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曾是古东方大族，形成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地区，和汉人，藏人的关系较深。以羊为图腾（早先以畜牧业为主），关于“羌”的文字记录见于商代。

羌，古族名，又称西羌。最早载于秦汉时，部落众多，有先零、烧当、卑湳、卑禾、婼、参狼、钟等，在今四川境有白马羌、牦牛羌（越嶲羌）。

东汉，“西羌”专指羌人中内迁定居于陇西诸郡的一支。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间，有宕昌、邓至、白兰、党项诸羌。居住分散，多以迁徙农牧业为主。但与汉人杂处者，则早在战国、秦汉时已逐渐定居农耕。

羌人部落首领多受历朝册封。建立过后秦政权。宋时党项羌建立西夏政权。宋以后逐渐分化并与周边各族融合。现分布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后裔。氐羌族群绝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而是对许多不同民族的统称。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方式。而古羌与羌族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据传羌人的始祖为黄帝，也有说是炎帝。其最初分布于中国西部地区，称之为“羌”、“西羌”、“氐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韂”。如果从黄帝部族的有关传说与考古发现相对照，更可以说明黄帝部族的属性。据《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水在今天陕北（泾河），黄帝部族原先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考古上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对应。《左传·哀公九年》也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后东向进入中原地区，在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区获得空前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从西边来的黄帝取代了属于神农系统的炎帝，而东方的蚩尤时也强盛起来；黄帝战胜蚩尤，于是成为中原一带的霸主。传说黄帝统治期间发明了许多东西，例如养蚕制丝就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而中华文化的承载物汉字则是由黄帝的造字史官仓颉发明的。

“羌”、“氐羌”。关于“羌”的文字记录见于商代。殷商甲骨文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羌”和“羌方”的活动。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的记载中，从活动情况看，商代羌之疆域广大，大致据有今甘肃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马羌”等。其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后羌人加入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

氐羌之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逸周书·王会解》说“氐羌以鸾鸟”。孔晁《注》云：“氐羌，与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矣’。”如是，羌是大名，氐是羌中的一种，因羌的种类很多，所以称氐为“氐羌”。据顾颉刚考证认为，氐羌同为姜姓，即同出于炎帝。童书业更进一步论证：“‘姬姜’似即‘氐羌’。‘姜’之即‘羌’……‘姬’之即‘氐’。”如是，氐羌实为共同种，盖其后进，是有此称。至汉晋以后，氐羌逐渐分流，成为介于华、羌之间的又一民族。

戎、羌戎。周文献中常以戎概称西方非华夏文化圈内诸族。如《礼记·王制》：“……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又《大戴礼记·千乘》载：“……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考戎当为炎黄族群之后进者。

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羌人是实行火葬的。

顾颉刚认为：“晋、秦诸国周围都是戎、狄。”这就是说在今山西、陕西南省境内生活于戎、狄文化的，远较生活华夏文化的为多……戎里也有姬姓的，也有姜姓的，使我们知道姬姜诸姓本出于戎。见于史载的“戎”族群，先后有“犬戎”、“姜氏之戎”、“允姓之戎”、“申戎”、“陆浑之戎”和“义渠”等。从发展水平上说，他们是介于姜、羌之间的类型。任乃强指出：“羌语中，适于耕种的河谷叫戎……羌与戎的区别，就是牧与农的区别。

氐羌族群世居西方，而留居原地者依然保存其经济和文化传统，广布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因此，汉晋史籍又常称之“西羌”。西羌族群甚多，史载“凡百五十种”。

在今甘肃、青海、陕西地区的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卦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当阗羌、滇那羌、黄羝羌等。

在今新疆则有西夜、蒲犁、依赖、无雷、葱芘、白马、黄牛、阿色等。西藏有发羌、唐牦；内蒙古有南山羌。而西南地区则有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等。

羌人中的一支约在春秋、战国时从甘肃、青海地区络绎迁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生息繁衍，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为羌族。

中国：汉族、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怒族、德昂族、拉祜族等。

缅甸：缅族（三千五百万）、克钦族（景颇族，一百五十万）、克伦族（近五百万）、克耶族（二十余万）、钦族（一百余万）、若开族（二百六十万）、爱伲族（哈尼族，五万）、傈僳族（三十万）、崩龙族（德昂族，二十万）、拉祜族（五万）等。缅甸总人口约为五千五百万——六千万之间。羌人民族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

印度：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诸民族，约二千余万人。

泰国、越南、老挝等国也有少量的羌人民族。

于青海河湟地区、渭水上游草原一带的羌族，早在西周时期就活动于甘肃临洮一带，一般认为羌族是当地土著与外迁来的苗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最后形成的。战国时期，羌人部落活动于祁连山区，并至迟在战国晚期北出扁都口（今甘肃民乐南），霍城一带（今甘肃山丹），进入河西走廊。《汉书地理志》、《括地志》以及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出土的简牍文书都有关于河西羌人的明确记载。秦汉之际，游徙、生活于河西走廊的羌人渐渐话跃于政治、军事历史舞台。

