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鲧是夏代帝王。

据作者考证，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作为先民集聚生息之所的中原之地，并非现今的以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为界，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大，更不是北起大漠，南跨海疆，西自葱岭，东至台湾那么阔，而是“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语出《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世本》谓涿鹿在彭城，谈嘉德在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的《古代涿鹿徐州说考论》中考证：涿鹿即今徐州地方。）这四围中，东之江，绝非今之长江，而是东夷地方的夷水，即现今沂泗之水。世居当时中原东部今山东至淮河的泗水流域的炎帝族，国都在今徐州之彭城，古称涿鹿，此处正当中原之正中，中国之名即由此而来。

舜，《列子》说他是“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的人人厌弃的孤家寡人；孟子的高足万章说舜是最坏的人：“‘舜到外面大声呼号，说他父母虐待他’，以引起别人对他父母的诅咒，咒骂他父亲瞎了双眼，而夸赞舜是孝子。其实，他根本不孝。”（《庄子·让王》，又《盗跖》）舜的朋友石户之农说他专凭暴力欺人，人人怕他，耕者不敢不让畔，渔者不敢不让泽，携家带口逃往荒野。他以奸诈伎俩骗得尧的任用，为其助手（摄政）。鲧是要派去治水，以便将来接班的人，因此成为舜的政敌。在鲧治水功败垂成之时，舜落井下石，擅自杀鲧于东海羽山（今赣榆县），抛尸海内。舜为了篡位，不断地排除异己：逐炎帝后裔三苗于今湖北，贬老臣驩兜于河南西部，强占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妃，在逼尧篡位后，又杀二妃于“江、湘之间”。

鲧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应聘出来治水，功绩显著，被黎民称为“圣人”。他根据情况，灵活采用堵与疏的措施：在尧都及居民区筑围栏水，以“堵”洪水对人的侵扰，所以，《吕览·郡守》肯定“夏鲧作城”，“所作当矣”；在其余地方，则以疏导为主，《韩非子·五蠹》说“鲧禹（皆）决渎” 疏河，排除了大面积的洪水，黎民在涸出的土地上“咸播秬黍，莆雚是营”（屈原：《天问》）。秬黍又称鲧麦，讹称稛麦，是灾民们为了感念鲧送给他们麦种而起出来的名字。莆雚又叫符离，是一种既可入药又能充饥的野菜。鲧治水有功反而惨遭杀害的考究，纠正了几千年来关于“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经·海内经》），结果被杀的讹传。即便是息壤之说，作者也认为它是在今洪泽湖西岸不远处今泗洪县境内的拦河大坝。至汉元帝时，临淮徐县地方尚有高堆五六里，高二丈多（《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郭璞注：“汉元帝时，临淮徐县地踊，长五禹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类也。”）。

子承父业，治理洪水，发展生产，拨乱反正的新说，撕下了罩在舜头上的“圣贤”的光环，破除了“为尊者讳”的旧习，改写了关于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历史。

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协助居民把宅基地加土垫高，筑圩防水，备草粮以防灾患，并选派民间贤能之士，建立起自我管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叫做“社”，古老的“社”字都写作“土”，所以，古书上多说“禹布土”，后人把“禹布土”误解为禹布土壤以填洪水。屈原反问说：“洪水如此宽广，怎么可能用土来填塞呢？”（《天问》：“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史记·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书·禹贡》：“禹敷（布）土。”《左传·襄公四年》：“画为九州。”《淮南子·修务训》：“定千八百国。”谈先生根据这些古籍的记载认为，禹为原始部落进化到国家组织，作了过渡性的形制，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为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而创造条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另，舜在逼尧篡位后，又杀二妃于“江、湘之间”的“江湘之间”，作者认为，地在今宿迁至洋河之间，江，乃沂泗合流之水，湘，本相水，从徐州相县东流至相水下游的下相（即宿迁）汇入江水，后人加三点水于相而为湘，犹如耳海加水为洱海，只是相旁加水，便被移到湖南去了。而当时湖北还是三苗盘踞，舜及二妃如何至湖南？显系史家之误。

