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隽英（1901—1988）原名鹏魂，广东大埔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任孙大总统特派员公署机要处长。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惠州留守处主任、惠阳县农民协会主席、中共惠州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委员兼出版部主任等职。

肖隽英（1901—1988），又名肖鹏魂，广东省大埔县百侯区横坑水村人。

父亲肖玉佑，原做泥水工，有6个子女，因家贫，无法维持家计，忍痛将三个儿子出卖，大哥肖冠英两岁，卖给西河区车上乡同族的一个寡妇，弟弟肖坤香卖与蒲田商人为养子，被携往泰国经商，遂绝音讯。肖隽英本人卖给高陂镇村民肖锡傅为养子。养父肖锡傅是个手工打锡工人。由于当时潮梅地区习惯于用锡制茶壶酒壶，遂每日肩挑打锡工具，下乡承接订制茶壶酒壶等用具。后远走越南，继续以打白铁水桶谋生，极少汇款回家，养母何氏在高陂镇做搬运工人，维持家庭生活。

肖隽英6—12岁入高陂镇小学读书，毕业后无力升中学，奉养母命赴本县大麻区舅父何祖和办的中和堂中药店当学徒，拜中医徐云卿为师，学习中医。白天挑水煮饭做杂工，晚上学习中医典籍。两年后，徐医生转赴高陂其子所开设的益寿堂中药店，主持医席，肖隽英随同前往继续当学徒及学中医，1916年冬结业。

1917年春，肖隽英离开益寿堂中药店，先后在百侯区进灌乡小学、高陂区青碗窑乡小学及潮安县城小学教书。在上述三个地区，边教书边为乡人治病，受到赞扬。

1918年暑假，肖隽英由青碗窑乡回家度假时，适陈炯明奉孙中山命率粤军援闽，部队路经大埔、梅县，拉农民工人挑运子弹，肖隽英亦被叫到部队在船上抄写表册。船到梅县松口，抄写任务完成，由部队发给一条免费船票回家，再回青碗窑乡小学继续教学。1920年初，辞小学教师职赴汕头另谋工作，因大哥冠英关系，结识大埔乡邹鲁与范其务。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炮击总统府，妄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避登永丰舰，反击叛军，后离粤赴沪，继续筹划讨伐叛逆。邹鲁任大总统特派员，肖隽英被任为特派员公署机要处长，秘密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与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邓演达等部配合讨逆，陈炯明溃败，退守惠州。

1923年1月，孙中山重新回粤，任陆海军大元帅，胡汉民任广东省省长，邹鲁任财政厅厅长，肖冠英任汕头市市长。11月27日，邹鲁奉孙中山命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和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邹鲁任校长。1925年7月，又将广东公医大学并入国立广东大学，肖隽英由师范学校的旁听生转为国立广东大学的正式生，读法科政治学系。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二次东征，以期消灭陈炯明余孽。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曾到广东大学演讲，并物色能说粤客潮语的青年任政治宣传员，肖隽英报名参加，随军出发。后来肖隽英奉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之命，留守惠州，继续负责动员各界群众支援前线工作。

11月16日，惠阳县农民协会于惠州正式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派阮啸仙亲临指导。农、工、商、学、军各力量50多个团体及来宾2000多人参加，盛况空前。肖隽英与朱观英被大会选举为正副主席。

大会结束后，阮啸仙代表中共广东党组织接纳肖隽英为中共党员。

1926年，肖隽英在惠州期间，先后就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惠州留守主任、惠阳县农民协会主席、中共惠州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主任。

1926年9月，惠州留守处撤销。肖隽英奉命返回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委员兼出版部主任。

1927年4月15日，广东反动政府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也实行反人民的所谓“清党”运动。当时，肖隽英与彭湃、朱琪等共产党人同住东皋大道仁兴街，左邻右里，隔户相望，4月15日早晨，街上人声嘈杂，肖隽英起床步出骑楼，见彭湃门前反动军警云集，知有事变，仓皇往隔邻闪避。因彭湃本人不在家里，反动军警始散，开放交通，肖隽英脱险离开广州，转赴香港，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5月，肖隽英得到大哥肖冠英资助，赴日本留学。先去东亚日语学校补习，1930年3日，肖隽英考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三省，肖隽英返回祖国。《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又回日本继续学业。

