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莱·加里布埃尔·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

1749年4月9日，米拉波生于普罗旺斯省爱克斯市一个侯爵的家里。15岁时,被送进巴黎一所寄宿学校，学了3年,对数学有特殊爱好。但米拉波的学识，主要是靠后来在监狱中的苦读和出国游历、考察获得的。侯爵对儿子狂热不羁的性格，一向感到不满,寄宿学校一毕业,就把他送进了柏里骑兵团，交给以严厉著称的朗拜尔侯爵去管教。但是,军队生活未能改变米拉波的性格，他仅仅呆了一年,就因为赌钱和种种放荡行为而受到惩处。他逃到了巴黎,父亲因此把他送进雷岛要塞,对他实行了第一次监禁。由于要塞司令的说项，米拉波旋即获释，当了步兵，参加了对科西嘉的远征。

1770年,米拉波解甲归乡。两年之后,他和马利涅那侯爵的女儿结婚。这门亲事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财产。但他挥金如土，婚后不久即债台高筑,每天债主盈门，米拉波侯爵这时又要把儿子关起来，于1773年9月16日从国王那里搞来了一道监禁令:米拉波伯爵不得擅离居地!在第二次的监禁期间,米拉波虽身陷囹圄，仍是故态复萌，为了逃避更严厉的制裁，而不得不于1776年逃往荷兰。第二年被荷兰政府引渡回法国，关进了万森城堡，一关又是3年,直到1780年才被放出。

恢复自由以后，为了解决和妻子的关系问题，米拉波又吃了一场官司。官司虽打败了，但他的雄辩才能,却第一次得到了表现的机会，一下子出了名，另一方的辩护人，在他的斥责之下，竟当堂晕倒，被人从大厅里抬了出去！此后,凭着出身和社会关系、米拉波曾先后到英、德等国游历、考察，结交了一批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在伦敦逗留期间，他研究了法国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写的《财政报告书》和一般财经问题，连续写了几篇切中时弊、具有论战性质的文章。1786年，米拉波在德国小住了半年，也写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其中对德国宫廷和社会的各种生活场景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因而受到当时的财政总监卡伦乃至国王路易十六的赏识。正是米拉波在德国的时候，传来了卡伦决定召开贵族会议的消息，他预感到这是召开国民议会的前奏，是法国社会开始动乱的信号。就在1787年1月回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法国，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夜的政治舞台上。不久，赶上贵族们对想在纳税方面实行改革的财政总监卡伦进行攻击，他也参战,发表了题为《揭露投机》的文章，批评卡伦在交易所中用公款进行投机活动。由于提到了政治改革，这篇文章远远超出了论战的性质，因而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使米拉波名声大噪。

卡伦决定召开贵族会议，是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伸手向贵族们要钱，不料事与愿违，卡伦非但没从贵族那里搞到钱，反而因财政上的问题，被他们轰下了台。当时的法国,财政上有巨额赤字、卡伦向贵族们说出了事情的真相，结果引起舆论界的不满。国王路易十六不得不出来表示，以后每年要公布一次财政收支情况，并宣布将要召开三级会议，企图依靠三级会议来担保公债的发行，解决财政上的难题。

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分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平民。所谓三级会议，就是由各省的这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的全国性的代表会议，开幕式由国王主持，米拉波未能参加1787年2月举行的贵族会议，这时就积极活动，争取参加三级会议。为此，他于1789年1月回到家乡普罗旺斯省，以便先参加省的三级会议。从出身来说，他属于贵族代表。但他的品行，特别是他赞成第三等级代表名额多于前两个等级代表名额的主张，招致了贵族们的敌视。米拉波也不示弱，于2月3日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向敌视他的僧侣和贵族进行反击。他揭露说,他们以上帝和国王的名义为自己的特权打掩护。在演说结束的时候，米拉波宣称：“特权即将结束，而人民是永存的”。贵族们被激怒了，决定不准米拉波再参加会议。贵族们反对米拉波，但他在第三等级中的威望却与日俱增。爱克斯市的平民选他作第三等级的代表，出席全国的三级会议。就这样，米拉波成了第三等级的代言人之一。