1、 浩浩洪水，民不聊生 大禹治水前，中华大地普遍受到了洪水之灾，大地一片汪洋。人民爬山找洞藏身、树梢上学鸟雀筑巢而居，地面上草木畅茂，飞禽走兽与人争夺地盘，人民一天天减少，只有鸟兽的脚迹布满在洪水暂时退去和还未淹没的全中国的地方。 2、临危受命，治水失败 鲧原是白马，是黄帝的孙儿。尧见洪灾肆虐，忧心如焚，召集四岳和各路诸侯，叫他们举荐治洪水的人。四岳和在朝诸侯却说：“啊，叫鲧去好啦！”尧摇头说那人固执己见，不顾别人的意见，不成。四岳说除鲧之外找不出第二个人。于是，尧只好让鲧去试试。鲧临危受命，一治九年，丝毫没有成绩。 3、偷窃息壤，阻障洪患 鲧治水神力不够，求助诸神。此时，有一只猫头鹰和一只乌龟互相拖拉着走过来，说平息洪水此举不难，要他去偷窃天上的宝物“息壤”。“息壤”是种生长不息的土壤，看上去没有多大一块，但只要弄一点来投向大地，马上就会生长加多，积成山，堆成堤。鲧不怕祖父的酷刑，竟然将息壤偷窃到手。鲧拿到息壤，马上到下方治洪。息壤这东西灵妙，只消少许一点，就可以积山成堤。但鲧性情不好，胡作非为，用错了方法，它用了“阻”和“障”。就是拿泥土来填塞洪水。结果洪水填塞不了，反而愈涨愈高。 4、天帝发怒，杀死伯鲧 当洪水暂时将要平息之时，终于让天帝知道了他的宝物息壤被窃的事，他痛恨天国出了这样的叛徒，毫不犹豫的派火神祝融把鲧在羽山这个地方杀死，夺回了剩余的息壤。

近日读到江林昌煌煌八十万字的巨著《中国上古文明考论》，才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合理的猜测。江著引述地质考古学家的观点说，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黄河入海口由苏北平原改为河北平原。鲧禹治水的时期，正是黄河改道的活跃时期。这个复杂的改道不是一蹴而就的，肯定经过了多年的洪水泛滥、反反复复，最后才完成水道的选择和确定。

当水道往北偏移的时候，必须在布满村庄和田园的河北平原上冲开一条新路，给这一带的部落带来巨大的灾难。而淮北平原、苏北平原的老河道，本来就没有居民，让河水沿着老河道汹涌入海，才是最稳妥最经济的办法。看来鲧采取的就是这种治水思路，他在华北平原上筑堤设防，拦截河水，逼着浩浩洪水朝老河道前进。可是洪水不随人愿，一次次冲决鲧所建立的堤防，在河北平原横冲直撞，当地的居民一次次蒙受灭顶之灾。一时怨声载道，部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部落联盟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的舜为了挽救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只好杀鲧以平息民怨，并修补部落关系。《史记》说“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说明许多部落就等着杀鲧解恨。这与我的猜测颇为相符。

大禹受命于危难之中，立即变更治水思路。他放弃黄河故道，按照滔滔洪水的新趋势，在河北平原上迁徙村庄，安置移民，调集劳力，开沟凿谷，有意引导河水循山入川、直奔大海。黄河终于顺利改道，洪灾于是大大缓解。大禹也在治水过程中建立起了个人声望，从而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成为夏族政权的奠基者。

鲧禹父子（其实未必是父子，只是同一个氏族的先后酋长，那时候继任的酋长不一定是老酋长的儿子）之不同抉择和不同结局，乃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见证。

大体有以下三种说法：

1、傅斯年的说法：“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史学界持此论者较多。

2、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地区。史学界同意这种说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论者较多。

3、杨向奎的说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则移居于河东及伊洛，东方仍有孑遗。”学界持此论者不多。

关于第一种说法，顾颉刚在对有关夏代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全面考订后，曾有一段论述，足以否定此说：“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历年六百，夏族之变化多矣，昔其事迹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辈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矣。”

对于第二种说法，争论比较大，但是说这里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坚实的文献依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此不赘。

笔者认为，关于夏代国家疆域的问题，第三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史学界识之不深者，盖因持此论者如顾颉刚所言“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夏王朝国家疆域之所在。

《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但是，许慎所说的这个“夏”应该是指“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诸国，《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昵”，杜注：“诸夏，中国也。”周人自称为“夏”或“有夏”，因为他们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们势力的中心区域称为“中国”，金文中写作“中或”，《何尊铭》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薛（乂）民。’”是周人称其居为中国也。

