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赋权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赋予本地社区以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其政策导向在于强调自治组织与社区部门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角色，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社区赋权包含着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一是给予社区以信心、技巧与能力，使其塑造与影响公共部门；二是社区参与，即公共部门与社区接触，并为社区创造赋权的机会。

社区赋权政策的质疑主要集中于社区参与是否带来了实际的变化。如果社区参与真正带来了社区生活的实质性改变，社区居民则会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是如果社区居民与地方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合作不能产生双向的利益，那么就存在着社区对于赋权产生幻灭感的危险，参与难以产生或者持续下去。因此，保证社区看到参与直接带来的实效，对于社区赋权政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但近年来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表明，社区赋权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带来所预想的变化。例如社区赋权被广泛应用于英国的公共政策领域，成为英国城市政治变革、政府管理模式以及政府和社会角色关系再造的重要体现。

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社区的发展事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倍受关注。近年来，国家提倡社区自治，社区赋权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所谓社区赋权指的是培养社区能力，赋予社区以自我发展的权力。赋权通过发展人的效能而获得。国家赋权是一种外部赋权，要使得社区真正成为权利主体，还需要依靠媒体和文化的再次赋权，在文化实践和传播实践中将社区整合为一个行动主体，从而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这个过程实质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社区重塑的过程。大体而言，社区传播主要承担两个任务：向内整合社区，培养社区意识和社区文化；向外提起利益诉求和集体行动。在社会转型期，在世纪城、回龙观这样的新型小区，社区网络在建构社区文化和社区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赋权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范畴，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英国，社区赋权成为城市复兴政策及其实践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

作为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社区赋权增强了社区对于城市复兴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加强了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社区福利改善与城市生活的“复魅”(re-enchantment)。然而近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发现，社区赋权并不总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在其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局限和障碍。正如“危机管理本身产生了危机”一样，社区赋权本身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社区赋权的“政策悖论”。梳理西方学者关于社区赋权及其内在矛盾的反思，有助于理性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中公民参与的价值与功能，并借鉴西方城市治理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