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汉语成语，拼音是zhī nán xíng yì，意思是懂得事情的道理难，而实行却比较容易。出自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五讲》。

中国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的认识论学说。中国古代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历来为人们所遵奉。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深感这种传统旧说不但不能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反而助长一种畏难苟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他认为这正是中国近代之所以积弱衰败，革命事业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破除这种旧的传统观念，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题：“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并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论证，说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他还以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为例，进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导，“则行之决无所难”。据此，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努力以赴，夺取革命胜利“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孙中山对于知难行易的整个论证，与他的行先知后思想紧密相联。他针对 “知易行难”之说， 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的论断，这种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中的唯物主义内容。孙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后的同时，还极其重视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对于行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知与不知”乃是革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孙中山说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与“知”的辩证关系。

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是经孙中山多年深思熟虑而一直坚持的观点。孙中山早在民国6年(1917)7月21日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便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确提出要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并举例说明他的学说的正确性。民国7年1月23日宴粤报记者时的讲话,孙中山又重申“知难行易”与旧学说“知易行难”的对立,二者间“知难行易”“乃为真理”,并指出旧学说流弊对国人的影响。同年,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难行易”学说,在后来出版合订本《建国方略》时,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后加了副题“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知难行易”学说的提出,是针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孙中山的许多主张遭到反对,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们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

知行发展三时期

《孙文学说》中,为说明人类从“知”到“行”是一个艰苦过程,而提出了知行发展三时期论,并阐述了三时期的划分及其划分的依据。后来,孙中山虽用到这一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但再没有在理论上展开。

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过程是知和行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经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由草昧进文明”是“不知而行时期”;第二时期——“由文明再进文明”,是“行而后知”时期;第三时期——“由科学发明而后”,是“知而后行时期”。就是说,人类在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时,是处于蒙昧时代,“人类浑浑噩噩不识不知”,人们虽然也进行各种“行”的活动,但那时的“行”并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故称之为“不知而行”;当人们跨入文明门槛之后,“人类之觉悟渐高,知识日涨”,已经能在各种不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由“不知其道”到“知其道”,“知道”就是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故这一时期称为“行而后知”;当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近代科学产生之后,人类有了“真知识”,达到了“知道”,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故这一时期称为“知而后行”。三个时期的发展展示了人类进化由比较盲目的、缺乏科学真知指导的“行”——“不知而行”,到比较自觉的、在科学真知指导下的“行”——“知而后行”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通过“行”而产生“知”,另一方面,又是在“知”的指导下,进行自觉的“行”,“行”与“知”的辩证发展构成人类文明进化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揭示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相一致。

“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

《孙文学说》第五章“知行总论”里提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能行之”的观点,接着第六章以“能知必能行”为题,以国内外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为据展开论述。该书第七章孙中山以“不知亦能行”为题,同样引古今例子进行论证。

孙中山认为,“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能行之”,“天下事”只怕“不能知”,“倘能由科学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在科学的真知灼见的指导下,“行”并不难。孙中山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独立运动、暹罗效仿日本维新等的成功,佐证“知之则必能行之”。孙中山强调世界已处于“科学倡明”时代,中国顺应“世界进化之潮流”,依循各国的“先例”,在科学真知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则革命与建设必能成功。孙中山又认为,“不知亦能行”,人类的进化以“不知而行”为“必要的门径”,人类的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是不可“变易”的“自然法则”,它不因科学倡明而改变。因为即使在科学倡明的时代,人类也不可能什么事都“先知之而后行之”,“不知而行”的情况比“知而后行”的情况会更多,“行”不仅是人类的本能,而且也是人类“生存”与“发达”所必要。

“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二者分别揭示“知”和“行”的作用,并以此二者的并举,来阐明“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山既主张“知之而后能行”,高度肯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不可轻视科学的真知,同时又认为“不知亦能行”,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勉励人们勇于实践。孙中山立此二命题,直接针对当时革命队伍中既轻视理论、缺乏理想,又不敢大胆实践,即既不欲“知”,也不欲“行”的状况。

