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寒冬的一个夜晚，游击队员雷巴克和索特尼科夫行走在森林里遍地积雪的道路上。他们的支队被敌人压进了戈列雷沼泽地，处境困难。他们奉命出来给支队找给养。两小时前差一点遇上德国鬼子，拐进森林后又迷了路，耽误了时间。他们正赶到库利加耶夫村去。索特尼科夫不断咳嗽、喘气，步履蹒跚，他在感冒发烧。他原可以不来，但他“不拒绝别人拒绝的事”，还是和雷巴克一起出发了。他感到体力不支，但仍然坚持着。到了库利加耶夫村，看到的只是被德国鬼子焚毁的一片废墟，只好另找村子。田野上寒风刺骨，比森林里冷多了。索特尼科夫头晕眼花，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他原先在部队是炮兵连长，战前师范学院专科毕业后在学校工作。雷巴克原是步兵连司务长，只读到五年级。他们俩最近才接近起来。突然传来了吆喝声和枪声，说明前面有德国人或警察，于是他们又从路上拐弯，在雪地上向灌木丛走去。索特尼科夫对这一带不熟悉；各方面都依靠雷巴克。雷巴克跨着大步，走在前面，索特尼科夫落在后面，冷得缩成一团，脑袋嗡嗡直响，有时会出现过去经历的事情，他忘不了第一次战斗的场面。当时他属于最强大的炮兵军团，他们从斯洛尼姆向东方出发，跋涉了十二昼夜，在渡过列别津河的时候，遭到敌人炮火伏击，几乎全军覆灭，他虽然击毁了三辆坦克，但和幸存者一样，却当了俘虏。

他们到了利亚西内村，闯到了村长家里。村长彼得·卡昌是个倔强、善良的老人，家里只有一个老伴，儿子在炮兵部队，杳无音讯。他是应乡亲们和原区委书记的要求才当村长的。雷巴克和索特尼科夫不了解内情，误以为他为德国人效劳。雷巴克威胁说要枪毙他，只是从他那里拿到一只羊腿后才放过了他。在归途中他们遇到了警察。雷巴克撒腿就跑，翻过山岗，向灌木丛奔去。索特尼科夫因身子虚弱，跌倒在斜坡上。当他站起来，向下跑去时，他腿上中弹，倒在雪地里。警察向他走来。索特尼科夫忍着伤痛，向他们开枪。在对射中，索特尼科夫自己也不知道已击毙一名警察，警察停止了追捕。雷巴克当时已到达灌木丛。枪声使他意识到索特尼科夫在掩护他，处境危险，这种情况下自己走掉是丑恶行为，于是便跑回去找索特尼科夫。负了伤的索特尼科夫在雷巴克的帮助下艰难地走着。当他们找到路时，已临近拂晓。天亮时，他们到了波社比依村的杰姆奇哈家，偶然路过这里的警察发现了他们。他们和杰姆奇哈都被捕了。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索特尼科夫为雷巴克和杰姆奇哈的被捕而感到深重的罪责，而雪巴克则埋怨自己不谨慎，原来克制着的对索特尼科夫的不满情绪涌上心头，都因为他的缘故才落到敌人手里，一切都完了，但他还想活下去，要寻找机会逃跑。

到警察局后，警察局督察波尔特诺夫审讯了索特尼科夫，要他交待出部队的番号、驻地，他们的任务，在什么地方受伤等等。索特尼科夫拒绝回答，只关心无辜的杰姆奇哈的命运，而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被拉去用刑。雷巴克在审讯时很害怕，回答了提出的问题，只是问及部队领导人姓名和驻地时才撒了谎。审讯结束时，波尔特诺夫表示，只要他不撒谎，就保全他的性命，让他当警察，为德国效劳。雷巴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觉得有了靠山，感到愉快。回到牢房后，他见到受刑后的索特尼科夫躺在干草上，处于昏迷状态。他突然想到，如果索特尼科夫死了，他说什么都可以，会赢得时间。索特尼科夫醒来后，和他谈起审讯情况。雷巴克要索特尼科夫统一口径，虚与委蛇，避免直接冲突，否则会有危险。索特尼科夫告诉他，他什么也没说，并警告雷巴克，他要“和他们做一笔交易”决不会有结果，只会玷污红军的荣誉。

彼得·卡昌因为没有向警方报告游击队员的行迹也已被捕，和他们关在一起。他被提审，回到牢房时已经傍晚了。后来又关进了一个犹太小姑娘巴霞和杰姆奇哈。警察说，这一屋子人明天早晨都将处决。索特尼科夫听着彼得和杰姆奇哈的谈话，心头感到沉重：他了解了彼得当村长的真相；他原以为杰姆奇哈会骂他们几句，可是她却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德国人和警察身上，他错怪了他们。半夜里，雷巴克和索特尼科夫醒了。巴霞正在和彼得、杰姆奇哈讲她悲惨的遭遇。雷巴克对巴霞的遭遇已不感兴趣，他面对明天的死亡，只觉得审讯时没有立刻答应当警察是个错误，他不能白白送命。索特尼科夫想的是要积聚起最后的力量，体面地迎接死神。他视死如归，因而保持了一种绝对独立自主的精神，什么也不怕。他决定，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他明天要对督察说，他是来侦察的，负有任务，打死了警察，是红军指挥员等等。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挽枚别人。