在三级会议上，米拉波表现大胆、泼辣。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渐成了会议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以后不久，三个等级的代表之间就发生了争权。由于特权等级的代表拒绝联合，第三等级的代表在米拉波和西哀耶斯的策动下，于6月17日宣布单独组成国民议会，代表全国。宫廷对这一决定感到震惊，决定运用国王的权威来维持等级制度。6月23日,路易十六参加了有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会议，他威严十足地谴责国民议会的行动，申斥第三等级的代表，并宣布一些改革措施，强迫议会接受，否则就要解散议会。他还威胁说，如果他的意志遭到国民议会的反抗，就要采取断然措施。然后，路易十六命令散会。特权等级的代表们遵命离去了，但第三等级的代表则怒形于色，没有离开座位。正在这时，米拉波打破沉寂，对他们说：“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非待宪法制定完成，你们不能离开这里。”大司仪官看到国民议会不散会，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对他大声说道：“先生，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是受命于民才来到这里的，除非刀剑相加，我们绝不离席！”就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根据米拉波的提议，议会通过了议员有不受侵犯之权的决定。

米拉波是法国大革命时代善于蛊惑人心的演说家。他依靠讲坛，为自己确立了声望。就政治观点而言，米拉波反对专制政权，是一位维护民权的政论家。他深受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影响，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要有一个国王，也要有一个议会，而为了防止其中的一个实行独裁，还要有强大的舆论界。他多少有点自诩为舆论界的化身。米拉波认为，舆论的作用就在于既不容许国王取代议会，也不容许议会取代国王。米拉波时而大讲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时而积极维护王室特权，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米拉波是个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过，他更注意的，还是他自身的利益，热衷于接近王室。只要国王肯出重价，他是随时可以出卖自己的。宫廷也看出了这一点。王后虽然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和他周旋。

1789年8月，在议会讨论宪法的时候，米拉波倾向王室的迹象就显露出来了。有人提议设上下两院，并赋予国王对两院决议有绝对否决权。绝对否决权会使革命受制于宫廷，因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对。米拉波也对这一提议进行抨击。但是，为了不致堵死自己入阁的路子，米拉波又力排众议，使权重一时的“宫相”拉法耶特提出的给国王以暂时否决权的折衷方案得以通过。有了这一次的默契，到了9月，拉法耶特就来收买他了，出的价钱是5万利弗尔和一个大使职位。钱，他收了下来，但拒绝了大使的职位——他要当部长！进行这笔交易的风声传出以后，议会里那些对米拉波又轻视又害怕的人立即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禁止国王此后在议会中选用部长。此事使米拉波甚为恼怒，进而又与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进行密谋，设法使国王从巴黎逃走。并着手君主立宪制，他的建议虽被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拒绝。却进一步密切了米拉波和王室的关系。到1790年5月议会讨论议和和宣战权力的归属问题时，米拉波和拉法耶特一致起而维护国王的特权，主张外交权应归国王之手。他说议会人多，易于冲动，不能行使像宣战这样危险的权力。议会进行这场辩论的时候，整个巴黎变得十分激动。一本题为《米拉波伯爵的大背叛》的小册子开始沿街叫卖。拉法耶特则调集重兵包围了议会大厅。5月20日，米拉波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议会发表了有名的答辩，说他这样“一个对革命并非无所贡献的人”，无端地受到了攻击，极力声言自己的无辜。事实上，米拉波不早不晚，正是在这一天拿了国王的钱。国王拿出20万利弗尔替他还债，每月另给6千利弗尔的津贴，还答应到国民议会闭幕时再给他100万利弗尔。国王想把米拉波和拉法耶特结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1790年6月1日米拉波写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说：“为全国计，作一个左右宫廷的黎塞留吧。你可以用扩大和确立全国自由的方法，再造王政。”

从1790年起，米拉波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在公众面前，他是国王的反对派，私下里却又当国王的高参。当宗教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宗教情绪变成可以用来挑起反革命的工具时，米拉波第43次上书国王，劝他促使议会采取极端措施,，火上浇油，以达到扩大事态的目的。后来他甚至利用王室经费，组织进行宣传和行贿的机构，发行王党的小册子和报纸，收买革命派人物，加剧革命阵营的内讧。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公众干的。1791年4月2日，米拉波去世。不了解其中详情的人民，都因他的死而大感悲痛，甚至有人认为他一定是遭了宫廷的暗算。议会为他举行了国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先贤祠中，直到从杜伊勒里宫的保险柜里发现他勾结王室的物证之后，才又把他的遗体从先贤祠里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