1933年春，留日学生的中共地下组织，由于叛徒告密，被东京日本警视厅破坏，被捕留日学生20余人。肖隽英与留日同学秦元邦共同商量设法营救。当“留日学生监督处”设宴欢送毕业学生时，肖隽英拟定三点意见，交由秦元邦在宴会上公开宣读，“第一，质问日本警视厅为什么要逮捕留日同学，要保证被捕同学生命安全；第二，由监督处出面保释被捕同学；第三，准同学们探望及送衣物给被捕同学”。上述三点要求黄霖生监督公开答复，黄在群众声威压力之下，表示接受。到暑假时，被捕同学全部无条件释放。这场对敌斗争的胜利，使肖秦两人成为亲密战友，长期合作共事。秦元邦将自己的相片写上题词“吾兄运筹帷幄于内，弟则决胜于千里之外”，赠送肖隽英以为纪念。

1933年7月，肖隽英从日本毕业回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学校秘书，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系一年级的《社会学概论》、高年级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后又兼任《战时国际问题》与《战时日本问题》等课，因编讲义，任务繁重，遂辞学校秘书职。

这时期，日军侵华成为中华民族斗争的主要矛盾，国民党政府内部围绕着对日问题存在着复杂矛盾的斗争。中山大学是华南学生抗日运动的中心，在当时进步刊物不容易出版的环境下，肖隽英与何思敬、邓初民两教授商议筹办一个新刊物，提倡民主团结抗日，介绍进步学说，与当时统治广东的陈济棠设立和主办的宣传唯心哲学的《宇宙》杂志唱对台戏，新杂志定名为《新宇宙》半月刊，由肖隽英主编。为了掩护刊物的顺利发行，请邹鲁题写“新宇宙”的刊名，出版经费请肖冠英负责500元，肖隽英等人自筹200元，不足之数，请学校出版部主任张掖教授设法帮助。《新宇宙》半月刊于1935年1月初出版。

1935年12月12日，中山大学同学在党领导下，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支援北京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体同学由石牌出发到广州市内示威游行。肖隽英与何思敬、邓初民两教授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陈济棠命令警察局组织一个“抗日锄奸队”，与游行示威的群众发生冲突，制造了“荔湾桥惨案”，包括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死伤和被捕的约有20余人。1936年6月，《新宇宙》半月刊曾刊文表示哀悼。《新宇宙》半月刊出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专号后宣告停刊。肖隽英在专号上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群声报》原是香港《循环日报》在广州设立的分支机构，社址在广州市光复中路，该报是广州报业中使用新式卷筒机印刷的第一家，但开办以后，由于受当时报业界行会的黑势力的钳制与扼杀，业务不振，一筹莫展。1936年7月，肖隽英为了建立抗日救亡的宣传阵地，委托中大同学黄润科与香港《循环日报》联系接办该报在广州出版的《群声报》（黄与该报总经理黎荔甫有亲戚关系），商定由1936年10月起，《群声报》改由肖隽英接办，保留《群声报》的名称，原有的印刷机器及人不动，报社业务及经费由接办人负责。接办后，肖隽英任社长，重新组织力量，改革版面，充实内容，作为宣传鼓吹抗日救亡的一支力量。社内设编辑部及经理部，总编辑为秦元邦，分栏编辑有黄刚（兼报社秘书）、邓平标、江荤、周培克、何普丰、林国忠等人，经理部经理为黄润科。

当时，蒋介石已经统治了广东，拥护蒋介石的余汉谋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部下李洁之任广东省警察局长，肖隽英留日时期的好友邓平标任警察局的警政设计委员。当时的李洁之是个开明人士，他任警察局长后，即释放前任移交下来的政治犯数百人。肖隽英要邓平标向李洁之说明办报的宗旨是主张民主团结抗战，介绍进步学说，反对文化复古等等。李洁之赞成办报的宗旨，还同意每月资助毫洋两千元。

《群声报》每日出报一大张，印刷数量约6000份，版面大小与现在的日报相同，国内外电讯和新闻来源部分是当时“中央社”所发布，市内新闻是由当地记者采访后提供，社内还自置有高档的收音机，由专人按时收听国外电台的新闻广播，并随即翻译和编撰，因此电讯之快捷与翔实，在当时同业中是比较突出的。例如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群声报》收到消息后，电讯主编人以极其迅速和机巧的方法送新闻检查机关检查通过，成为消息最快的独家新闻，因此轰动一时。

