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卿（1882—1961），字则周，一作泽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系闯入中共一大的密探。读过3年私塾，因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又臂力过人，虽然不会讲法语，还是进入了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长。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1949年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程才没有被关进监狱。1961年，程子卿在上海去世。

程子卿于光绪八年正月十四日（1882年3月3日）出生于江苏丹徒。出身贫寒，幼时读了3年私塾，便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约1900年来沪，投奔在福州路当妓女的姐姐，由姐姐出资在广东路满庭芳开了家小栈房。因生意不好，不久歇业。后以身材高大应募入公共租界新闸捕房当差，因不谙世事，不久出错被开革。之后，托人入法租界大自鸣钟捕房当警士，时在1911年前后。吸取了以前的教训，程子卿在法捕房小心翼翼做人，认认真真办事，渐渐取得法籍巡长和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黄金荣的好感与信任，升为探目，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住在钧培里黄金荣家中。因其皮肤黝黑，人称“黑皮子卿”。1924年调入刑事科政事组，负责社会团体成立申请的审核和新进人员资历审査等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政局错综复杂，既有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对峙，又有南北政府内部的矛盾，既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又有国民党内左、中、右的交锋，还有奉、直、皖各系军阀的冲突，加上英、日等外国势力的介入，致使中国政局动荡不定，前景难测。上海是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交集之地。作为法国专管租界的上海法租界，一直被法国政府视为海外领地，实行的是法国法律，标榜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不干涉政策。只要不涉及暴力行动，不危及租界治安，允许各类团体包括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等革命团体设在法租界，一时间法租界成为国共两党革命人士存身及活动之处。

程子卿早就与孙中山、宋庆龄有了联系，并负责孙、宋在法租界的安全，进而与居正、叶楚伧、杨杏佛、邓演达、蔡元培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都有良好的关系，为他们存身、活动提供安全帮助。如有一次军阀当局至法捕房联系，请协助逮捕汪精卫，程子卿即受黄金荣之命，前往望志路报信，待北洋暗探与捕房人员到达，早已人去楼空。同时，他将接触交往中获得的信息汇集起来，向法租界当局报告。1927年初，他从所获信息的综合分析中，作出了国共将于不久后分裂、中国政局将有巨大变化的判断，准确预测了“四一二”政变。这一判断经政事组组长萨尔利、警务总监费沃利和法国驻沪总领事那齐雅，辗转送达了法国外交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四一二”政变打头阵时，程亦有参与相助之功。3月26日蒋介石乘楚同舰抵达高昌庙，旋持特别通行证进入法租界至黄金荣家中拜访，程子卿也在陪坐之列。其时，黄金荣已从捕房退职，为蒋介石办通行证及至高昌庙迎接等均是程子卿所为。事后，程子卿得以提升为督察，还获得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萨尔利更因此越三级而被提升为督察长；后来政事组从刑事科分出成立政治处，由萨担任处长；两年后又改为政事部，又升萨为主任。政事部每天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送上一份报告，法总领事又据此摘报驻华大使和外交部，使法国政府得以及时了解中国与上海的动态，为此该政事部有“法国在远东最有成绩的情报机构”之誉。程子卿亦连连得到升迁与褒奖，1931年升为一级督察长，成为外勤中的最高职级，也是华人中的最高职级；多次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铜质、银质直至最高荣誉的金质勋章，而获此金质奖章者，每月增加特别津贴20元。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华界沦陷。作为孤岛的上海租界成为各种抗日势力的据点，侵华日军与法租界当局交涉频繁，程子卿与其结拜兄弟薛耕莘，被指定为法捕房与日本军方的交涉代表。举凡日方欲入租界捕人或引渡，均须经过他俩之手，可谓权重一时，所持的特别通行证可以任意出入日军戒严地区。1943年7月在日本的导演下“收回”法租界后，程子卿改任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长，后为蓬莱分局督察长。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以年老退休。1946年为斜徐路平阴桥头华美烟草公司外务，此职无须上班，只是利用昔时影响，为公司疏通关系、解决麻烦而已，俗称“吃俸禄”。1949年辞去。其时他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编制之外，挂了一个“上校督察”的头衔。建国后，他一直赋闲在家，以收房租为生。晚年消化道、泌尿系统患病，于1961年9月27日病故。

为了法租界的利益，程子卿参与了不少镇压革命和抗日的活动。1931年6月，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爆发大罢工，史称“57天大罢工”，严重冲击了法租界统治秩序，程子卿等便策划了陷害逮捕罢工领袖徐阿梅的阴谋。1941年春，政事部便衣侦探汪振武为抗日游击队藏匿了一批武器，日本宪兵队侦知后前来交涉，由程子卿安排会同日本宪兵将汪振武逮捕，并交日方带走，汪一周后被害。

然而，程子卿也保护过一些革命者和知名人士，使他们免遭反动派迫害。建国后沈醉曾披露军统策划过“美男计”，欲诱使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下水，达到在宋身边安插眼线的目的，后因宋庆龄察觉其阴谋而未得逞。1931年夏，程子卿通过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出入小心”，“最近尽可能不要外出”。可惜邓演达没有充分重视，导致先在国富门路（今安亭路）被绑架幸为安南巡捕截下，不久又遭逮捕而遇害。他也曾应宋庆龄、杨杏佛之请，帮助营救过在法租界被捕的革命者。抗战期间，他与地下抗日组织联系更多。程先后为他引见过军统京沪区副区长程克祥、彭寿，杭州市市长赵志游的沪办主任唐家珍，蒋介石委任的上海党政特派员何世桢，还有冯有真等。程子卿成为军统所属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沪办事处办事员，介绍人即何世桢。抗战胜利后，又曾协助毛森缉拿大汉奸，通知夏奇峰前去报到的便是他。由于职位关系，对一些不得不应付的事，他也尽力敷衍。如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林秀澄拉了他与薛耕莘，去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兰芳家，逼梅赴日本、“满洲国”演出时，也为梅装病敲边鼓。1941年至1945年间，他常在逍遥池与薛耕莘、黄金荣碰头，商议如何掩护地下抗日活动和敷衍日军。

作为法捕房骨干，程子卿的职级不低，活动不少，但建国后却未受到司法处理。程子卿曾向毛泽东主席写过请罪求恕信，大意是自知在旧社会任伪职，犯有罪行，但也曾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如今年迈多病，请求善终于家云云。听说此信是请宋庆龄转递的。程于1954年虽曾被捕，1955年2月再报捕办，但都以“无罪行，无活动，年老多病，无活动能力”而“不予处理”。程子卿的晚年是比较安定的，每月150元的房租收入，儿子月贴15元。在身体尚好的几年，他每天5点钟起身，收拾客堂，常常自己上菜场，买点喜欢吃的鱼。他早年信佛，后改奉天主教，但不常去教堂，只是每天读点《圣经》。余下时间看看报纸，或与来访者谈天，下午则是“水包皮”，去沪南浴室泡混堂，后来改为每周去一次。找他外调了解情况者较多，但他往往只证明被调查人的职务，不多谈其罪行与活动。仅在1956年，他曾带领公安人员往虹桥，抓捕了原政事部外事股督察长、法籍白俄警官爱莫利亚诺夫。

按说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一大代表立即紧急疏散。就在代表们刚刚散去不久，那个陌生人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一大代表遇险记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举行。“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他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

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李公馆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克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然腹泻，只好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

8点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在不速之客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是中共党史专家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程子卿！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1949年程子卿知道自己逃不出人民的手心，就给宋庆龄写信求救。宋庆龄接到这封信之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详细的向毛泽东做了阐述。根据当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程子卿进行了宽大处理——未予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