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立法与精神病有关的立法。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精神病学的进步和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改善精神病人的社会地位，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基本权利，减少对精神病人的限制，使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在全世界范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场维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加以强制实施。
1959年及1960年分别颁布、并于1983年经修改的
英国和
苏格兰心理卫生法，为合理对待精神病人开创了新的纪元。法令规定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处理，应遵循自愿的原则，鼓励病人自愿入院，并使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的患者，在治疗上享受同等待遇。法令强调了对精神病人的社会照顾，并对非自愿病人的强制性住院，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时限。法令将急诊留院观察期限限制在72小时以内，规定急诊留院观察需有一名亲属或社工员提出申请，并经一名医生同意；一般住院观察不得超过28天，除需有一名亲属或社工员提出申请外，还应得到两名医生的推荐与支持，并需说明理由。对非自愿住院治疗和其他相应事宜，以及对被控犯罪病人的住院，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法令规定治疗应征得病人的同意，特别是精神外科的脑部手术、降低男性性驱力的外科手术，
电休克拘禁或隔离。所以多年来，精神病人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权利，成了为社会所遗弃的人，得不到各种应该享受的待遇。所以强制收留精神病人住院，从未获得满意的效果。
心理卫生立法成为社会舆论的热门话题，这话题在西方各国已历时二三十年而不衰。在
美国不过改革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其正反两个方面。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不少专家断言，第二代的新问题甚至也会像第一代老问题一样棘手，顾名思义，患有精神病的人，其精神状态毕竟不正常，而且病情愈严重，愈不能认识到自己有病，因而也不肯自愿接受治疗。这是疾病本身所存在的客观规律，不会随着人们的愿望而改变。由于改革过分强调了病人住院自愿、治疗自决和有权拒绝治疗等法定权利，致使许多重症病人贻误了治疗，实际上成为蒙受遗弃的不幸者；不少病人流落街头，生活上失去了必要的保障；更有甚者,一些病人离开了医院却进了法院,他们因为实施危害行为而变成了囚犯。这当然是改革所衍生出来的新问题，需要在修订立法中加以认真解决。不过改革的主流是进步和不容抹杀的。
中国的心理卫生法在卫生部和
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自1985年开始起草,前后已经修改多次，至90年代初尚未完成。中国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国力有限,精神卫生技术力量薄弱,精神病人的就诊率很低，多数病人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看病难，买药难,住院更难,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明显。另外,社会对精神病人还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谅解,精神病人在中国尚未得到公平的对待。精神病人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帮助，不同程度的歧视、非议、讽刺、排挤、嫌弃、回避、隔离乃至拘禁精神病人的现象，反而时有发生。精神病人不仅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且还要遭受社会的压力。生活难、社交难、上学难,就业更难,是中国精神病人所普遍面临的处境。即使病情已经缓解，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却也难以寻求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所以，为精神病人争取获得治疗的权利和不受社会歧视的权利，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也应当成为心理卫生立法的基础。
虐待、惩罚、变相惩罚和一切侵犯病人人身基本权利的行为，并使之逐步成为社会风尚。
中国社会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结构特征。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家庭组织是牢固的，血缘关系是亲密的，家族成员间有互相承担责任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将近半个世纪的
社会主义制度，又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社会人事关系和新的价值观念，这就是：个人隶属组织，组织关心个人；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自由不是无限和绝对的,而是有限和相对的。而且,正是这些社会人事关系和观念，指导并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
另外，对西方精神卫生法中所主张的病人住院自愿和治疗自决权问题，也应持慎审和保留态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贯彻以上四项指导原则 .将使改革以现行的医疗体制和医患关系为重点，更新陈旧的概念，清除过时的章法，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力和设备的效益，造福广大精神病人，使措施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坚持以上两项立法基础，将为中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确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