但后来由于报纸被封销路，收支不能相抵，也由于李洁之的资助受到当局的政治压力，不能继续支持，《群声报》于1937年6月底不得不宣告停刊，交回《群声报》主人自办。

1937年11月间，肖隽英又创办《大众生路》周刊，规模不大，仍继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推动和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社会科学者抗敌协会”的胚胎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形成的。

1938年10月中旬，日寇南侵，广州频遭空袭，中山大学先迁罗定县，后迁往云南省澄江县。肖隽英协助古文捷主任处理留港师生完毕，旋即赴澄江上课。

1939年暑假期间，肖隽英再赴香港，处理前次在港原拟收容滞港的附中学生就读实践中学的事务，因该校原是广东省会警察局在广州的子弟学校，李洁之任董事长，广州失陷停办。征得李洁之同意，在香港设立港校，肖隽英任校长，开办费港币2000元，亦由李洁之在董事会基金拨支，并由热心人郭栋材、徐鹿琴在南洋募得港币两万多元，在香港湾仔购有校舍，价值4万余元，不足之款则以该房子作抵押借款。

1939年9月中旬，肖隽英由香港回到澄江中山大学时，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发生风潮。原来，由于中大师范学院于1938年在广州成立时，原教育系主任崔载阳为院长。中大迁澄江后，中大派原公民训育系主任邹谦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邹谦领命回校后，学校改任邹谦为院长，学生罢课，反对邹谦上台。后接教育部电示：“奉蒋总裁谕，邹鲁因病在重庆疗养期间，暂派许崇清代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邹鲁也来电让邓植仪任教务长。邓植仪则以学校名义聘肖隽英代理师范学院院长，主持院务，办理复课，风潮从而平息。至1940年6月底，离开师范学院。8月，肖隽英准备离开中大，许崇清却挽留接任中大秘书，办理中大迁回广东坪石事宜。迁校任务完成后便离开中大，再赴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1月，肖隽英携妻挈子离开香港辗转回到家乡大埔。

肖隽英在家乡赋闲一年多，吃粥过日，看书消遣。1943年春节后，与夫人李清欧带着两个小孩去战时省会韶关，见韶关市长肖冠英。6月，往桂林，会晤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旋返韶关。1944年冬，韶关沦陷，再经连县到桂林，桂林又疏散，转乘火车赴贵阳，中途火车停开，徒步爬山涉水，1944年12月下旬，肖隽英到了重庆，寄寓中大同学翟宗浩医生家。

肖隽英到重庆见到邓初民，邓谈了当时抗战形势后说：你来得好，我们现正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你可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和刚开始的“三民主义同志座谈会”。

肖隽英问邓初民上述两个组织有无中共党的领导，邓初民说，有党领导。肖隽英表示，有党领导就参加。于是邓初民与肖隽英一齐出席“三民主义同志座谈会”和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双十协定》签订后的1945年10月1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由谭平山主持，郭春涛任秘书长，通过了三个文件后，大会选出十七人组成中央临时干事会，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等7人为中央常务干事，主持“民联”工作。根据《组织总章》敦请指导员的规定，内定并已有联系的指导员为李济深、冯玉祥、孙科三人。民联中央领导机构正式成立。民联成立后，采取组织公开，领导人不公开的方式，同时创办了《民联》、《民潮》两个宣传刊物，《民联》1945年在重庆出版，《民潮》1946年9月在香港出版。两个刊物在配合当时民主革命斗争方面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肖隽英在重庆参加民联组织后，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分别做邹鲁、吴奇伟、罗卓英、范汉杰等人的工作，试探他们对中共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看法。肖隽英在重庆大埔旅渝同乡会欢送罗卓英回粤任广东省主席大会上致词，希望他多为广东人民做好战后建设和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一面下令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一面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同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秘密来到香港。

1946年10月初，肖隽英由重庆乘飞机到广州，约见在广州的学生方少逸、江荦商谈将来在香港、广州建立民联组织。翌日便偕冯伯恒、刘康镒赴港。

肖隽英到香港后，把重庆中共机构的介绍信交给在《华商报》的饶彰风，后由饶彰风带去见负责中共南方局统战部工作的连贯。旋即建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以陈济棠之侄陈树渠为主席，委员有冯伯恒、方少逸、张克明、刘康镒、江荦、金淑仪、徐舜英等。

