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1906～1941），新四军新编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革命烈士。湖南省平江县人，1906年2月生于平江县大坪双洞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夏平江县立中学毕业。曾任小学教员。北伐军攻克平江后，即投入农民运动，加入共青团，秘密发展团组织，任团支部书记。

胡荣，湖南平江人，1906年生，1927年参加革命，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平江起义、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新四军组建后，先后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北移三纵队政委，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1906年11月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大坪乡双洞。祖辈务农。幼时父亲节衣缩食送他读书，他也不负父亲期望，发奋求学，在大坪高小毕业，报考县立中学时，名列榜首。1926年夏，他从县立中学毕业回家后，正值北伐军攻克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他即投入这一运动的洪流之中。9月，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初，他到吉山初级小学任教，经常奔走于黄龙、幕阜山区，秘密从事团的工作。不久，他组建了当地第一个团支部，任支部书记。

马日事变后，胡荣在大坪山区坚持工作，秘密准备武装斗争。1928年3月，他率领大坪赤卫队参加了平江的扑城战斗。不久，又参加平江起义和红五军。后来，他被挨户团张榜通缉，在家乡无法立足，即以读书时学到的医药知识扮成游乡郎中，避居江西宜丰山村。

1929年，胡荣到共青团湘鄂赣边特委工作。1930年春调中共修水县军事部，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此后，他参加几次反“围剿”斗争，担任过修水县工人纠察队警卫营政治指导员，总支委员。1931年初，任湘鄂赣独立第一师第一团副政委。1933年2月任红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红十八师组织科科长。后调任红十七师直属队总支书记。

1934年8月，胡荣随红六军团西征，担任过政治部总务处长、白区破坏部部长及红五十三团副政委等职，随同任弼时、萧克等转战湘、桂、黔三省与红二军团在黔东北胜利会师。

长征到达陕北后，经红二方面军六军政治部介绍，胡荣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派赖传珠回湘鄂赣省传达中央指示，他随同赖传珠一起回到平江，任湘鄂赣边抗日红军游击队政治部主任。

胡荣回到平江后，曾去大坪乡双洞老家探望。不期在他离家近十年间，家里的房子早已被挨户团烧掉，父母已相继去世，妻子也已改嫁，两个弟弟只有二弟胡林仅存。他怀着悲愤的心情祭奠了父母的坟墓，探望了婶娘和二弟，立即返回部队，把家仇国恨熔铸到抗日的斗争中去。

1938年1月，胡荣偕新婚妻子李秀英，随傅秋涛、江渭清率领的由湘鄂赣边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平江县嘉义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部队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结地区后，他于2月被调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李秀英到三支队民运部任妇女干事。在皖南山区，他率领政工人员，走家串户，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召开军民联欢会，并注意做好当地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为了做好太平县三门镇开明士绅刘敬之的工作，胡荣曾几次登门拜访。由于他态度谦和，谈话恳切，深得刘敬之的敬重，并表示要同新四军通力合作。自此以后，刘敬之主动为新四军组织竹筏队，运送辎重；还送大儿子刘旭初参加新四军，以自己的家为南来北往的新四军干部提供食宿。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指导工作时，从胡荣的汇报中得知刘敬之的情况，特意到刘敬之家里表示敬意。周恩来应刘敬之父子的要求，还挥毫写下了“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的题词，以此勉励。

1938年7月，胡荣夫妇到白蒲地区工作。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大智大勇，与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地区有个叫鲍贤良的民兵队长，被女特务收买投敌，并带着顽固派军人冒充游击队来搜捕他。他得到鲍投敌的情况后，转移活动地点，设法除掉这个叛徒。他提笔给鲍贤良写了封信，夹在新四军使用的卷宗里，装入一只旧皮夹中，故意丢在路上，让巡罗的日本兵拾去。日本小队长山村一郎将信叫翻译一念，顿时恼羞成怒，马上派人把鲍贤良当成新四军的“奸细”给杀掉了。

1939年冬，保卫繁昌的战斗打响了，胡荣随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部投入了激战，几次打退装备精良的日军的进攻。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一度突破三支队的第一道防线，他迅速带着一支预备队扑向突破口，用刺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终于把敌人全部歼灭，堵住了缺口，巩固了防线。他这种勇猛顽强的作风，深得司令员张云逸和副司令员谭震林的赞扬。

