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婴（1907-1982），原名胡晓春，笔名宋霖，浙江上虞人。在汪寿华、张秋人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1927年，胡子婴来到上海，入商务印书馆，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工人们誉为“战火中的女英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她被列入黑名单，只得潜回上虞。

胡子婴，原名胡晓春，1907年3月17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丰惠镇一户富裕人家。旧时家庭传统意识笼罩，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胡子婴少年时代没能有受系统教育的机会，16岁那年便入工厂做工。在工厂她投身于工人运动，在汪寿华、张秋人引导下参加革命，并与中华全国印刷工人总会委员长徐梅坤相识。1924年，徐梅坤带她到作家茅盾（沈雁冰）家中，她当时识字不多，显得很拘束。但是，茅盾从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里，发现了聪慧和机敏。此后她与茅盾夫人孔德沚结为逆莫之交，成为茅盾家的常客。她与徐梅坤结婚之后，仍然勤奋地补习文化。

1927年，胡子婴高中毕业来到上海，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北伐军进军上海时，她协助工人纠察队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她脱下旗袍，换上短装，积极投入武装起义，与工人纠察队一起进攻闸北警察局，被工人誉为“战火中的女英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徐梅坤被捕，后被判死刑。当时，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阳是中共秘密党员，曾积极营救徐梅坤，胡子婴由此结识了章乃器。胡子婴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之后，只得潜回浙江上虞，后赴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

1928年，她与章乃器结婚。当茅盾夫妇从日本回来时，胡子婴谈吐举止雍容大方，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出深厚的兴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婴返回上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发起上海妇女救国会，团结各界妇女参加救亡运动。上海文化界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发动各界人士签名。胡子婴是上海妇女界签名的组织者之一。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受到镇压，激起全国人民愤怒。胡子婴又赴上海，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胡乔木、薛暮桥等发动和组织全市各界人士投入救亡运动，推动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胡子婴积极参与筹备组织工作，担任第一任总干事兼理事，奔波于各界知名人士与广大群众之中，为举行全市性大型集会游行以及各项宣传活动而进行组织工作。同时她日以继夜地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召开而奔走，担任日常重要的筹备工作。她在事业的奋斗中，与宋庆龄的关系密切。

1935年1月，抗日红军一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江西战斗失利，受伤被捕关押南昌，狱中半年撰写《可爱的中国》、《清贫》、《从事革命斗争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狱中纪实》等文稿。入夏时，方志敏将已毕的大多数文稿托人秘密带给上海党组织，并附上四封信，分别给宋庆龄、李公朴、邹韬奋、鲁迅。

那年夏季的某天，胡子婴接到电话去生活书店。韬奋出国期间，店内业务由胡愈之、毕云程负责。那天他们接到通知：有一少女叫程全昭送达方志敏的信件，并要求书店派可靠者晚上到宝隆医院取文件。毕云程当时正在为无法断定这些信件的真伪而为难，胡子婴认为此事很重要，否则对方不会冒险将文件送出监狱，她果断请缨去接头。当晚，她根据双方白天的约定，前往宝隆医院，刚入大门，一位少女迎上前问她姓什么，胡子婴的母亲姓宋，就随口答曰：“姓宋”。那女生就是程全昭，见她一身贵夫人装扮，误认为是宋庆龄，立即将手中裹着报纸的文件交给她。胡子婴拿着文稿连夜赶回生活书店，与胡愈之、毕云程打开纸包细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毕氏遂将文稿转送中央特科，由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并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受中央委托在法国巴黎主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同时，中央特科按照党中央指示营救方志敏，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迅速派出特科人员在南昌民德路开设一间“育民诊所”作掩护。但是，当年8月6日方志敏英勇就义。

1936年1月29日，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际，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程全昭、胡子婴转送的《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并加按语介绍方志敏被捕和牺牲的情况。方志敏就义前，还将部分文稿请囚友胡逸民（原国民党小官僚）带到上海转交党中央。同年11月18日傍晚，一位商人模样的人送一包东西到胡子婴家，因其丈夫章乃器外出，胡子婴接待他。那人正是胡逸民，他说：“出于对方志敏烈士的感情和敬仰，一定要将文稿交给党组织，但不知道如何去找。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与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我只能转托给你们。”11月23日凌晨，章乃嚣等“七君子”被捕。胡子婴担心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将方志敏手稿请章秋阳送给宋庆龄，由宋庆龄转交给中共组织的代表冯雪峰。冯雪峰阅后写上批语交给潘汉年，不久，冯又遵潘汉年之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在上海出版《可爱的中国》就是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七君子”被捕后，胡子婴当机立断，当晚电告各大报社，要求发表消息，并撰文将“七君子”被捕经过用号外形式发表在《救亡情报》上，还将消息送到香港报社。“七君子”被捕消息随之迅速在全国传开，掀起了全国各界奋起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她是最早发布“七君子”被捕消息的人，接着，胡子婴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在国内外一片舆论中，1937年7月31日，当局不得不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抗战初期，救国会迁至重庆。胡子婴转道香港到重庆。并在李家坨工业区主持办理小学校，简易医院和消费合作社等福利事业，参加宋庆龄领导的妇女新生活运动会、路易•艾黎的工业合作协会。救国会在重庆组织聚会，胡子婴与邹韬奋、史良、张申府、罗叔章、沈兹九、章乃器等经常参加活动，配合共产党与反动派作斗争。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很多活动通过救国会展开，活动经常在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史良家中举行。周恩来经常出席他们的会议，与大家见面，精辟地分析形势，并且传授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策略，使胡子婴心明眼亮，在工作中增添了勇气和办法。

胡子婴曾在《山城忆旧》一文中回忆她协助中共重庆工委邀请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作报告的经过。“星五聚餐会”是工商界上层人士集会的场所，胡子婴利用自己担任重庆合作金库分库主任的名义与担任重庆制药生产合作社主任的罗叔章一起加入“星五聚餐会”。并说服该会干事会的陈叔敬（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牛奶场场长）、吴味经（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总经理），同意周恩来到“星五聚餐会”作报告。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作《当前经济大势》的那天“会员都来了，座无虚席，非会员也来得不少，站在窗外，户限为穿。”

1945年，胡子婴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士共同发起民主建国会，担任理事（她与章乃器在抗战期间已离婚），她是民建会初创时期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选为理事的3位女性，分别是酆云鹤、胡子婴、罗叔章。

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至上海，胡子婴随之回到上海，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当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时，民建会在1946年6月参与组织反内战运动。胡子婴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定的10人代表，参加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也已经载入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子婴出席新政协会议，她是以民建界别参加会议唯一的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民建新的临工会改组，1951年8月胡子婴被推选为常务委员。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会成立，她当选常务委员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3、4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全国妇联召开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及女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后，胡子婴与汤蒂因、董幼娴共同召集妇女临时小组的活动，她是上海民建工商联两会妇女组织最早的负责人之一。民建上海市第一、二届委员会成立，胡子婴仍为常委，并担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商业者家属工作委员会主任。1959年胡子婴调往北京，担任商业部副部长。1982年11月30日，胡子婴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一生的行程。

胡子婴著有反映大革命失败后青年们消沉心理的中篇纪实小说《一个独身者》，以及描写40年代民族工商业遭到国民党政府摧残的小说《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