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容共”是孙文晚年所推动的、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以协助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将大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联俄与容共虽是孙中山在1920年代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政府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迫切需要在东方特别是在与苏俄毗邻的中国寻找支持力量。在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关注中国政局、在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政治盟友，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重点。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致电列宁对其革命成功表示贺忱，标志着孙开始主动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苏俄联络。而在孙对西方国家彻底绝望时，苏俄外交大使加拉罕于1919年7月、1920年9月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提议放弃沙俄从满清政府取得的各项在华利权。这一举动更引起了孙对俄国的注意，由此拉开了“联俄容共”的序幕。

孙中山力排众议地决定“联俄容共”，按照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建议，在中共和苏俄顾问的参与指导下先后进行了国民党的改进和改组工作。1923年9月至12月，他先后三次在上海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制定改组计划，成立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同年8月，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0月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在广东局势非常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以他的威望，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克服阻力。随着国民党改组的全面展开，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也加紧进行。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自1923年10月成立起，50天内开会28次，认真地讨论和筹划改组国民党及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具体问题。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召开，正式决定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正式形成，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正式确立，大会选举出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中共成员3人；17名候补执委中，有中共成员7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中，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一起组成了三人中常委和三人秘书处，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在国民党上海、北京、汉口三大地方党部中，毛泽东、恽代英为上海党部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张国焘为北京党部执行委员；林伯渠、林有南为汉口党部执行委员。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大部分也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

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积极拥护和赞助孙中山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少数人,而反对这一主张的却为数不少,如冯自由、张继、邓泽如等人。他们有的是公开反对,使用联名上书、组织小集团、制造舆论、争夺代表席位等种种手法,进行阻挠和破坏;有的则阳奉阴违,消极怠工,表面附和,暗中反对。

由于反对联俄、“联共”的人,如张继、邓泽如、冯自由、黄季陆等人,有的是跟随孙中山多年,资格很老,有的是华侨方面的代表,故做好他们的工作,关系颇大。但在原则问题上,孙中山对他们也批评得很严厉,甚至表示要处分坚持持反对态度的人,直到他们认错为止。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扩张。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叛变事件。诸如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驱逐苏联顾问和苏联方面工作人员，“联俄容共”政策至此宣告结束，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除鲍罗廷外，黄埔军校开学时（1924年5月）有俄国军事教官4人，其后陆续增加至30人。在1925年2-3月间，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个俄国军官参加。在是年10-11月间二次东征时，各师参谋部多有俄国军官参加。据统计在1926年1月，广州地区有140多个俄国军官。

1923年3月间，苏俄政府表示要援助广州政府100万元。在1924至1925年间，苏俄曾援助建立黄埔军校270万元（300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1000万元。

1924年10月7日第一批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8000多支步枪（或云12000支）；12月运到的又有飞机9架、步枪弹药500万夹、机枪20架、大炮58门，另有机枪弹及炮弹等。

国共党内合作的这种政治安排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在于它是适合苏俄和孙中山的双方面需求。对于苏俄来说，“联孙”的终极关怀是如何使“容共”的国民党朝着苏维埃的方向发展；对于孙中山来说则是“联俄”后如何使苏俄援助早日抵粤；而“容共”事件的发生以及深入发展，则成为双方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

实为一体的“联俄容共”几乎决定性地影响着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联俄”与“容共”则是构成这一主题的两个方面。孙中山接受“容共”主要是为了“联俄”，“联俄”的确立又推动了“容共”的深入发展，国共第一次合作得以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