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墓志铭》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为自己所写的一篇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作者用近乎游戏的笔墨，以自嘲戏谑的口吻，写出心中的痛楚与伤痕。文中历数自己有“七不可解”，此外又有“八可称”“八不成”“六呼之”，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自嘲自蔑之辞，作者表面的自暴自弃之下，是一颗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张岱少有才情，经常得到先辈夸赞，自己本来也有建功立业的雄心，但随着家国的破亡，一切雄心壮志都付诸东流水。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失去了意义，生死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自然对死亡也就无须讳言，作者的达观中包含有深深的无奈。全文文笔自然，语言真挚。

自为墓志铭

蜀人张岱1，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2，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3，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4，好鼓吹5，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6，书蠹诗魔7，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8，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9，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10，如此则贫富舛矣11，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12，如此则尊卑溷矣13，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14，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争利夺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蒲15，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16，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17，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18，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19。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20，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21，母曰陶宜人22。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23，藏生牛黄丸24，盈数簏，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25，食尽之而厥疾始廖26。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27，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28，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29，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30，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31，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32，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33，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34，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35：“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36，冢近要离37，余故有取于项里也38。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铭曰：

穷石崇，斗金谷。盲卞和39，献荆玉。老廉颇40，战涿鹿。赝龙门41，开史局。馋东坡42，饿孤竹43。五羖大夫44，焉能自鬻45？空学陶潜，枉希梅福46。必也寻三外野人47，方晓我之衷曲。

张岱是四川人，号陶庵。年少时是个纨绔子弟，十分热爱繁华之地，喜好漂亮房子、美婢女、美男子、鲜艳衣饰、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戏曲、鼓乐吹弹、古董、花鸟，并且浸淫饮茶下棋，沉湎诗书，半生劳碌，都成了梦幻泡影。到他五十岁时，国破家亡，只好逃避到山中隐居。所剩下的只有破碎的卧床和案几，折损的铜鼎和古琴，以及数卷残破的书籍，残缺的一块砚台而已。张岱穿着麻布衣衫，吃着粗粝的饭食，还常常因为贫穷以至于没柴没米无法做饭。回首二十年前，真是恍如隔世啊。

我常常自己评价自己，自身有七个疑惑不可理解：从前都是平民向上而比于公侯，而今我以世家弟子之身而向下等同于乞丐，这样贵贱紊乱了，是不可理解之一；家产虽然比不上普通人，却念想着富比石崇，这世间有很多发家的捷径，然而我偏偏要像於陵仲子那样隐居，这样贫富错乱了，是不可理解之二；让书生到战场上打仗，反而让将军来写文章，这样文武也错乱了，是不可理解之三；即使陪同玉皇大帝也不谄媚，陪伴悲田院的乞丐也不会傲慢，这样便混沌了尊卑，是不可理解之四；软弱的时候，被别人唾在脸上，不去擦拭，愿意让它自己干掉，刚强的时候能单枪匹马奔赴敌营，这样宽厚与刚猛相违背，是不可理解之五；争名夺利的时候，甘愿居于他人之后，看热闹、做游戏的时候，愿意让别人在先，这样则轻重缓急错误，是不可理解之六；赌博下棋时，常常不知胜负，喝茶尝水时却能明辨出来自渑水还是淄水，这样聪明与愚蠢交杂，是不可理解之七。这样七个不可理解，自己尚且不能明白，怎么能奢望别人懂得呢？所以，说自己是富贵人也可以，是贫贱人也可以；说自己是聪明人也可以，是愚蠢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是刚正不屈的人也可以，是柔弱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是急躁的人也可以，是懒散的人也可以。我这一生，学读书，学剑法，学节操义行，学撰写文章，学神仙方术，学佛法，学农耕，学园林之术都不成功。就任世人管我叫“败子、废物、顽劣之民、愚秀才、瞌睡汉、死老魅”吧。

起初，我字宗子，那时被人们叫作石公，随即便改字为石公。我喜好著书，所著作品有《石匮书》《张氏家谱》《古今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流行于世。我生于万历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是鲁藩王国相大涤翁的嫡子，母亲叫陶宜人。我小时患有痰疾，被外祖母马太夫人养了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在两广做官，有藏地出产的牛黄丸，装满了数只竹箱，从我儿童时直到十六岁，全部吃光后才彻底治愈。六岁时，祖父雨若翁带我到杭州，遇到了陈眉公先生。他跨坐在鹿背上，来钱塘游玩。他对祖父说：“听说您的孙子善于对对联，我要当面试一试。”他指着屏风上的《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我回应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跳起来说：“怎么如此灵慧机敏！真是我的小友啊。”他进望着我能成就千秋之业，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事无成啊。

