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陆续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成立隶属美国共产党中央的中国局。美共中国局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发动华侨华人拥护和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运动。其主要工作包括开辟和恢复中美间的太平洋秘密交通线、创办进步报刊、从事对华人华侨和美国民众的统战宣传工作、组织留美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1926年，10名在纽约的华侨工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在本年底向美共第二区总干事威廉·温斯东(William W. Weinstone)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成立自己的党组织。据温斯东的说法，他们希望这个机构被叫作“在美中国共产党”（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存在。温斯东在给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查尔斯·鲁登堡(Charles E. Ruthenberg)的报告中建议：“我们应暂且批准其请求。”这一提议获得鲁登堡的同意，他回应说:“这些中国同志曾是在你的介绍下入的党，眼下我们是同事。我不反对你批准他们成立党支部。但是，他们不能在美国自称中国共产党。美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他们若想要名号响亮，可以称作“美国工人共产党中国分部”（Chinese Fraction of 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或“共产国际分部”（Sec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此后，成立中国分部的计划有序展开。但考虑到当时全美约有2/3的华人生活在美共第十三区所在的加州，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比纽约所在的美东更为成熟，美共中央决议在第十三区开启组织中国分部的工作。1927年4月13日，在旧金山的美共第十三区委员会决定在其内部组织一个中国分部，大约5月初，分部组建完毕。

1927年10月，在美国的华侨华人党员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一次全美代表大会，与会者制定了“中国分部”（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组织章程。11月，中国分部正式成立“中国分部中央局”（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中央局由五位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党员施滉、徐永煐、冀朝鼎、胡敦元、章友江组成，施滉任第一任书记，在组织上接受美共第十三区委员会的领导。中央局事实上成为中国分部在美国各地党团组织的中央领导机构。1927年，在徐永煐介绍下，清华留美学生章汉夫也加入美共，并担任旧金山市美共中国分部书记。到1927年9月，中国分部已拥有18名党员，其中学生党员8人，工人党员10人。到1929年2月，中国分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经增至33人，其中学生6人（原来8名学生党员中，两人赴欧留学），新增党员中工人26人，店员1人。1929年美国工人共产党（WCP）更名为美国共产党（CPUSA），“在美中国分部”（Chinese National Fraction）随之也正式更名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Chinese Bureau of the CPUSA）。

中国局成立后，在美国华工中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并注意吸收和培养同志以便将来回国开展工作。到1930年代初，中国局的党员同志发展到50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党员40余人。在中国党员比较多的地方，如旧金山、纽约、费城、芝加哥、波士顿、麦迪逊等设有分局。

抗战爆发后，一些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受组织派遣赴美工作和留学，也与中国局发生了工作关系，陆续加入中国局在美国的各项政治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谢和赓、王莹、龚普生、薛保鼎、陈瀚笙、徐鸣、蔡福就等人。也有一些留学生在美国期间加入美共，如蒲寿昌、蒲山、蔡沧溟等人，后来组织关系转回中共。

1943年6月，第三国际宣布解散，1944年5月，美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附属于美共的中国局也随之停止活动。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其间中国籍党员在董必武指导下，于1945年7月自动恢复了组织活动。根据董必武的指示，他们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活动中，为此原中国局的领导同志和骨干分子，每周五在徐永煐家聚会，研究时事和《华侨日报》编辑事务。主要参加者包括唐明照、陈翰笙、林棠、何植芬、徐鸣、蒲寿昌、龚普生、赖亚力、杨刚。这个小组当时没有正式名称，被参与者称作“星期五座谈会”（Friday Club），1948年杨刚回国，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在美工作，谈起这个小组的情况，周恩来随口称其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此时他们在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上已经脱离美共，而是直接接受中共的领导和指导。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蔓延，在美中国籍党员处境极为艰难，中国局奉命解散，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多数党员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关于中国局与美共及中共中央的关系，因为资料所限，相关研究主要依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或口述史料展开，许多历史细节含混不清，甚至彼此龃龉。根据张报的回忆，中国局在表面上隶属美国共产党，与国内党组织没有正式的经常的联系。中国籍党员直接接受美共中央的领导，跟其他美共党员一样，参加美共党内的政治活动，施滉、李道煊、骆一伦就曾作为中国局的代表，出席了美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局的党员也曾参与美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如1922年以后，美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两大派别：以鲁登堡、洛夫斯顿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福斯特为首的少数派。何立波的文章中，也采纳了上述观点。

