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1953年4月27日- ），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情专家。

早年经历

1953年4月27日，胡鞍钢生于辽宁省鞍山市，祖籍浙江省嘉善县，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当过全国劳动模范。

1969年胡鞍钢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下放到北大荒，成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

1976年10月，胡鞍钢转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从此开始在环境恶劣的乡村进行艰苦的勘探工作，乡村的艰苦生活也给了胡鞍钢日后进行国情研究提供了真实的体验。

求学经历

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胡鞍钢参加了高考，经过刻苦的努力后被唐山工学院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

科研路上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

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

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教授。

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

2004年，在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做合作项目研究。

从1985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胡鞍钢是国情研究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国家决策思想库。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教授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

2013年1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举行“国家未来与学者责任”暨胡鞍钢教授系列著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和著名学者高度评价了胡鞍钢教授20多年来以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奉献国家与社会的精神和成就，探讨了中国学者如何更有效地为国家提供学术正能量，并围绕十八大之后中国的走向与学者应有的担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教授主持会议。胡鞍钢教授就如何为党的十八大做出知识贡献，谈了自己的体会。胡鞍钢表示，作为中国学者，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中国学者应秉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的理念，在关键的时候、为关键的人物提供关键性的信息和知识。胡鞍钢还讲到：“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思想之争、学术之争、道路之争、路线之争，各方都想影响十八大报告，这激发了我们的历史责任感，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为党的十八大提供背景性研究。《人间正道》《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等著作就是这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已经吸收并反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学术之路

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施。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1994年，胡鞍钢等发表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提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等。1998年2月胡鞍钢发表了题为《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的国情报告，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作了重要的批示。之后，胡鞍钢继续在1999年3月，提出了中国应当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观点。

2003年4月13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到6月底胡鞍钢领导国情研究中心连续编发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密集性地向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决策建议。

2011年12月，胡鞍钢、胡联合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

2014年6月，胡鞍钢发表了《怎样写好文章》一文。

2013年07月，发表文章《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

2016年6月，胡鞍钢发表了《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一文。

2016年8月，胡鞍钢发表了《人才是怎样成长的》。

民主发展

胡鞍钢认为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大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研究中国问题，胡鞍钢从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同时考虑社会、政治的角度。他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得决策者产生共鸣，形成政治共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形成社会共识，推动中国发展与变革。

就业问题

胡鞍钢认为，就业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应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应当实行就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就业率作为自己的考核指标，将就业政策作为最为优先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

中国信心

胡鞍钢认为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更多的要合作崛起，最重要的是绿色崛起。根据胡鞍钢的预测，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达17.5%，可以赶上美国；2020年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中国的气候变化责任

从长远来看，公开承诺减排与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其内涵、目标和过程也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目标和过程是一致的。中国是否公开承诺减排并公布减排路线图，涉及到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本质是中国国家利益是否与人类发展的利益相一致。

在承担减排任务这样的重大决策面前，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向邓小平学习，明确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相信后代比我们更聪明。在减排承诺问题上，领导人在任至多10年，不可能在任期内完成减排承诺，他也没必要做到。但是，他提出这个设想却是需要几代人不断的持续努力做到，他只需承诺就够了。

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跨国企业或全球企业。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相比，社会主义跨国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体国有企业的文化上。中国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但是，它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西方企业文化强调个人主义，我国国有企业文化更加强调和谐，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奉献精神。一个好的企业，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还创造精神财富软实力

胡鞍钢教授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

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父亲胡兆森 ，1928年出生于浙江嘉兴，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动力学专业，1951年起在鞍钢、本钢、首钢任技术员、工程师，后在冶金部、国家科委任职，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胡兆森四个儿子都有建树。

胡鞍钢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在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趋向、走向、政策这一类事情上，我们总能听到胡鞍钢的声音。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未来联系起来，是学者的本份，是天职。胡鞍钢的坚持，在当今的学者中，是很难得的。

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胡鞍钢是知识报国的学术战士、理论战士。我们有时说理论是枯燥的，但看了胡鞍钢的书，感到他已经把理论还原得非常鲜活、生动。他和他的团队为国家科学决策咨询提供了专业化的正能量，向社会提供了凝聚发展共识的正能量，向学生提供了长才干、强信念的正能量，向世界提供了中国道路自信的正能量。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姜鲁鸣：胡鞍钢这一代学者的研究生涯开始在中国社会大调整的历史节点，他们能够自觉地把研究与国家的未来、学者的担当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国情与国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作出了一篇大文章。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评价道：胡鞍钢教授作为政府智库经常向中国领导层直接提出建议，还广泛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咨询。政府采纳他的五年规划建议作为调节经济政策的路线图。他给人的印象是既善于分析问题，又具有十足的感染力，而且他的思想非常活跃，精力异常旺盛。他不知疲倦地在寻找数据，并从中发现深刻问题，总是在思考未来和预测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思想者像他这样准确地预测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当他确定的时候，他会很勇敢地提出来。他更关注总体上正确，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正误。他很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全面也是最具务实主义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