在此之前，蔡廷锴根据李济深的指示，会同李章达等于1946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在广州光孝路祝寿巷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公开推李济深为主席，以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在广州等地开展反蒋民主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1946年7月，《现代月刊》被广州当局封闭，民促总部迁往香港。

民联、民促两个组织先后到达香港，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帜，互相支持、配合行动，遂产生国民党民主派共同联合的要求。1948年1月1日，以民联、民促为基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公开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会议选举李济深等71人为中央执行委员，肖隽英是中央执行委员之一。

民革成立初期，民联、民促继续保持各自的组织，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直至1949年冬，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民联、民促达成协议，宣布结束。

肖隽英居港时期，积极开展民联与民促的组织活动，根据民联中央指示，先行成立民联南方执行部，推李济深为主席，为争取广东陈济棠集团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来，以陈济棠的侄子陈树渠为秘书长。以后又建议成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以肖隽英为秘书长。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民主派统一运动的一个前奏曲。鉴于民促早已建立广东和港九地方组织，民联南方执行部于1947年5月5日在香港六国饭店成立民联粤港澳总分会，推陈树渠为干事会主席，常务干事会由陈树渠、冯伯恒、张克明、方少逸、周钊（中共交叉）、林榆（中共交叉）等组成，干事有徐舜英、金淑仪、江荦等十余人，指派江荦在广州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并利用社会关系打入蒋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参阅《广东民革》1980年10月25日第三期）

1949年7月，民联中央已推定肖隽英为出席新政协代表，由饶彰风通知肖隽英和黄绍竑、刘斐等代表于8月下旬乘船到青岛上岸去济南，转赴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肖隽英代表民联出席新政协的新一届代表会议后，接着参加天安门的开国庆典。10月14日广州解放，他心情非常兴奋。肖隽英、秦元邦等十人由北京经江西回到广州，住进当时省委交际处接待所的白宫酒店后，旋宣布民革中央的决定：成立“民革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会上推举陈汝棠为主任委员，肖隽英为秘书长，冯伯恒为副秘书长。不久，迁入原国民党澳洲总支部驻穗办事处的房产泰康路84号办公。

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肖隽英任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副厅长。1950年秋，肖隽英与广州大学教授梁式文建议将私立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文化大学及广州法学院等4间私立大学合并成为华南联合大学，得到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省文教厅厅长杜国库的高度评价。华南联大成立，由李章达任校长，陈汝棠任副校长。这对当时在广东高等教育中加强党的领导和提高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开展全国院系调整的先河。

1954年4月13日，民革中央决定江苏、广东两省建立省级地方组织机构，民革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原辖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一市，遵照民革中央的决定于1955年两省一市分别设立组织机构，民革广东省委员会以陈汝棠为主委，肖隽英为副主委，以后肖隽英任第三、四、五、六届主委。肖隽英先后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文化局长，省高教局长，第一、二、三、四届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五、六届省人大代表。

1980年8月，肖隽英约集民革同志梁式文等筹办广州业余财经学院。1981年3月19日，广州业余财经学院成立，并由肖隽英担任院长。1981年7月，按广东省高教局意见，将广东省会计学会主办的广东业余会计专科学校与广州业余财经学院合并为广东业余财经学院，并于1982年1月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广东业余财院属大学专科性质，由省财厅主管。1983年6月，学院经原教育部批准备案。

学院创办后，本着“服务财经，按需施教，学用结合”的办学宗旨，着眼于教学质量，致力于提高教学水平，为培养具有专科财经理论知识的财税、财会人才做出一定的贡献。至1990年止，共培养大专毕业生1743人（不包括短训结业），他们分布在省、市机关、企事业等单位以及财税系统，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或业务骨干。

肖隽英在青年时期曾参加共产党，因失去联系深感内疚。到85岁高龄，仍念念不忘回归党的组织，198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肖隽英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2月2日，肖隽英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

肖隽英故居

肖隽英故居坐落于广东大埔县湖寮镇进光村，为土木结构，整个庭院的面积不宽，建筑面积约380平方米，属山区独脚门楼式结构。上堂正厅三间，左横屋四间，右横屋五间，每个房间面积仅10余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