知行新路径

《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本着顺应世界进化潮流、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处于“科学倡明之世”的新的知行路径,以求能“事半功倍”。

孙中山认为,“当今科学倡明之世”,凡做事“必先求知”,而后才“敢从事于行”,这便能避免错误,防止失误和浪费时间,以提高工作效率。他进而提出新的知行路径:“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即从“知识”——“意象”——“条理”——“计划”——“功夫”。孙中山认为,只要按这一知行新路径行事,则不论事情“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指日可乐成”。他以美国的铁路工程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工程,以及当时的无线电和飞机等为例,说明这一切已是“彰彰可考”的“事实”。孙中山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由于“科学之原理既知”,以及“四周的情势皆悉”,也就是既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掌握有关的情况,于是“由工程筹定计划”,“按计划而实行”,便“无难”。

知行新路径论,揭示在科学倡明时代人们的知行路径从“行而不知”或“行而后知”转变为“知而后行”。孙中山主张自觉地在科学的指导下,先计划后行动,努力避免“行”的盲目性。

“三种人”

孙中山一贯关注民众,认为革命和建设都是各种人合力的结果。《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在“人类的进化”中,有三种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概念,着眼于三种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设事业。又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先知先觉者”缺少,“后知后觉者”“重实行而轻理想”,“不知不觉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孙中山晚年,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对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军阀失去了信心,开始转向寻求民众的力量。在民国13年(1924)的“三民主义”讲演中,他进一步阐述“三种人”学说时,仍主张世间的事均由“三种人”“合力”作成,同时一方面把注意力转为强调第三种人作为“实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觉者”的聪明才智和发明作用。

“三种人”论的基本内涵:(1)提出划分“三种人”的依据。孙中山认为,过去中国社会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他却依据“天赋的聪明才力”,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2)人类文明由三种人共同创造。孙中山认为人类文明进化“成于”三种人,“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都是不可能”。(3)三种人作用各异,但“相需为用,缺一不可”。孙中山认为“先知先觉”——“是发明家”,“后知后觉”——“是宣传家”,“不知不觉”——“是实行家”,由第一种人“创造发明”,第二种人“仿效推行”,第三种人“竭力乐行”。“三种人”的关系就像建楼房时工程师、工头和工人的关系,工程师通盘计算、画出图纸,工头看清图纸后交工人搬运材料、砌砖盖瓦,楼房是“三种人共同做出来”,世界上的大事也都如此。故孙中山强调“为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国家之强弱,人人有莫大之责任”。(4)世界的进步,或说是靠“第一种人”,或说是靠“第三种人”。孙中山认为,第一种人称“先知先觉”,有“绝顶的聪明”,由于这种人“预先想出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情”,“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但又认为,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政治改革的责任,第三种人“也要有一份”。

“三种人”论,没有彻底摆脱“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观的影响,但揭示了历史由三种人创造,并重视“不知不觉”的“实行家”,即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和世界进步的作用。孙中山早年便关注民众,致力于“唤醒民众”,晚年又从依靠军阀转向依靠民众,相信“求中国民族解放”实以“多数之民众”为后盾,提出“扶助农工”,并坚定建立“四万万人当皇帝”的民主政治的决心。“三种人”论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理论依据。

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知行观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基本上属于二元论,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知行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指出其唯物性建立在首先承认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其次,承认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持唯物论说者又有所分歧,一派认为其基本特征是辩证法,一派认为其表现出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提出，有着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的知行学说也有严重的缺点和局限性。在认识论上，他提出的知难行易和“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旧说同样是片面的。孙中山虽重视“行”的意义，认为先行而后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任说,不仅割裂了知和行的统一,而且为少数“先知先觉者”统治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孙中山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习练”、“试验”、“探索”、“冒险”等科学研究活动，是对实践活动的狭隘、抽象、直观的理解，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问题，不能正确说明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