但根据中共在美地下党员蔡福就的回忆，1940年他奉廖承志之命赴美工作，随身携带一封周恩来同志写给时任美共中央总书记白劳德的信，信中建议在美国的中共党员不再称“中共党员”，中共基层组织不再挂“中共头衔”，如果美共同意，中共党员和中共基层组织只挂“美共”的头衔，但活动独立，不公开。白劳德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表示同意中共的意见，美共设立一个“美共中国局”，中共基层组织挂“美共”的头衔，党员称“美共中国党员”。美共中国党员的名字不公开（按当时美国法律规定，美共党员的名字须对外公开刊登在刊物上），不参加美共组织的活动，中共基层组织按人数向美共交党费不列名单。蔡还回忆，美共和中共两党取得一致意见后，有一部分党员思想不通，提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做事，为什么要称美共中国党员？”

我们会发现，两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出现了两个矛盾的地方：第一，根据张报的回忆，早期在美中国籍党员一开始即在组织和对外身份上隶属美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了美共党内的各种活动；而根据蔡福就的说法，这些党员早期应该与中共之间有更为直接的组织联系，以至于部分党员对于对外挂名美国共产党而思想不通。第二，根据张报的说法，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组织，而根据蔡福就的回忆，美共和中共似乎应该是在1940年后才达成共识在美共内部成立“中国局”。

那么，中国局和中共中央发生直接紧密的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呢？这可能要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打通往返太平洋两岸的秘密交通线以后。在1940年以前，美共的中国籍党员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大多依托共产国际的关系网，如中央档案馆现存多封施滉致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中国局与驻苏代表团之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络。1940年4月，受廖承志单线领导的中共党员蔡福就赴美从事开辟中美间太平洋交通线的重任。而这背后的筹划者就是领导中共对外统战和宣传工作的周恩来。1941年4月，这一跨越太平洋的交通网终于打通。但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一交通网被迫中断，直到战后的1947年夏天再度恢复，中共中央对在美同志的联络和指导工作才频繁起来。

虽然中国局的党员在组织上隶属美共，也要参加美共领导的各项工作，但是实际上在工作内容和工作原则上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甚至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美共的领导。为防止美国当局和国民党驻美机构的监视和迫害，便于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统战和宣传活动，中国局的同志对外一般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每个党员都有党内用名，这些名字也经常更换，如施滉叫“Tontein”“Dongsheng”，徐永煐叫“Huafa”，冀朝鼎叫“Richard Doonping”“Hansu Chan”“Huang Lowe”“Futien Wang”，李道煊叫“Toddy”“H. Linson”，张报叫“xuehan”“James Mo”，罗静宜叫“Tsetung”，谢创叫“Suarez”，何植芬叫“Hazen”，唐明照叫“Chu Tong”“Chew Sih Hong”。美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即指出：“除了旧金山的支部以外，中国局在各地的支部跟我们（美共）的区支部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们独立工作，只接受中国局的指示。”中国局自己也承认，因为和美共的地区支部缺少联系，很多美共的地区负责人甚至都不知道在美共内部有个中国局存在。同样，美共对中国局的指导和经费支持，也非常有限。如中国局所在的美共第十三区领导人曾代表中国局，向美共中央申请一笔每月30美元的经费，但是未获允准，导致中国局的很多工作，如出版报纸、派人赴苏学习、派人赴古巴指导工运等都无法正常展开，甚至到了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程度。为了维持生计，徐永煐、施滉、冀朝鼎等人不得不在街上卖报纸，到餐馆做服务员，到街头给行人擦鞋。1929年2月中国局第二次全美代表大会报告中，就曾公开抱怨“（美共）中央领导同志没有给予我们足够的政治指导和经费支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美共此时自身的艰难处境有关：一方面美共内部陷入了以鲁登堡、洛夫斯顿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福斯特为首的“少数派”的路线斗争，两派相互攻击，争论不休，最后不得不靠共产国际出面才暂时平息纷争；另一方面，美共自成立后的组织和活动经费一直严重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资助。例如，1926年10月，时任美共领导人坎农在给共产国际红色援助组织的电报中提到，由于没有收到3860美元的会议和组织费，美共的工作陷入严重混乱。再如1928年10月，洛夫斯顿也在一封电报中透露，由于没有及时收到共产国际的资金，党的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局要想得到来自美共中央的更多指导和经费，无异于缘木求鱼。此外，中国局成立后的革命目标是以援助中国国内国民革命运动为鹄的，这与美共二三十年代致力于“在托拉斯化的基本工业工人中加强党的工作”的革命目标并不一致，这可能也部分影响了美共对中国局倾注更多精力和财力的热情。当然，造成这一局面还可能与中国局在美共的少数族裔支部中并不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有关。美共成立时，早期成员多为低收入的产业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懂英语的移民群体，美国本土出生的懂英语的成员只占5%。因此，美共有个“国际部”，不是为外国兄弟党，而是为本国非英语的党员而设。据美共创始人威廉·福斯特回忆，截至1925年“国际部”下辖18个“语言联盟”（少数民族组织），其中最大的芬兰组织有6410人，排名第二的犹太人组织有1447人，连最少的乌克兰人组织也有622人，这18个语言组共出版不同语言的左翼报纸27种，发行量最多的达到两万份，发行量最少的爱沙尼亚文报纸《乌斯伊尔姆》周刊发行量也有600份。而中国局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50多人，其最早发行的准机关报《先锋报》1930年的实际发行量只有500—600份，1933年时也不过900份。显然，在美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以中国局区区几十人和发行量不过几百份的报纸，要本就处境艰难的美共投入足够多的注意力和资源不太现实。

