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如土地和水)和环境服务(如水循环)。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如水资源、矿物、木材等，还包括森林、草原、沼泽等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时再次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掘绿水青山的价值，正是未来新经济和自然资本所倡导的目标和宗旨。而自然资本是中国未来新的增长动力之一。自然资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未来的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将使中国经济重获生机。

传统经济学以自然资源无限供给作为条件。自然资本的稀缺性将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产出，如中国越来越多的沿海地区，由于土地、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就会增加社会总产出。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协同推进。自然资本的提出，对于解决这个难点提供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未来中国无疑需要继续发展，而前提是仍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投资自然资本是寻找新的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投资领域，是符合中国转型发展的方向的。

一方面，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反向的，金融资本的扩张导致自然资本的收缩。要改变这一现状，把反向的发展变成共耦、同向的，互惠互利的发展，就改变传统发展模式，重视对自然资本的投资。

另一方面，投资自然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又有非经济的作用。其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口所谓源（source）的地方，增加自然资本的资源供给能力，包括水、地、能、材等自然资源。二是提高经济社会系统出口所谓汇（sink）的环境调节功能，以及提高作为人类社会背景的生态支持功能和文化愉悦功能。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可以感觉到，自然资本的存量越大，经济的安全系数、发展前景就越大。从国际上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联合国倡导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就是要采取投资自然资本的方法进行经济复苏，通过绿色的凯恩斯新政，引导世界进入绿色增长新模式。但这在目前主流的经济学中还严重关注不足。

投资自然资本包括传统的环境治理，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环境治理。环境治理是被动的“烧钱”的事情，主要解决经济增长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而投资自然资本是主动的具有经济收益的事情，要利用自然资本的正外部性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在给GDP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增加区域发展的整合资本总量 。

如果将自然资源看作一种资本，首先需建立一套体系，摸清自然资源的家底、判断自然资源的价值。在2014年2月的未来新经济峰会上，我国首个地级市—三亚市自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成果得以发布。三亚自然资源价值约为2000多亿元，为该市2014年GDP的5倍以上。

据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环境政策专业副主任施涵教授介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把三亚可投资的自然资源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济增长、自然资本负增长项目,如一些破坏自然环境的房地产项目；第二类是经济与自然资本协同增长项目，如三亚的南山景区项目；第三类是自然资本增长较大，但经济增长小,如饮用水保护项目等。

三亚市副市长李柏青在发言中表示，通过全方位调研论证而编制的三亚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本身就是对三亚自然环境做了一次深刻全面的体检，对防范城市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挖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潜能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自然资本未来新经济上海宣言》发表

为推动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携手合作，德稻环保金融研究院（IGI）联合多位顶级专家发表了《自然资本未来新经济上海宣言》，呼吁各地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设计包含自然资本的未来新经济体系。重点选择自然资本稀缺并且制约经济增长的地区和部门，通过编制和发布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引导金融资本投资于关键的自然资本。

“以往，大家都认为自然资本是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政府拥有经营，希望政府掏钱来购买投资自然资本的回报，其实政府的钱来自老百姓。”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说，“经济总是通过消耗自然而增长的，这个消耗有没有红线？自然资本哪些部分是可以市场化的？哪些部分是要坚守的?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政府要坚守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作为市场交易的?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他认为，《自然资本未来新经济上海宣言》为推动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携手合作，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构建有投资价值的自然资本新经济体系，提出了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的行动框架和基本主张，对发展中国经济新常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自然资本新经济或绿色经济，包括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自然资本两个方面，中国通过生态文明，需要在五个发展领域提高资源生产率和投资于自然资本：

第一个领域是新型城镇化：现在搞新型城市化，重视自然资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一方面，要提高水、地、能、材等资源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投资自然资本或绿色基础设施。从空间上说，中国城市化的自然资本思考要有三个维度。宏观层面，中国城市化大部分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因此有整个国土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中观层面，中国城市化主要采取大中小城市集群发展的城市—区域模式，因此有区域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

微观层面，中国城市化要注意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因此有城市意义的自然资本投资问题。特别是对于东部沿海经济增长快、环境破坏大的城市，投资自然资本是要扭转经济增长牺牲生态环境的状况；对于中西部经济增长慢、环境有优势的城市，投资自然是要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的问题。总体上，中国新型城市化的目标，是要使得低经济增长、高自然资本和高经济增长、低自然资本的两类不同地区，最终都能够进入高经济水平、高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第二个领域是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把原来物质消耗的单向流程变成一个循环流程，既然自然资本那么稀缺，能不能从进口到出口，到当中全部变成一个有回路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变革意义的战略思考。它包括用环境优化的材料替代环境不友好的材料，提高物质的资源生产率等。“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把循环经济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成立了一个有关循环经济的全球议程理事会，也在组织全球专家研究中国的做法、政策和案例。

第三个领域是低碳发展：新能源替代传统的碳基能源，从某种角度讲是投资自然资本；而提高工业、交通、建筑三个部门的能源效率，即提高能源生产率和提高碳生产率。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人的消费模式走向绿色：随着资源环境恶化等自然资本供给能力降低，老百姓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在增加；随着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老百姓对绿色消费的支付能力也在增加。

第五个领域是投资自然资本要求治理能力变革：投资自然资本要研究和推进PPP模式，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和社会联盟（public-private-people），这不是简单地去重复政府管制或者市场机制的单一道路，而是有关自然资本的政府、企业、社会合作即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自然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未来中国也将形成一种“双增长模式”，强调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的协同发展。增加对自然资本的投入，对环境的治理与修复，充分发挥自然资本投资对GDP和社会福祉的推动作用。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最终实现自然资本与GDP的双增长。

但是，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本都值得投资。在自然资本核算的基础上，德稻环保金融研究院（IGI）尝试使用价值矩阵的分析方法，找到对各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最具敏感性，对GDP促进作用大，边际效应高的关键自然资本，并以此作为优先投资对象，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环境等整体潜力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