《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政府设立于河西走廊的番（音皮）和县，就是为安置番乐羌而设置。仅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至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80年间，河西羌人就发动过针对河西走廊四郡及重要军事、政治要塞的战争近十起，范围遍及河西走廊。他们攻城略地，但屡战屡败，始终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随着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经营和西北疆域的扩展和中原强势文化的扩散，河西地区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河西羌人在这一过程渐渐消逝，但从考古发掘的葬俗、遗址等方面，仍可以窥见羌人远去的背影。

羌人以牧羊为主要生活来源，也以羊为图腾。羌民在冠礼和送葬仪式中，脖子上要系羊毛绳，以表示与羊同体；在丧礼中要宰羊一只为死者引路，称为引路羊；相关文史资料中也不止一次地讲到羌人的这种习俗。但是，羌人流行火葬，所以这种葬俗很难在考古调查中被发现。

1998年，高台县博物馆发掘的位于骆驼城墓群的西晋纪年墓却于棺木前左侧出土殉葬小羊一只。墓室内陶器甑、灶、盘、钵、罐等排放有序，一如当年墓主人的厨房摆设，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殉葬羊伏卧，两前腿前伸，从卧姿分析，系杀死后殉葬。这例葬俗每每于河西走廊骆驼城，许三湾出土“可标”的墓葬内发现。因此，考古人员认为这类墓葬是汉化的羌人墓葬。而殉葬小羊正是羌人的“引路羊”。羊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羌人与羊更有着深厚的感情。西晋纪年墓发掘完后，我们没有采集骨骼标本，而将他们如旧深深墓葬，以便让它完成引导主人灵魂飞升上天的任务。羌人，在千百年前就给族人的死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上世纪后期，甘肃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掘出了近千块汉砖，魏晋时期的墓葬画像砖，在这些官吏或豪族地主上至神仙瑞兽，下至平民生活的墓葬壁画上，常有披发的或猎、或耕、或桑蚕的羌族男女形象。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河西羌人历秦逾汉至魏晋时期已部分明显汉化，他们废弃了火葬仪式而实行当地汉族所用的斜坡墓道土圹墓，砖室基的葬式，并保留了部分羌族葬俗。

河西走廊的羌人与各族的融合并没有在魏晋时期五胡十六国的纷纭战火中完成。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政府就在河西“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同时“设护羌校尉，以统治羌人”，采取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统治河西民族。事实上，羌人西迁的脚步自汉至魏晋数百年间就没有停止过。斯坦因在罗布泊发现的魏晋时期羌女文书中说：“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这位忧怨的羌族女子在文书中留下了羌人西迁罗布泊的记录。实际上，魏晋时期的河西羌人不仅有部分西迁，而且还有相当部分南出祁连融入吐蕃，北入大漠融于匈奴等族。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大唐王朝不仅沿袭了“张国臂掖，以达西域”的政策，而且将之发扬光大，开疆拓土，使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全盛时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羌人进一步发展壮大。唐咸通末，《郭煌石室遗书·张氏勋德记》中还提到河西走廊的羌人。

宋初，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参与羌族的一个庞大分支——党项羌西夏王朝的建立，后为元所灭。

元代河西羌人的活动日趋微弱，民族融合状态下，羌人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在史籍和考古资料中有关河西走廊羌人的信息，已很难得见。有关文献中所提到的“羌人”，实指分布于此地的其他少数民族。留居河西走廊的羌人之民族融合过程终于在元代画上了句号。河西走廊的羌人和羌人部落渐渐远了。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史籍的零星记载去打量“当煎羌”、“烧何羌”、“当阗羌”、“沈氐羌”这些近乎陌生的羌人部落名称；或是通过出土文物及其所载带的文化信息以及今日河西走廊方言中孑遗的“羌活”（中草药）、“羌盐”（食盐的一种）等只言片语穿越时空去感受，感知他们了。

羌历年亦称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民族传统盛会。其内涵与汉区之春节，藏区之藏历年等民族节日相近。

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即由迁徙游牧业过渡到定居农业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九月初一（即农历十月初—）为羌历年，并以这—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

从春种到秋收，辛劳了一年的农人进入了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被放上了山。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外出务工的人也纷纷赶回了家，因而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由于羌人实行灵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进入农业社会后的羌人，不仅把命运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吉祥安康，因而每年羌历年期间，均要举行“祭天还愿”仪式。与此同时，羌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同耕牛结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故在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牛王会”习俗。

从严格意义上讲，“祭山会”是表达羌人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行为（民间称为“许愿”），而羌历年则是表达羌人美好情感的一种答谢方式（民间称为“还愿”）。因而，祭山会属“春祷”，羌历年属“秋酬”。同属农事活动，其间不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