另外，虽然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缺少正式且经常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完全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相反，由于经常有个别党员同志回国参加革命，他们知道中国局在美国的秘密通讯处，所以国内党组织在必要时也曾利用这个秘密通讯地址与中国局进行联系，中国局的同志也能经常收到国内寄来的进步刊物。而身在美国的中国局同志，有时也会将美国出版的报刊寄回国内，如中国局党员胡思仁就经常邮寄《救国时报》给故乡广东开平的友人司徒友新，使后者获得了在国内报刊上看不到的很多关于红军和抗联的报道。除了这些个别的党员同志之间的联络，中共和美共中国局也在努力寻求各种途径，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助。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局经常接到中共经香港寄来的信，希望中国局筹款解救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中国局每次都出色完成了任务。中共中央也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给予中国局很多经费支持和工作指导。共产国际档案显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曾去信中国局，建议后者加强在墨西哥、加拿大、古巴等地的革命宣传，并建立在当地的党组织。1940年8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也曾致电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其转告美共总书记白劳德，将派冀朝鼎返美从事三项重要工作：其一，招募日裔美籍共产党员，以便打入侵占中国的日军内部，从事抗战活动；其二，利用美国共产党船员，以香港为枢纽，将中国共产党同日本、菲律宾及美国的共产党组织联系起来；其三，负责以美共中国局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募捐，资助中国共产党。在工作经费方面，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中国局许多帮助。1933年1月20日的一份中国局内部会议报告揭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给《先锋报》提供了1万卢布的捐款，并对中国局今后印刷宣传材料的形式提出了具体建议。1945年董必武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也曾代表中共中央一次性向当时的中国局机关报《华侨日报》捐款1万美元。但总体而言，受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局之间的联系若即若离，并不十分紧密。

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和1944年美共解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附属于美共的中国局也被迫解散。但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却为中国局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正式的组织关系提供了契机。抗战后期，考虑到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日益重视同美国的关系，积极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并希望能以美制蒋，促进战后中国民主运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将对美外交列为开展外交工作的头等大事。而已经在美国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的中国局，无疑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和解放区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对留美党员的工作做了很多具体细致的指导，使其工作逐渐规范化，中国局也在这年7月恢复工作。自此以后，中国局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完全受命于中共中央，“美共中国局”这一称谓也逐渐被“中共在美领导小组”所取代。据薛葆鼎回忆，当时负责中国局联络和指导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局的一位副部长和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中共中央和美共中国局之间的联络一般由在国民政府平准基金会从事地下工作的冀朝鼎利用职务便利，每两周赴香港带一次口信，再由往返中美之间的香港海员将口信带往美国。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共中国局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组织，其酝酿与诞生和中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根据共产国际“一国只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美共中国局成立后在组织上隶属美国共产党，在工作中接受美共领导，参加美共的一切组织活动。同时，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国局在组织和业务上也同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但是因为中美之间远隔重洋，受战事影响交通和通信不便，中共能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也非常有限。二战后，中国局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恢复重建，组织上与重建后的美共之间不再有隶属关系，完全成为中共在美的分支。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中国局的同志在组织上隶属美国共产党，那么他们能不能算中国共产党员呢？中国局的历史能否纳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史的范畴？这一问题其实在建党之初的党章中就有了答案。1923年7月，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后来中共“四大”“五大”对党章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修订时，仍然保留了这一条款。也就是说，当时中共中央把在海外参加兄弟党的同志，认为是本党的当然同志。“文革”结束后，为落实归国华侨的工龄和退休待遇问题，1978年1月14日外交部领事司颁发《关于审批归侨职工国外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特别规定：“凡曾在兄弟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归侨职工，如果经过两党协议将其移交给我方领导，则他们在兄弟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工作时间，也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这在政策上再次认可了在兄弟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党员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问题。因此，这段历史理所当然应该算作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史的一部分。

