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震亨（1569年-1645年），原字君鬯，后改字孝辕，自号赤城山人，晚号遯叟。浙江海盐武原镇人。明代文学家、藏书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由固城县教谕，知合肥县，在任5年，大兴水利，改革官粮运输，颇多善政。吏治之余，留意于兵书，曾与刘铤研讨兵事，刘铤心服其才。

崇祯末年，荐补定州知州，德州知州，擢兵部员外郎。后乞归居家，一生嗜书如命，日夕不倦研读。家多藏书，学问渊博，有藏书楼为“好古楼”，收藏图书万余卷，凡秘册僻典，莫不在搜罗补缀之列。黄宗羲称他考索精详。收藏宋元文集达10余种，其长于搜集诗文资料，偏重收集文学、词学图书，时人称之为博物君子。

1、胡震亨认为文学的盛衰与政治、政局的休戚相关,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看待这种观点应一分为二。胡震亨认为盛唐、中唐同为唐朝诗歌的繁荣期的观点超越了严羽和高棅标榜盛唐贬低中晚唐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

2、胡震亨认为中国文论之“兴”的本质在于物对心的触发感通。他认为：“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然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明确揭示了感兴的内涵。感兴”是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文论范畴存在于中国文论史上的。它的基本内涵是颇为清楚的，而在长期的流变中亦充填了新的意蕴。

3、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籖》卷一一写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嚣声也。”又称“海唑”为“海吼”，较早记录了海啸。

4、中国诗歌最臻完美的诗体七律，明人胡震亨曾做如下评价：“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

5、胡震亨认为，“歌”是曲的总称，“行”是“衍其事而歌之”，是一种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

胡震亨倾毕生精力编撰而成的巨卷《唐音统签》，奠定了其在明代研究唐诗学者中的巨擘地位。该书以天干为纪，共分10签，甲至壬签辑录唐诗，间加评论；癸签33卷则是其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体大思精，内容广博。为清修《全唐诗》蓝本，书稿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近人张元济称震亨为海盐第一读书种子。

《唐音统签》卷帙浩繁，共有1033卷，以签名集，共十签。每签以十个天干名号为序，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所见唐、五代人全部诗篇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唐音癸签》为诗话集，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共有33卷，分为七目：一体凡，论诗体；二法微，论格律及字句声调；三评汇，集诸家之评；四乐通，论乐府；五诂笺，训释名物典故；六谈丛，录自己有关唐诗之笔记；七集录，首录唐集卷数，次唐诗总集，次诗话及考辨李杜集中伪作与注释?资料丰富，论断精到，于唐诗研究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胡震亨将歌行与七言古诗视为一体，持“大歌行”观；

第一，歌行与“新题乐府”。“新题乐府”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新题乐府”与歌行在表现功能上有许多共通点而难于区分。将“新题乐府”总体上归于“大歌行”之中，视“新题乐府”为“新题乐府歌行”；

第二，歌行与“古题乐府”。胡震亨认为唐人的许多“古题乐府”从内容到形式都已个人抒情化，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题目即将这些“古题乐府”排除于歌行之外，而应视为歌行的一个品类，即“古题乐府歌行”；

第三，歌行与“歌辞性诗题”。胡震亨认为以“歌辞性诗题”为判断歌行的标准，会把许多真正的歌行摈于歌行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彻底摆脱“歌辞性诗题”，正是歌行创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四，歌行之“常调”与“别调”。胡震亨认为“常调”即“律化的歌行”，它是唐代歌行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不是全部。与“常调”相对的是“别调”，终唐之世，两派并行。

所辑有《唐音统签》1033卷，搜罗丰富，为历代研究唐诗者所重视，清代纂修《全唐诗》以此之蓝本。《唐音统签》初仅刊行《戊签》《癸签》两集，后又续刊甲、乙、丙、丁、己、庚各签，惜传本甚少，且有缺卷缺页，所缺卷页以辛、壬两签均有抄本补齐。刻本及抄本之稿本现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唐音统签》本为范氏家藏，康熙年采进宫中，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命编《御定全唐诗》，就是用此书为底本合季振宜《全唐诗》等唐诗集，参互校订、增补而成的。《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目皆有著录，但较“统签”实有卷数少3至12卷不等。公私藏书目录多著录其戊癸二签，不曾录其全帙。《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所载，戊签之外，仅有一部“统签”全书，亦即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部，堪称稀世孤本。

又编纂刊辑有《李诗通》《杜诗通》《秘册汇函》，另著有《靖康资鉴录》《赤城山人稿》《海盐图经》《读书杂录》等。

胡震亨著有《海盐县图经》16卷（合纂）、《读书杂记》2卷、《闰余》64卷以及《唐诗丛谈》《续文选》等作品。时海虞毛氏汲古阁所刻诸书，大多为震亨所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