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户逆差（Rebalancing）是经济学术语，其本质是多买少卖或借钱消费和投资。这里也特指美国经常账户逆差。

如何解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是全球经济学家争论的中心课题，更是世界政经决策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学说有五：

第一个学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他国操纵汇率（蓄意低估汇率）、攫取不公正竞争优势之结果。此学说之理论基础，是所谓的贸易收支弹性分析方法。此学说既不符合基本经济学逻辑，亦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却竟然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对外经济政策之主要依据，实乃现代经济史上的一大怪事，有待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详尽考察其缘由。

第二个学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源自美国国民储蓄太少（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储蓄小于投资。相应的政策简单明了：消除经常账户逆差，必须依靠增加储蓄。此学说是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之简单推论，逻辑上毫无瑕疵，问题是不深入。我们要问：为什么美国国民储蓄能够持续下降乃至负值？为什么外国人愿意为美国的借钱消费和投资融资或“买单”？美国政府有什么措施可以鼓励国民储蓄？只有深入到美国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安排，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国民的储蓄行为。

第三个学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源自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储蓄太多或储蓄大于投资。相应的政策同样简单明了：消除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要靠中国人和日本人扩大内需、减少储蓄。此学说与第二个学说同义反复，毫无新意。想不到，伯南克几年前高举“全球储蓄过多”之说（Global Savings Glut），以解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竟然名噪一时。要中国扩大内需、减少储蓄，没有错，问题是怎么做可以奏效？更重要的问题是：纯粹依靠其他国家扩大内需、减少储蓄，是否真正能消除美国经常账户逆差？

第四个学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源自国际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美国强大的教育和科研实力，让美国居于世界产业链最高端，多数产品和服务具有垄断性。美国可以生产低端产品却不想生产，其他国家却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且不得不向美国出口以便换取美国高技术产品。然而，美国却不愿意或禁止大量出口高科技产品，贸易随之出现逆差。其他国家之顺差，本来是希望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只好储蓄起来，等待未来购买。此学说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不过，根据基本经济理论，假若没有货币体系，纵然有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以物易物之贸易是不会产生贸易差额的。因此，分析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必须纳入国际货币体系。

第五个学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源自美元本位制。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乃是全球储备货币或基础货币创造之基本源泉。金属货币本位时代，全球储备货币之源泉是金矿或银矿；美元本位制时代，全球储备货币之源泉就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或国际收支逆差。当然，美国亦可以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同时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持续地将国际储备也就是美元借给其他国家。然而，其他国家不可能持久地向美国借债，美国却可以反过来持久地向其他国家欠债，或者说其他国家愿意持久地向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融资。正如主权国家政府可以持久地发行货币，公民却无法持久地向政府借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之本质，正是美元本位制或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全球货币体系角度解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最透彻的角度。它有几个极其重要的推论：

（1）理解全球经济，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之本质特征出发；

（2）汇率从来不是造成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

（3）美国指责他国操纵汇率造成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纯属政治外交借口；

（4）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乃是美国支配国际货币体系之基本结果，是美元强势的自然结果，美国是最大受益者；

（5）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之限度，亦即美国对全世界欠债的限度，取决于全世界是否继续接受美元为储备货币，正如一国法定货币之发行限度，乃是本国公民是否愿意继续使用该国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6）可见的将来，全世界依然找不到一种货币，能够替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因此，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将长期存在；

（7）美国有数之不尽的办法实现经常账户和国际收支顺差，然而，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相反，维持经常账户逆差（至少在一定限度内）则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8）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货币政策，核心是如何处理人民币与全球储备货币（美元）之间的关系，关键则是人民币和美元之汇率。

全球金融动荡根源

其一，不断扩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对应的是全球美元资产或外汇储备资产的持续增加。依照全球货币数量论，它必定意味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导致全球性资产价格暴涨（尤其是石油、黄金和其他矿产和贵金属价格暴涨）。1870~1913年是金本位制黄金时代，全球平均通胀率只有0.2%；金本位制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的1939~1989年，全球平均通胀率高达4.5%，其中1973~1982年期间，全球平均通胀率超过10%。

1989年之后，全球似乎进入了一个低通胀、低利率的黄金时代，然而平均通胀率依然远高于固定汇率时代（平均2%左右）。随着全球真实经济（真实生产力）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全球进入高通胀、高利率时代的可能性迅速提高。要深刻理解全球流动性过剩、推测全球通胀、利率、资产价格和真实经济增长趋势，我们就必须透彻阐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之根源。

其二，不断扩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及其对应的全球美元资产，是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动荡之主要根源。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全球储备资产只有数百亿美元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天文数字般的全球美元资产催生了“海量式”的外汇投机交易、数之不尽的金融衍生产品和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导致全球资产价格急剧动荡，蕴涵着无法监管的巨大金融风险，随时有可能对各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长期深入研究证明：20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资产价格动荡和金融货币危机之频率，超越以往一切世代。最近爆发的次债危机，只不过是金融危机戏剧地又一次重演，它还将继续演下去。

央行“监管悖论”与货币外交“角力”

其三，庞大美元资产所创造的“无国界金融市场”，让中央银行陷入无所适从的“监管悖论”：一方面，中央银行几乎无法监管金融机构的全球性活动，它们甚至无法理解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连格林斯潘都承认：“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复杂和动荡，20世纪所发展的监督理念早已派不上用场。世界，我实在看不出更多的政府监管有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一旦本国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各国央行却又不得不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施以援手。金融机构无所顾忌参与全球交易蒙受巨大损失，中央银行被迫为之“买单”，后果却由普罗大众共同承担，此乃当今全球货币体系的“倒逼机制”：即全球金融机构之冒险创新活动导致金融危机，反过来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进一步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暴涨，孕育下一次更加严重之金融货币危机。次债危机爆发后，身着阿玛尼西装的华尔街大佬，哭着喊着要美联储减息和注资，实乃当今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最具讽刺性、最真实之写照！

其四，不断扩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正在成为国际金融货币外交“角力“的主要战场。美国政府强压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就是要纠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此类极端错误之逻辑，尽管经济学高手一再力斥其非，却总是挥之不去。累积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当然不愿意美元持续贬值，美国却反过来不遗余力地批评贸易顺差国家“操控汇率”。

历史上，美国先后严厉指责欧洲和日本操控汇率。2002年以来，指责对象成为中国。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发明了好些莫名其妙的术语，诸如“全球失衡”、“全球调节责任”等，声称人民币升值，是中国为实现全球平衡应尽之责任。弱势美元政策导致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升值幅度大的国家又反过来指责升值幅度小的国家（譬如最近欧洲开始严厉指责中国）。全球汇率乱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以邻为壑”的贸易制裁和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