美共中国局成立之初，其革命目标就被明确界定为“在中国工人中开展工作，反对帝国主义，培养同志以便回到中国开展工作”。可见，中国局的同志虽然身处美国，在组织关系上隶属美共，但是他们既是共产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始终是第一位的。从1927年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奉命解散，美共中国局共存续20多年时间，经历了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失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部过程。其工作重心虽有过数次大的调整，但都始终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民族利益为重，利用其特殊地位和便利条件，在美国社会和旅美华侨中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和动员工作，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

（一）积极组织和推动在美华侨劳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国局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学生党，大部分党员同志都是留美学生，与侨社和华侨劳工缺少紧密联系。1929年2月，中国局第二次全国大会决定将工作中心转向华侨工人运动，发动华侨成立自己的团体，如工余俱乐部、国际工人保障会苏兆征支部、失业者全国协会、保卫非土生者协会、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中国人民之友社等，这些劳工团体事实上都成为中国局的外围组织，在团结华工维护自己权益，支持中国国内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联络感情，集中力量，内谋维护同业之利益，外求取消限制华侨洗衣馆一切苛例为宗旨”，为同业侨胞和祖国人民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1933年，纽约白人洗衣业公会召开会议，商讨对付华人洗衣馆的竞争问题，他们秘密拟定了一份限制华人洗衣馆的法案。1933年5月19日，纽约福利委员会在市政府礼堂召开辩论大会，纽约华侨衣联会派出雷卓峰、朱夏两名代表，并聘请当时很有声望的两名律师一同出席辩论。纽约华侨衣联会最终取得了这次辩论的胜利，为华侨洗衣馆争得了应有的权益。

（二）充分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和地利之便，积极从事报刊出版活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对中共及其领导的苏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锁。这种封锁不仅包括给物资和人员流通设置障碍，也包括一系列信息封锁和“匪化”宣传。这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很多华侨华人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对共产党人一律敬而远之。为此中国局的同志通过创办报刊、撰写驳斥文章，在美国社会做了大量的解释和宣传工作。

早在美共中共中央局成立前，1926年夏天施滉、徐永煐等人即在美共中央的建议下，加入在美国的国民党组织，并参加由留学生左派学生组织的“中山学会”，其间他们创办并主持了学会的机关刊物《革命》月刊。该刊编辑部设在斯坦福大学，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刊发不少反蒋文章，如李道煊的《蒋介石反叛与中国革命》、黄恭寿的《蒋介石之罪恶》。1926年11月，斯坦福大学左翼学生蒋希曾因被国民党右翼排挤出《少年中国晨报》，随即创办《美洲评论》（The Chinese Guide in America），这是一份小型油印中文周刊，在奥克兰和旧金山等地华人社区发行。1927年2月12日，《美洲评论》出至第11期时，开始增出铅印英文版，以向土生美国华人及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民众报道“关于中国、中国人的新闻和观点”。这是美国第一份由中国人编辑的进步英文报纸，其文章几乎都出自美共十三区的中国党员之手。这一时期，美共中国局的学生党员经过斗争，曾取得美国最大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由此掌握了该会会刊英文《中国留学生月报》的编辑权，胡敦元、徐永煐、虞芝佩都曾担任主编或特约编辑。这期间，《中国留学生月报》公开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揭露国民党意图背叛革命的文章，如《中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了吗？》《广州的三天恐怖》。美共总书记白劳德也在上面发表《美帝国主义，中国独立的敌人》《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资与工作条件》等数篇文章。1927年中国局成立后，华侨共产党人大刀阔斧地加强了组织建设，并在各地陆续创办许多以工人、农民、学生为读者的中文报刊，如《共产》《工余》《群声》《护党特刊》《海员》《文求》《抗战》《厨工》《农友》等。但这些报刊大多数为油印的小报，出版周期长，版面容量小，发行量有限，在实际宣传工作中难以发挥最大宣传效能。因此，从1928年起，中国局开始了一系列创办、改组和利用大型报刊的尝试。这些大型报刊包括《先锋报》《救国时报》《美洲华侨日报》《金门侨报》《中西日报》《纽约新报》，其中尤以《先锋报》和《美洲华侨日报》影响最大，一度先后承担起中国局机关报的责任。上述报刊的出版，对于打破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刷新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社会和侨众中的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定期刊物外，中国局的同志还大量编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中英文小册子，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共的政治纲领和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况。如冀朝鼎在1930年撰写《军阀混战与中国革命》，1932年又与张报合写《苏维埃的中国》；再如抗战爆发之初出版王明的《中国一定赢》，以保卫中国大同盟名义出版《中国游击区实录》。1945年董必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会同徐永煐、章汉夫等人紧急编印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共出版5000余册，在大会期间广泛分发。这些小册子相比报刊，印刷精美、篇幅简短、议题集中、方便携带，是文字宣传的有益形式，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三）积极声援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和国内抗战。抗战爆发后，中国局的党员同志积极在美国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发动“对日禁运”，为抗战募捐做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贡献。中国抗战爆发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根本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因国家介入战争而受到影响。当时美国非但没有积极反对日本的侵略，反而继续与之开展“正常贸易”，将大量钢铁、橡胶、石油等战争物资卖给日本，在制约日本战争机器运转方面握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因此，如能说服美国断绝对日贸易，就是切断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援。国民政府把它作为对美外交的一个重点，在美国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但收效并不明显。中国局党员胡敦元参与组织的“中华经济研究社”通过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一篇题为《日本重要战争资源供应问题》（Japan's Ability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of War Materials）的报告。报告后由重庆《大公报》翻译成中文，首载在该报1939年9月26日第3版，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关注和热议。该报告用大量确凿的统计材料揭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仅1937年，美国输送给日本的废钢铁，就占全世界输出给日本废钢铁的90.39％；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材料竟占全部进口量的54％。研究报告一经发表，美国朝野为之震动，包括《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内的100余家媒体报道了报告内容。这些数字有力支持了美国同情中国人士发起的“不参加侵略运动”，对美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报告还引起美国国会、外交部、财政部、外交协会、农业部、海陆军学校等军政部门的注意，成为后来美国政府出台对日禁运政策的重要根据。中国局领导下的衣联会为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曾捐款购买了4辆救护车和一批药材，送给国内浴血抗战的八路军将士。