不过，“中国”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时即有，也是指当时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记·河渠书》：“《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时为务。”可见古人把唐虞夏时代人们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国”，所以说夏朝人称为“中国之人”也是有根据的。

郭沫若认为夏人本来是居于中原的：“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此说是确凿无可易者，盖夏人本居于中原，汤伐夏桀，夏人战败，被商人驱逐到了今山西、陕西一带，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陕晋，是因为夏人逃避于此而将故国的地名带过去的，非其故地，杨向奎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其说得之。但是古代中原范围广大，夏人居于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国家叫做“土方”，《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殷墟卜辞中恒见“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敌国，胡厚宣有专文论证卜辞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但是，卜辞中的土方已经是远徙西北之后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国之地也。《诗·长发》说汤伐桀“九有有载”，《叔夷钟铭》云：“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是说成唐（即成汤）受天命伐夏，打败了夏的军队，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辅佐下，完全的占据了九州，居处于“禹之堵”，这里面所说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实际上就是夏人之国。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对夏国的称呼有夏、土方、朔方、驭方、九州、九有、禹迹、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应该是在今天的山东历城东北的华不注山一带，《书·尧典》载帝尧“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其下有华泉，华水出之，北注于济水，朔方即在此地。土、朔、驭、夏和华古音都是在鱼部，读音相近，其方国很有可能就是来源于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建立了夏王朝。

汤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国所在，所以我们要确定夏国的位置，可以从关于汤伐夏桀的记录中找出答案。

下面把有关论述的汤伐桀的记载录于下：

《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虚，商汤之都也。’”

《诗·长发》曰：“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达，九有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墨子·非攻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吕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书序·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集解》：“孔安国曰：三鬷，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商汤在伐夏之前是都于偃师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师，他伐夏的路线是一路东进的先伐了韦、顾、昆吾，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河南范县东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阳，都在偃师之东。然后他命令伊尹当间谍，到夏去和被桀抛弃的元妃妹喜交往，探听虚实。妹喜告诉他夏桀做了个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结果汤就出兵了。因为什么？因为从方位上讲，当时商应该是在西，而夏在东，西方日代表商，东方日代表夏，这个梦就预示着商能胜夏，所以汤才出兵。他是“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就是从商国的东方出兵于夏国的西境开始进攻，有人把这句话标点为“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解释说是从东方出兵，然后绕了个180度大弯子掉头向西面的夏进攻，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样商就成了东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这个标点和解释是不对的，那个“国”是指夏国。

《书序》言他们“升自陑”，这个陑其实就是仍，即“桀为有仍之会”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纪》所说的“有娀之虚”，有仍在《韩非子·十过》里是写作“有戎”，娀即从戎声，陑、仍古音同（如乘切），与戎乃双声（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娀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东济宁，《殷本纪》言汤败桀于此。此后或言战于郕，或言战于鸣条，或言败桀于历山，郕古有二，一为鲁孟氏邑，在山东宁阳东北；一为国名，在山东汶上县西北的郕城，二地都在鲁西，相去不远。鸣条或以为在山西，非是，《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歧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可知鸣条之地固在东夷。历山当时舜所耕之历山，在河南范县和山东鄄城间。以上地名，除了鸣条不详具体地点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东西部。汤败桀之后，回师的路上又伐灭了三鬷，在山东定陶，也在鲁西，可见汤伐桀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今天的鲁西一带。根据《墨子·非攻下》的记载，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汤在夏城里有内应，为了帮助汤攻城，他们破坏了夏邑的西北城墙，并放火给商军信号，让他们从此进攻，因为商军从西攻来，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这方面，《左传》说他是征伐了有缗之后丧失了国家，有缗在山东菏泽的金乡，也是在鲁西。根据《竹书纪年》，本来桀的都邑是在斟鄩，在今山东的潍坊，而他跑到鲁西的有仍举行方国大会，会上有缗叛了，桀就讨伐有缗，之后不久桀就亡国了，说明桀为有仍之会后，一直没有回到东方的斟鄩，而是在鲁西的某个城邑，这个城邑当是《书·太甲上》里所说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的“西邑夏”，盖桀时有两个都邑，一个在斟鄩，还有一个在鲁西，在鲁西的都邑相对于斟鄩来说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体地点待考。桀没有回到东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关。《韩非子·难四》说：“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离”，这个“岷山”，《楚辞·天问》作“蒙山”，岷、蒙双声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蒙山，当时有个岷山国，其故地当即春秋时为鲁邑的蒙，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也在鲁西南地区。根据《韩非子》的说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导致了天下人心离散而亡国，这个在《竹书纪年》里也有明确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这是说桀沉迷于琬、琰二女，抛弃了元妃妹喜，满怀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毁灭了夏。正因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长时间地居留于位于鲁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汤才抓住机会向夏桀发动进攻，在今济宁一带一番激战，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败而走，夏朝随即灭亡。

