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丽尔·斯帕克（1918-2006），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跻身世界文坛的英国著名女作家。她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市并且在那里完成学业。成年之后她在非洲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住了几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辗回到伦敦后，一直在外事部门工作到战争结束。战后她曾在两家杂志社当编辑。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经验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斯帕克的第一部文学评论《孩童与光明》在《观察家》杂志举办的短篇小说赛上获奖，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道路。随着一部接一部作品的问世，她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最终使她“成为在同时代的苏格兰作家中享有最高国际声望的作家”（大卫·罗伯）。

斯帕克的创作领域很广，包括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舞台剧、诗歌、儿童作品、传记及文艺批评。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世界20多种文字。到目前为止，她已得过许多大奖，其中包括意大利文学奖(the Italia Prize)、詹姆斯·特艾特·布雷克纪念奖(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索尔·泰厄十字奖、英格兰T.S.艾略特奖(the Ingersoll T.S.Eliot Award)等。1978年她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名誉会员，1988年又被选为法国文学艺术学会会员。

斯帕克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继《孩童与光明》之后，她于1952年发表了具有传统风格的诗作《范发尔罗》。1952年她为爱米莉·布朗蒂和约翰·迈斯菲尔德写的传记也相继问世。她的第一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是1957年出版的小说《劝慰者》。在这之后几乎每年她都有新作与读者见面，有时一年甚至出版二、三本书。她陆续发表的作品有《罗宾逊》(1958)、《离恨鸟（短篇小说集）》(1958)、《与世长辞》(1959)、《独身者》(1960)、《派克恩姆麦田》(1961)和《戏剧之声》(1961)。

如果说以上作品还不足以引起文坛轰动的话，那么她的中篇小说《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1961)则把她与其作品推到了世人面前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特殊的爱丁堡背景、典型的苏格兰人的特性与思维方法以及语言风格，加上呼之欲出的布罗迪小姐和她的女学生的形象，极大地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小说改编成话剧后轰动了伦敦西区舞台，后又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电影，二十多年未曾间断过上映。斯帕克的文才与智慧在她以后的诸多作品中更加熠熠生辉。

1961年以后发表的作品有：小说《窈窕淑女》(1963)、《曼陀巴姆门》(1965)、《公众形象》(1968)、《驾驶席》(1970)、《勿打扰》(1971)、《东河边的暖房》(1973)、《克鲁的女修道院长》(1974)、《接收骗局》(1976)、《土地所有权》(1979)、《光阴虚度》(1981)、《走向萨特比之家》(1982)、《烦恼》(1984)、《缪丽尔·斯帕克的故事》(1987)、《来自坎辛顿的呼喊》(1988)、《学术会议》(1990)、《落地窗》(1993)、《小小电话》(1993)、《自传》(1993)和话剧《博士生》(1963)。

斯帕克的小说以其趣味性和真实性见长，结构严谨，语言简洁洗练，很少华丽的修饰，很象海明威的创作风格。小说里的对话言简意明，成为她的小说的特点。例如在《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人十几岁时所受的影响太重要了，”那人说。

“啊，是的，”桑蒂说。“哪怕那些影响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

“那么，海伦娜修女，当时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政治？个人？还是加尔文主义？”

“啊，都不是，”桑蒂说。“可是有一位布罗迪小姐，当时正值她的不惑之年。”

寥寥数语便点明布罗迪对她的学生们的影响。

由于她的小说情趣横溢，读者一旦拿起她的书，便“象得了饥饿症，迫不及待地一章一章读下去，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葛兰第宁《时代》）。

英国文艺评论家马尔科姆·布兰德白瑞早在七十年代便指出，英国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公认的重要小说和小说家，如：戈尔丁和他的《蝇王》(1954)、尼格尔·丹尼斯及《身份证》(1955)、缪丽尔·斯帕克及《与世长辞》(1959)、B.S.约翰逊及《旅行者》(1963)、道利斯·莱辛及《爱的习俗》(1957)。……由此可见斯帕克和她的小说早在六、七十年代便引起西方评论家的足够重视，他们肯定了她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并将她列入后现代主义作家行列。1954年，缪丽尔·斯帕克皈依罗马天主教。在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和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下，她试图在小说中从哲学、心理学和宗教的角度探讨人生和社会，探讨人的地位与价值。例如，她笔下的布罗迪小姐便是一个被“独裁”的欲望所驱使的人物，她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欲望所毁灭。

《布罗迪小姐的不惑之年》讲的是三十年代苏格兰女教师布罗迪小姐如何与保守的传统教育制度相对抗以及如何对自己的学生施加影响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起伏跌宕的复杂情节，令人回味的是如何对布罗迪小姐作出恰当的判断。她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她对学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斯帕克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却有独到之处。

布罗迪小姐极其矛盾的性格十分令人惊异。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女教育工作者，是对死板僵化的传统教育制度的冲击者；她的教学方法生动灵活，教学内容富有新意。她的对立面麦凯校长则是一位保守教育体制的捍卫者。与小学部其他俗气无知的女教员相比，布罗迪小姐不但长得美，而且气质高雅。她内在与外在的美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布罗迪小姐把自己的六个女学生当作心腹。由于她们与她形影不离，受着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一个特殊的集体，自然处处显得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因而被全校师生讥讽为“布罗迪帮”。她们所做的一切几乎都以布罗迪小姐的好恶为转移，就连“蠢得不可救药”的玛利·麦克格里戈升中学时也是根据布罗迪小姐对传统教学班的偏爱而选择上传统班的，尽管她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布罗迪小姐不但在课上尽力扩展学生的知识，用各国的文化、艺术、音乐陶冶学生情操，还在课下带领她的“帮”参观市容，以了解爱丁堡的历史，带她们去剧院听歌剧，看芭蕾舞，还去打高尔夫球等。她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把她们培养成“人杰中之人杰”。在保守的三十年代她能做到这一些，体现了她的叛逆精神。

然而读者会逐渐发现她性格矛盾的另一面。她自私、自负、独裁。她声称要把帮里的姑娘培养成“人杰中之人杰”，事实上她自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并把自己比作象英国著名女演员桑代克，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巴甫洛娃一类的杰出者。她的自信出自她的宗教观。她认为无论她做什么事上帝都与她同在。这样她就把自己摆在了绝对正确的地位上，即使她一边敬拜上帝，一边与娄赛先生“上床”，却也丝毫不感到内疚。她深爱劳埃德先生，但因他是有妇之夫，她便转向娄赛先生寻求欢乐，却又念念不忘劳埃德。她竟然安排自己帮里一个漂亮的有“直觉的”姑娘去作劳埃德的情妇，以求得自己心理平衡，全然不顾会对学生造成什么后果。由此可见她的自私心态。

她经常说：“只要把这个姑娘给了我，她就永远是我的。”在行动上她要求帮里的姑娘绝对服从她的指挥。在她带领帮里的姑娘去看巴甫洛娃的芭蕾舞表演时，尤妮丝说要去参加教会的“社交”。布罗迪小姐不能容忍这种“离经叛道”行为，先抓住她用词不当大加讨伐，继而说道：“如果你说的是社交活动，你尽可去参加，我们要参加我们的社会活动，……你完全可以去参加你的社交活动，我们可要去看巴甫洛娃表演的天鹅之死……。”她心中难以抑制的不满与遭人拒绝后的酸溜溜的感觉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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