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起，尤其以宋词和话本、元曲及明清小说最为流行。

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 “我手写我口”，可见于《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文；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紧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可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权帝制；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称帝迷梦（1916）；四是《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儒家代名词）的号召。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在中国的教材中，以“四个反对”和“四个提倡”概括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鲜明对比。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它的成就首先表现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

①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

这学说的框架有3条：

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

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

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②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

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 3个方面。

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 4条主张：

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

（参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

1.如改用白话（国语）；

2.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

3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

4.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

5.“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

6.文中加标点符号；

7.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

8.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

9.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10.“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

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

主要分为两派：

其中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

另一派由宗白华（1897～1986）、闻一多（1899～1946）带头，主张“格律体”。

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

“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

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1921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

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的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由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了后来对国学的忽视，国学开始衰落。此外，由于五四时期对新的西方事物和观念的大量引入，活剥生吞，因此出现了很多看来颇有趣的音译外词语，后来部分词汇被日制汉语取代。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这个分界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深刻的体现思想文化上，而白话文运动正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上吐故纳新的典型体现。

白话文即古代市井白话，如《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就是用白话文写作的，但是直至晚清以前，白话文始终只是作为一种市井语言，难登大雅之堂。

晚清国门洞开，随之而来的除了大炮巨舰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而文言的语言特点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文化推广的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裘廷梁为首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倡导白话文的运动，但是在他们的理论中，白话更多是用于解决社会政治危机要求下的文化普及问题，并未触动到汉字本身，只是将书面书写方式通俗化。

但是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这场运动的成果并不大，充其量只是为白话文发声。

20世纪10~20年代，当时北洋政府执政，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这个社会要求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归国，带来了全新的西方思想，一场文化变革势在必行。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建议：

即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由此，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与此同时，钱玄同也在《新青年》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八点主张。

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

1917年3月9日《申报》第6版《国语研究会讨论进行》一文报导了全国各教育界人士为解决各地语言不一的问题而召开大会，制定国语标准，推广白话文教学：

……一，定名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二，宗旨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

六，会务（甲）调查各省区方言（乙）选定标准语（丙）编辑语法辞典等书（丁）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戊）编辑国语杂志……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又见夫京师各报章用白话文体者，其销售之数较用普通文言者加至数倍，而京外各官暑凡欲使一般人民皆能通解之文告，亦大率□白话，乃知社会需要在彼不在此……故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而各地所行白话之书籍报章类，皆各杂其地之方言，既非尽人能知，且戾于统一之义，是宜详加讨论，择一最易明了而又于文义不相背谬者，定为准则，庶可冀有推行之望，此同人等发起斯会之旨也……

白话文运动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使教育得以普及，而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各位教育家在这新旧交替之际，顺应时势，制定了一套既符合白话文，又不失传统文言精华的语法、语义标准，使中国之教育，既能承前人之余泽，又能启后人之智慧，可谓善莫大焉。

1918年6月16日《申报》第7版《太原》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小学用白话之省署主张，据省署传出消息，兼省长阎锡山以国民学校原为儿童略识文字，能通晓告白、报纸等而设，然查所选教材皆为文话，于实际上甚不适用，因拟将小学所用课本一律改用白话，俟征集妥协编辑完全后，即饬令一律改用云。

而同时，宣传也将白话文作为一项利器使用，知识伴随着白话文开始逐渐普及。

1918年10月31日《申报》11版《少年宣讲团呈请立案》：

……有少年宣讲团之组织，专以启化村童知识，维持社会道德，改良风俗为宗旨，每逢星期及纪念节日休假之期，分赴内地乡村，宣讲并编成各种歌辞韵语，以引起听者之兴趣，刊印浅易白话讲义到处分送或张贴街衢……

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大量旧式知识分子大为不满，特别是对于白话文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

1919年3月6日《申报》第6版《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一文评论：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

五四运动爆发后，白话文成为学生、知识分子发动广大群众的利器，用人民群众的语言阐述国家大义，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1919年5月23日《申报》第7版《罢课中之京学界消息》：

北京女学界近几个月思潮亦甚激昂现决议二事不日实行一组织演讲团以唤起国民之觉悟，惟演讲地点则借学校或公共之场，不取露天演讲形式二发行白话报以鼓励大众之进行……

1919年5月28日《申报》11版《罢课后之学生进行》：

……一每逢单日印刷白话传单，随地分发；二组织露天演说团，唤醒同胞发挥爱国精神……

白话文运动的另一项成果就是白话报纸的盛行，五四以前，虽然已有白话报纸，但数量不多，影响力较小。

白话文运动开始后，大量白话文报纸出现，并为民众所接受，逐渐成为报纸的主流。

1919年11月1日《申报》第6版《北京白话报之新纪元》：

中美新闻社二十八日北京通讯云，十一月一日北京将有一新报出现，此报名曰鸣报，全用白话撰述，主笔皆通中英文字，并深知外国办报方法者，并请在京英美新闻家若干人为该报编辑部顾问，其宗旨务使该报成一中国最新最进步之报……

而白话文推广的另一项重大转变就是标点符号的推广，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6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

1920年1月18日《申报》第10版《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之部令》：

江苏教育厅奉教育部训令云，案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该会议决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请予采择施行。又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迅予议行各等因，到部、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一事，既积极进行，1920年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兹定自1920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合亟令行该厅转令所属小学遵照办理可也，此令。

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教育部通告云，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业经本部将国民学校令及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修正，以部令第七号第八号公布在案，并通行各省区。定自1920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查本部审查教科图书规程第二条，审定图书，系认为合于部令学科程度及教则之旨趣，堪供教科之用者。如今坊间出版国民学校所用各种教科书，曾经本部审定者，自经此次部令公布以后，其教材程度，即不免多所不符，兹特依据部令酌定办法如下：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秋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年夏间为止。春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年冬季为止。第四学年用书，秋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一年夏季为止。春季始业者，准用至民国十一年冬季为止。至于修身、算术、唱歌等科，所有学生用书，其文体自应与国语科之程度相应。凡照旧制编辑之修身教科书，其第一学年全用图画者，暂准通用。第二学年所用文体，与国语科程度不合者，应即作废。第三第四两学年用书，均照国文教科书例，分期作废。算术教科书，在未改编以前，准就现行之本，于教授时将例题说明等修改为语体文，一律用至民国十一年冬季为止。唱歌教本，均应一律参改语体文，恐未周知，特此通告。

从此，白话文占据教育这块高地，白话文之运动取得完全胜利。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寄胡适之》，1917）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 “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尝试集序》，1918）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 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文章。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 《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 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骕（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骕的《学衡》杂志、章士钊（1882～ 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和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

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