繁昌大战前后经过了20天，新四军的顽强战斗，使日军夺取繁昌的计划没有得逞。无怪日本驻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曾失望地哀叹：“国民党军队乃是皇军手下败将，惟共产党军队才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然而，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国民党军队却犯下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罪行，一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的11月中旬，胡荣升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张正坤。12日，新四军奉命北移，他所在的第三支队编为右路纵队(也称第三纵队)。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三路纵队冒雨由云岭出发，经章家渡，过青弋江，于5日下午进入茂林镇，在这里休息一天。不料第二天凌晨，新四军前哨排在丕岭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二○团搜索连的伏击。按照军部的部署，他和张正坤率三纵队于7日向高岭挺进，准备经高岭去太平，上黄山。不料在高岭受到国民党军七十九师的阻拦。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四十师以及从茂林赶来的一四四师也加紧向两翼迂回，切断了三纵队的退路，形势十分危急。8日，胡荣率第五团指战员在高岭同七十九师浴血奋战了两天，直到10日晚10时左右，接到军部命令，他率部向石井坑集中。在转移路上，遇到突围未成的军政委项英一行17人，同他们一起找到了军部。

这时，部队已经打乱了，彼此失去联系。叶挺军长神色坚毅地命令胡荣率领五团坚守石井坑的屏障——东流山，并对五团的指战员说：“你们五团是一支老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30年代起就已屡建战功。今天军部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一定要坚守住东流山阵地。东流山不能丢!”叶挺军长说到这里，指了指山坳里的指挥部坚定地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你们同生死，共存亡!”

胡荣率五团指战员，在东流山上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英勇搏斗。

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就用石头砸；用牙齿咬；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或抱住敌人一起滚下深谷，情形十分惨烈。五团坚守到12日黄昏，大部分指战员已壮烈牺牲，胡荣自己也数处负伤。这时，只有妻子李秀英紧随着他，他俩摸黑在泥泞崎岖的山上爬滚着，到了大康玉附近的九峰山相互搀扶着往山下走去。路上，他对妻子说：“秀英，部队被打散了，情况太危险，我们怕冲不出去。你先跑吧，跑出一个是一个。”李秀英说：“我不能离开你，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你先用手枪将我打死。”

当夫妻俩摸到山边一处偏僻的独户人家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钟。李秀英轻轻叫了几声，出来开门的是一位老大爷，他俩被让进了屋，一询问，才知道这里是大康王的青龙山湖村岗，大爷叫鲁荣生。鲁大爷对他夫妻俩很热情，忙烧着火盆让他俩烤；端出一罐锅巴给他俩充饥。然后铺好稻草和被子让他们住宿，这是他们八天八夜来的第一次休息，不久功夫就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鲁大爷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说声：“不好，国民党军队来了!”急忙打开后门，要胡荣和李秀英向后山跑。胡荣镇定地对李秀英说：“我们俩人一起跑，一个也跑不脱。你冲出去，我掩护你!”说着，果断地把李秀英推出后门。仓促间，李秀英来不及过问，便向后山树林深处跑去。她跑着跑着，只听见后面“轰”地一声爆炸，接着是一阵枪声，她心里一紧，顿感胡荣出了问题。

这天晚上，李秀英悄悄摸下山来。她找到鲁大爷，得知当敌人冲进来时，胡荣先甩出一颗手榴弹，再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35岁。

李秀英悲愤欲绝，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她将随身携带的10块银元全部交给鲁大爷，请代为收殓胡荣的遗体。她自己又在鲁大爷的掩护下，在山上藏了11天，逃过了敌人的搜捕。过后，她装做哑巴，先别鲁大爷，去寻找失散的战友。不幸，一场大病将她困在泾县后山乡的沙埂村，有家老农夫妇把她收留下来。认作义女。从此，她隐姓埋名，在这里生活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李秀英写信给李先念、傅秋涛、江渭清等老同志，得到他们的批示，使她享受老红军待遇，至今健在，是烈士革命奋斗、抗日业绩的历史见证人。

大革命失败后，胡荣组织农民武装赤卫队。1928年3月率赤卫队参加“扑城”战斗。失败后被通缉,调至共青团湘鄂赣边特委工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江西省修水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工作,先后任修水县工人纠察队警卫营政治指导员、中共总支书记、湘鄂赣独立第一师第一团副政治委员,参加创建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秋,任红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湘赣军区红十七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反“围剿”斗争。1934年8月红六军团成立后，任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破坏部部长。参加西征，转战湘鄂川黔。1935年任红六军团第五十三团副政委、五十四团政委，参加了长征。1936年任红六军团四十六团政委、第十六师政治部代主任，后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派赖传珠至湘鄂赣省传达指示。他一起回湘，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后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曾因平江探亲，耳闻目睹自家房屋早已被挨户团焚毁，父母相继去世，妻已改嫁。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更激起他的强烈革命精神。他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1938年春，部队在安徽歙县岩寺集中。他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协助谭震林司令员率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宣传和发动群众，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参与指挥第三支队进行5次繁昌保卫战，给进犯日军以重大杀伤，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了新四军军部的安全。

1940年任新四军新编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率部转战皖南，打击日伪军，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11月中旬,新四军奉命北移，第三支队编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他率第五团先后在高岭、东流山等地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鏖战。全团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亦数处受伤，强忍伤痛，坚持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消灭敌人。在绝境中用手枪自戕，为革命壮烈牺牲，年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