后来发展成了“阴阳”论中的基本宇宙力量；大地亚形、具有神秘力量的数字“五”引出了后来的“五行”说。

艾兰博士从中国先秦文献和考古材料出发，去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中固有的无比丰富的相关思维的内容。透过商代神话与思想的诡谲杂乱的表层形态而揭示出具有规律性的深层结构，并为后代思想的演变发展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原生意义上的说明。

《水之道与德之端》

《水之道与德之端》(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Root metaphor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是艾兰博士最新的一部专著，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本书是对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本喻的探讨。它既是对中国早期哲学观念的解读，又是对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考察。本书所讨论的哲学文本，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即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其中包括《论语》、《老子》（《道德经》）、《孟子》、《庄子》和《荀子》。

本书的主旨在于指出，由于中国早期哲人认定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原则，所以，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最有意义的概念都以源于自然界的本喻（root metaphor）为模型。因此，例如，“道”这个概念尽管抽象，但它也是以水的隐喻为原型的。“道”的最初意象是指以泉为源的河流。由此意象进一步拓展，尤其在道家文献中被扩展为无形无象的水自身，由坚冰到蒸汽的各种形态。

作者吸收了当代西方哲学关于“隐喻”(metaphor)的理论，并选择哲学观念与自然现象尤其是水的关系为研究中国早期哲学的一个切入点。所谓“隐喻”，一般指出于文体、修辞及教诲目的而使用的经过省略的明喻，其可以用一段直白的语言加以转述而不失其认识内容。当代西方哲学的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不是用来表述已经形成的思想内容而属于语言修辞领域，其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力量，对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一种引导性的作用。而且，隐喻的来源不同，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种文化的样态或特质。艾兰教授认为，古代中国直接向自然界寻求对宇宙和人性的理解。因此，自然界给中国早期哲学思想提供了基本隐喻。由于中国早期哲学家认定有一个共同原则孕含于自然与人世之中，所以他们确信，通过探索支配自然的原则，便能了解人性。这个自然界是农业社会的自然，水与植物便成了早期中国人理解宇宙的最为重要的基本隐喻。接着她便从隐喻理论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思想中的道、无为、天命、万物、自然、人性等概念范畴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

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