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饷是明末为筹措军饷而加派的赋银。又指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用的军饷。崇祯十二年 (公元1639年) 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入侵和镇压农民起义，准备抽练边兵(正规军) 和加练乡兵，饷银因此增加。当时除续征剿饷外，复征练饷。《明史·杨嗣昌传》： “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彻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口： 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等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复征练饷七百三十万。”然而练饷扰民太甚，《明史·左懋第传》： “臣有事河干一载，每进父老问疾苦，皆言练饷之害。”崇祯不得已旋罢之。

明末为练兵所需军饷而征收的一种苛税。崇祯十二年下令抽练边兵和加练民兵，于是加征田赋每亩练饷银一分，全国共征收七百三十万两。与辽饷、剿饷当时并称为“三饷”。见《明史·食货志二》。 清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三六：“﹝崇祯﹞十二年饷尽而贼未平，於是又从嗣昌及督饷侍郎张伯鲸议，勦饷外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 清 魏源 《圣武记》卷十一：“明之末年，加练兵十有八万，辽饷、剿饷、练饷，至千有七百馀万，弊亦同之。”

清代练兵的军需费用。《清史稿·兵志三》：“兵部诸臣会议，以同治初年创议练兵，京师神机营及直隶省六军，别筹练饷，特立营制。”《清史稿·兵志三》：“﹝同治﹞九年，曾国藩于直隶省增募马勇千人，分为四营，原有额兵，增足万人，分练马队、步队，奏定各营哨之制，及底饷、练饷、出征加饷之制，为北方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