黎明时分，五个人被带出去行刑。索特尼科夫在院子里看到一个像局长打扮的人，便对他说了他前一夜想好的话。局长不感兴趣，还是命令将他带走。雷巴克一见到波尔特诺夫，立即表示同意当警察，他得救了。索特尼科夫轻轻喊了一声：“卑鄙家伙！”他伤心透了。他没有料到雷巴克会这样。雷巴克不像背叛者，也不像胆小鬼。他只是为了逃命，自私自利，这和背叛行为只有一步之差。四个人被处绞刑，索特尼科夫还是由他扶上绞架的。

雷巴克活了下来，刹那间闪过了他犯了罪的念头，心里一团乱麻，死里逃生的欢乐蒙上了阴暗，他想逃之夭夭。他看到了街道两边的人投来憎恨的目光。他成了大家的敌人。他的生命真正结束了。到了警察局，他走进厕所，决心上吊自杀，结果发现皮带没有了——进牢房时已被警察取走。头一天，他把当警察看成一条生路，第二天却变成奇耻大辱。外面有人催他去见局长，他急忙走出来，局长已在等他了。

《索特尼科夫》是贝科夫的代表作之一，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后期创作的特点——人物的心理刻画与道德探索相结合。在小说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塑造了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主人公索特尼科夫被捕以后，面对死亡，首先考虑的是别人的安危，他千方百计保护杰姆奇哈、彼得、雷巴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以挽救他们的生命，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警告雷巴克不要与敌人做“交易”，以免沾污红军战士的荣誉，他从容就义，认为他的死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正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信仰使他保持了绝对独立的精神，充分显示出他生命的价值。与他相对立的是雷巴克。他被捕以后，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他原想投机取巧，摆脱敌人，但事与愿违；只要活命的自私想法使他对别人命运采取冷漠态度，最终导致他成为祖国的叛徒，敌人的帮凶。当他意识到自己已陷于困境，他的生命也就真正终结，于是他求死不能，只得沿着罪恶的道路滑下去。

作者通过索特尼科夫与雷巴克的对比，充分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无视任何原则，道德沦丧意味着背叛，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舍己忘我的精神才是生命力量的源泉，才能使生命闪现出光辉。与道德探索紧密联系着的是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描绘和剖析。两个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和发展反映了道德主题的深化。以雷巴克为例，在作者笔下，雷巴克是个普通战士，既非天使，也不是恶魔，更非生来就是叛徒。当他还没有丧失起码的道德准则和责任感的时候，他能够关心和帮助索特尼科夫，甚至觉得自己一人逃跑可耻，返回去寻找负了伤的索特尼科夫。但在生死考验面前，个人主义占了上风，他的情绪也随之变化，他开始埋怨索特尼科夫连累了他，甚至暗中希望经受酷刑之后的索特尼科夫死去，以便他自由行动。强烈的求生欲望彻底毁掉了他仅存的道德观念，他同意当警察，这时他尚存侥幸心理，希望能摆脱敌人。他参加行刑以后，觉得有一点错误，但竭力为自己辩护，只是看到人们投来憎恨的目光，才最终理解他已成为大家的敌人，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彻底结束。雷巴克的心理变化过程清楚地表明，自私自利导致道德沦丧，这和背叛行为只有一步之差，反映出一个普通人堕落的全过程。

《索特尼科夫》作为中篇小说，情节极为简单，但却孕育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作者把主人公放在非同寻常的境遇里，逼使他们作出道德上的抉择，使矛盾发展进入高潮，充分显现出主人公的道德面貌和精神品格。在小说中，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卫国战争，只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但作者成功地运用人物回忆、插叙等手法，以及为数不多的场面，不仅说明人物心理的社会历史基础，还从侧面表现了卫国战争初期的艰难，前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国主义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前苏联作家。曾任前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委、《民族友谊》杂志编委，获得过“白俄罗斯人民作家”（1980）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84）的称号。1924生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乌沙奇区的农民家庭。曾在维捷市斯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因卫国战争爆发而辍学，参加卫国战争，担任过中尉排长。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为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1960年发表战争题材中篇小说《鹤唳》引起文坛重视。1962年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获1964年白俄罗斯国家奖金）问世，成为“战壕真实派”代表作家之一。此后一直坚持用中篇小说的形式，进行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著有《陷阱》（1964）、《阿尔卑斯山颂歌》（1964）、《死者不痛苦》（1960）、《前线笔记》（1966）、《跑步冲锋》（又名《该死的高地》，1968）、《克鲁格良桥》（1969）、《索特尼科夫》（1970）、《方尖碑》（1973）、《活到黎明》（1973年作，与《方尖碑》同获1974年前苏联国家奖金）、《狼群》（1975）、《他的营》（1976年作，与《狼群》同获1978年白俄罗斯国家奖金）、《一去不返》（1978）、《灾难为标志》（1982年作，获1986年列宁奖金）、《采石场》（1986）、《在雾中》（198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