（四）积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反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战，有力支援了国内解放战争。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美国基于战后世界冷战格局考量，积极扶植国民党。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中国局的党员同志陈翰笙、冀朝鼎、徐永煐等人利用《华侨日报》《太平洋事务》《美亚杂志》等媒体和机构，积极发表文章和研究报告，分析中国封建法西斯的官僚资本统治与反共内战有直接相关的必然性。如1946年10月16日，陈翰笙在《远东观察》第15卷第20期发表题为《官僚垄断资本与中国的内战》的文章，该文将国民党政权划分为CC系、政学系、蒋介石集团、孔祥熙集团、宋子文集团五大集团，并指出这五大集团借政府统制名义垄断中国重要的经济金融部门，疯狂敛取社会财富，严重窒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造成中国经济衰败、民众生活悲惨的罪魁祸首。陈翰笙总结说：“政府独占、一党专政与仰赖外国军事与财政援助已成了目前南京政府的三个主义。这三个主义恰好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生、民权、民族’背道而驰。目前中国的内战在根本上就是（国共）两集团分别保卫两套主义的斗争。”这些文章对美国朝野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反对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战的舆论呼声最终迫使杜鲁门总统一度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经济军事援助。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甚至认为美国之所以“失去中国”，与陈翰笙等人当年所作的宣传工作不无关系。

（五）积极动员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早在1941年，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秘密派遣一批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先后通过国民党官方留美考试，以留学生身份赴美，在留美学生中开展活动，目的是联络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的理、工、农、医科大学生，争取他们学成后归国建设新中国。这批党员有计苏华、徐鸣、赖亚力、薛葆鼎等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派出了陈一鸣、陈秀霞等同志赴美留学。这些中共地下党员赴美后，与美共中国局同志取得联系，在其协助下积极开展对北美留学生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中国局党员已经进入北美最大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核心领导层。1949年周恩来指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1949年6月18日，“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外围组织全美性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其宗旨为联络各地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主要是留学生），争取更多留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留美科协成立后，采用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如举办学术讨论会、时事学习会和生活联谊会等广泛团结留美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号召他们积极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此外，还出版《留美学生通讯》《留美科协通讯》等油印刊物，开辟“祖国来鸿”“祖国大小事”等专栏，大量介绍解放区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以及回国知识分子学有所用、用有所成的情况。在“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和“留美科协”的积极努力下，许多原来摇摆不定的旅美知识分子渐渐卸下思想包袱，纷纷选择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进而出现了1948—1957年间的留学生第一次回国高潮。

历届担任中国局负责人(书记)的有施滉、李道煊、张报、何植芬、徐永煐、唐明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