甲申年以后，我活得闲散慵懒，神志恍惚，既不能寻死，又不能维系生活，白发盘绕，尚在人世苟延残喘。恐怕我将来有一天比朝露走得还快，与草木一同腐烂，因而想到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都自己作了墓志铭，我于是也仿效他们这样做了。刚刚构思时，觉得为人与文章都不够好，于是再三停笔。即便如此，只是说一下我的癖好，也是可以流传下来的。我曾在项王里的鸡头山营造墓穴，我的友人李研斋在墓穴上题字写道：“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是志趣高洁的名士，他的坟墓在要离坟墓的附近，因此我在项王里选择了坟墓。明年，我已经要七十岁了，去世与安葬的时日还不知道，因此就不写了。

墓志铭上写：和别人斗富，石崇也有穷困之时。不辨事物的卞和，向楚王献出了荆玉。年老的廉颇，在涿鹿对战秦军。假托龙门司马迁之名，开设史局。东坡先生馋嘴好吃的情趣，也可以像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五羖大夫百里奚，怎么能自卖才华？只好空乏地学习陶渊明，徒然地仰慕梅福。也只有像三外野人郑思肖那样的人，才能知晓我心中的隐秘吧。

人生七十古来稀，张岱已经活到六十九岁，在古代也算高寿了，他对人寿已没有更多奢望。尤其令他欣慰的是，《石匮书》这部先人遗命所托、自己性命所寄的巨著终于完成了，其他许多著作也已问世，可谓著作等身。再有，他经历了国破家亡、大起大落的剧变，总算苦熬过来，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都使他感到十分欣慰。但是，卓著成就的取得、高风亮节的铸就，又饱含许多辛酸和血泪，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也包括世人的不理解以及非难、笑骂等等，这又使他感到悲愤和寂寞。但是张岱的骨头铮硬，性格很豁达，对自己所选择道路所持大节并无悔恨，“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便是对种种非议和笑骂的回答。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张岱写了《自为墓志铭》，给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鉴定”。

文章首段写二十年间，张岱从“纨绔子弟”变为穷光蛋，“布衣蔬食，常至断炊”。他十分坦直，说自己喜欢繁华的场所、漂亮的房子、美丽的婢女、姣美的书童；爱穿华丽的衣裳、爱吃美食；爱骑骏马、爱华丽灯饰、爱看烟火；爱梨园生活、爱敲锣打鼓、爱好古董、爱种花养鸟。经常以喝茶吃橘来打发日子，还沉湎于诗书之中。这些常人向往的豪华生活，张岱年轻时都享受了。“避迹山居”，是张岱在甲申鼎革后的无奈之举。如此巨大的落差，与张氏家族曾是绍兴显宦相关。曾祖父张元忭中过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翰林侍读。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任兵部主事，后历任山东、贵州、广西副使。父亲张耀芳沉溺帖括四十余年，屡试不中，后为山东鲁王长史。张岱幼时与祖父一起生活过，家中置有戏班，有武陵班、吴郡班等，多达六个。崇祯二年，张岱出游途经镇江金山寺，一时兴致，令随从在大殿上“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填”（《陶庵梦忆·金山夜戏》）。此即“好梨园，好鼓吹”的佐证。现今豪华生活成了梦幻，只有烂床、破茶几、坏的铜鼎、弹不了的琴和几本旧书、坏损的砚一块，伴随着他。与二十年前相比，就是两个世界。一位贵胄公子的嗜好与精神寄托，以及落魄后的惨状，全盘托出。如此坦率的士人，晚明就数他为第一人。