《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失败后被“逐之至大沙”，这个大沙应该就是古说的流沙，恒见于《山海经》中，乃是一条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泗水”，说良是也。是桀失败后沿着泗水乘舟难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于南巢氏也。今有云桀都在山西者，则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区浮江至南巢？岂不妄哉？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夏王朝国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夏代疆域范围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迹和四海、九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书·大禹谟》：“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书·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

《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海会同。”

《大戴礼记·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此类的记载很多，同时有不少先秦文献记载，在夏代以前，已经有“四海”之说了，唐、虞时代的帝王已经居于四海之内，盖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也是居于四海之内，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土疆域的四周的确有四个海，是他们疆域界限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把四海的具体位置再引述如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泽，又作钜野泽，或称大野泽，宋代称梁山泊，在山东巨野县，今已堙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今江苏省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

在历史地图上一对照就可以知道，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陶唐虞夏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

四海之内的地区禹迹范围内，古代又称为九州，“九”本来是虚数，意为很多，并不是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九个，盖当时四海之内遭洪水，而有许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称之为“州”，《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书记载“九州”的划分实际上在鲧禹之时，《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后来九州就叫禹迹、禹之堵等等，如《左传·襄公四年》：“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叔夷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每个州便自然形成了一个人类的聚居地，算得上一个方国或部落，所以《广雅·释诂一》曰：“州，国也。”《庄子·天下》云：“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置万国。”《淮南子·修务训》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个“置万国”和“定千八百国”与“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些州国皆禹治水时所定，故称为禹迹、禹绩、禹甸。禹之堵（绪），而整个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组成，故夏国又称为“九州”。

“九州”本来是虚指，没有具体的九个州，但后来却出现了具体的九个州的名字，那是战国时代的产物。顾颉刚说：“春秋时有九州说，我们已不否认。但我们敢说：那时人只有这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的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他共列举了《书·禹贡》、《逸周书·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苑·辨物》等书中的5种关于“九州”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正说明这些具体九州的说法正在形成阶段，说法各异，没有定论，不可尽信。只有一些内容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内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贡》的最后几句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说的就是“九州”的范围。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脱，原文当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尧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东海，流沙就是古泗水（从鲁桥镇南流入海的河段），交趾在今山东省莒南县，朔方、幽都在今山东历城北的华不注山一带，可知《禹贡》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实际上就是四海之内的范围，这就是夏国的疆域所在，其主体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省境，根本没有象他写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广大。《博物志》云：“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这个“中国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范围。

在这个“四海之内”的“九州之域”，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继相续的考古文化，诞生了灿烂的古代东夷文明。特别是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山东地区的海岱文明蓬勃发展起来，“海岱地区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陆续进入初期文明社会，分别以大汶口、陵阳河等为中心出现了一些大型遗址群，其中有的明显具有相当于‘都’、‘邑’（上文所谓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级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他们大致就是最初的国家——苏秉琦所说的‘古国’。”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许多龙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国，有的可能已发展成方国，龙山文化已是古国时代。”再后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与夏代的系年重合，相当于夏代，此时已经是夏王朝建立时期，进入了方国部落联盟的酋帮时代。逄振镐说：“从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一个族的居民所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这同一个族就是东夷族。”而实际上，夏人与东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说东夷人就是夏人，故“在考古界确认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的同时，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也一直存在，至今为古史界的一些学者所信从。”所以夏代的故国本来就是在今山东境内的说法，也具有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总之，夏是一个诞生于山东地区的古国，它的国家联盟和文化是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经历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到相当于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夏代故国的位置应该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笔者认为它的势力还包括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夏亡后，其主要势力迁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区，变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别是 ‘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大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夏族与当地土著大融合的过程”，可谓得其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