第二段写张岱经常反问自己，觉得有七桩事是难以明白的：一是贵贱紊混。以往是从平民上升为公侯，如今却是世家子弟沦为乞丐。二是贫富错乱。生产的粮食不及中等水平，却想像晋代石崇那样，过金谷园的生活；世上有很多捷径可走，偏偏有人要隐居山野度过一生。三是文武错位。书生上战场，将军写文章。四是尊卑无别。从做官到陪玉皇大帝时情绪不低落，到和乞丐同住时不骄傲。五是强弱相违。软弱时用唾液吐面而听任干掉，强锐时以单枪匹马赴敌。六是缓急乱套。争名夺利时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让别人先玩。七是智愚混同。赌博掷骰不知道胜负，一品茶或尝一下水，就能辨别出是渑、淄当中的哪一条河水。这七个解不开的难题，集中于他一个人身上。所以称他为富贵人、贫贱人、智慧人、愚蠢人、刚正不阿的人、柔弱的人、勤劳人、懒散人都行，一点儿没错。学文习武、学礼节、学写文章、求仙向佛、学农活、学种花，都没有成功，任随旁人说是败家子，是废物，是顽民，是钝秀才，是瞌睡汉，都可以。“七不可解”是张岱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从豪门公子变成穷汉的慨叹。

第三段是写少年与老年时的境况。张岱幼年的聪慧，让名人陈继儒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六岁时，祖父张汝霖带他到杭州，陈继儒骑着一只鹿到钱塘游玩。陈继儒对张汝霖说：“听说你的孙子擅长诗文对仗，我想当面试一试。”于是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回答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陈继儒大笑说：“哪里能找到像这样聪明隽秀的人，这当然是我的小友了。”陈继儒希望张岱能多写些千古流芳的文章，而张岱说“一事无成”自然是谦词。

从墓志铭看，他的著作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陶庵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流行于世。这里一共列了十六种，据夏咸淳先生从张岱诗文中爬梳，不下四十余种（《明末奇才张岱论》），好在重要著作皆已留下。《石匮书》二百二十卷，为有明一代的史书，止于天启朝。清初史学家邵廷采把《石匮书》与谈迁《国榷》并称，足见其价值之高。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琅嬛文集》与《陶庵梦忆》上。《陶庵梦忆》是他散文的代表作，文笔清新，时杂诙谐，作品多写山水景物、日常琐事。《四书遇》为经学著作，以注释的方式表达对“四书”的独特见解。“四书”的整理者朱宏达甚至断言：“他确是明清之际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家”（《四书遇·前言》）。暂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中肯，但张岱确实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于经学、史学、文学均有名著面世。文章独步坫坛，诗词每臻绝唱，戏曲、书法、篆刻、音乐、园林皆称妙入，又通晓工艺美术、民间文艺。

第四段是说，在甲申年之后，张岱觉得神志恍惚，既不能寻死，又不能维生。他怕有朝一日突然去世，想到古人如王绩、陶潜、徐渭都有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就仿效他们也写了一篇。以为只有寻找三外野人郑思肖那样的隐士，才能知晓自己难以吐露的情怀。

从“婢仆数十人，殷勤伺我侧”，到“今皆辞我去，在百不存一”（《舂米》），从“鲜衣骏马”到自己舂米几十下而感到精力不支。这样的逆境，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张岱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从事于著述。《四书遇》从三十岁起撰写，到六十九岁始成。字数达三十万字，书中引语录所涉及的人物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于《石匮书》“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写作时间长达三十多年：“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处逆境、甘寂寞、勤奋著述不掇，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五千年赓续不绝，就是此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产物。

当代戏曲史家蒋星煜：“张岱是一个奇人。由于他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七十老翁，经历过明亡清兴这一沧桑巨变，他成了身居岩穴的隐逸者。对生死、荣辱、得失的顾虑不是太多，所以话说得相当坦率，相当真诚，基本上把奇人的精神面貌生动地勾勒了出来，成为一篇文如其人的奇文。”（《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周复刚：“历来的墓志，大多是应死者亲属的请求，由别人来写，所以颇多‘谀词’。本篇则是作者生前自己撰写的。对自己的一生事迹进行评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却写得十分精采，对自己进行解剖，既透彻，又简洁；对自己进行评价，不卑不亢，亦庄亦谐。家世著作，一遵规范；追忆往事，描绘如生。读其《梦忆》，不可不同时并读本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散文卷·辽金元明》）

张岱（1597年—约1689年），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年时身经荣华，明亡以后“无所归依，披发入山”，晚年著作多寄托故国之思。文学创作以小品文见长，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风格独特，《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琅嬛文集》《快园道古》等绝代文学名著，另有史学名著《石匮书》亦为其代表作，时人李长祥以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