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报告文学是新闻、艺术、文学的综合。它以画面为基础，按照报告文学的要求，把画面、解说、音乐、音响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感人地呈现了在观众面前，它使人既能从中得到某些思想上的启迪，又能获得一定的艺术享受。因而，电视报告文学以其鲜明的艺术特征，显示出独特的艺术生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电视报告文学是由报道人物的新闻纪录片演变而来的。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它摆脱了新闻纪录片的一些框框，吸取了故事片、电视剧刻画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戏剧性，增强了艺术效果，更鲜明地塑造了人物形象。

电视报告文学的核心是塑造先进人物的形象，它应当把当代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搬上屏幕，树立起为广大观众所需要的榜样。而这正是电视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真实——电视报告文学的生命力

电视报告文学之所以借用“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是因为它具有报告文学的特性：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真人真事的报道，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以具有典刑意义的人物及其鲜明地性格来教育人、感染人。报告文学不允许虚构，电视报告文学的创作，自然要遵循“真实”这一原则。

含蓄——电视报告文学的力量

艺术忌直露、贵含蓄。就电视报告文学而言，它所提供的人与事本身无疑就蕴藏着感人的力量。但是，要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就不能不讲究含蓄。直露的说教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

电视报告文学不仅叙事、抒情要含蓄，而且所做的议论也应力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电视报告文学的含蓄艺术，不仅表现了在解说上，而且在音响效果方面，也往往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以电视艺术语言“写作”的电视报告文学同以文学语言协作的报告文学，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上，却有很大的区别，文学范畴的报告文学所提供的“画面”有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它由读者凭借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形成，由于读者个人的文化素养、身世经历、 想象能力各不相同，形成的“画面”也就五花八门；另一方面，运用文学语言描绘“画面”，不太受时空的局限，在表现人物过去的行为时，可以比较自由地回顾和描绘。而艺术范畴的电视报告文学则不然，它有较大的特定性。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实实在在呈现了在观众眼前的活动画面，无需由读者自己去想象形成，而且它无法再现人物已经过去了的所做所为，只能选择地记录人物正在进行中的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报告文学对真实性的要求严格。它不仅要求本质的真实，真的人、真的事、真的感情，而且还要求真的环境、真的气氛、真的表情、真的动作。因此，只有认真地按照真实的原则去创作，电视报告文学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

画若即若离

。电视报告文学为了克服新闻纪录片的回顾人物往事时时空方面的局限，学习电影手法，使解说同画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而这种“离”，恰恰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即”。《雕塑家刘焕章》较多地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画面是刘焕章的妻子在洗衣服，而解说词说的是她怎么爱上刘焕章；画面是一家人一起吃饭，而解说词说的是他们的孩子从来没有碰坏过爸爸的任何一件作品；画面是刘焕章同来访者交谈，而解说词说的是他从小就喜欢雕塑和怎样干上这一行的；画面是刘焕章在“文革”中制作的小木凳等，而解说词说的是他怎么走过坎坷的道路。这种手法的运用，祛除了“看图说话”、说画重复等弊病，因而就使作品获得更大的容量，能较丰满地表现人物的心灵与行动。

自言自语式叙述

。一般说来，新闻纪录片往往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解说的。为了能够较自如地袒露人物的内心活动，电视报告文学可以运用故事片和电视剧的手法，以第一人称的口气，让人物进行自言自语式的叙述。《雕塑家刘焕章》里有这样一个场面：刘焕章骑着平板三轮车，拉着许多大树墩行进在热闹的大街上，然后进入僻静的胡同；到家门口，他把这些大树墩一块一块地搬了下来。按照惯例，解说词可以写成第三者的叙述和议论，说他尽管是个成就卓著的艺术家，可是能够放得下艺术家的架子，亲自蹬三轮车拉树墩。但这样写，它的感染力就要差一些。因此，电视片采用了人物独白式解说：

“爱好和责任心就是我从事雕塑艺术的动力。我想，一个人的一辈子要想干成一点事业，就得下决心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进去。说得不好听，应当自己和自己过意不去。……我拉来的这些木墩树根和石块儿，乍看起来都是些废料；但是经过苦心琢磨和雕凿，它就可能成为一件作品，假如终于成为一件好作品，那么我自己的乐趣和幸福也就在其中了。”

这段独白同那组画面结合起来，既表明了刘焕章从事雕塑工作的动力，又道出了他的苦乐观；而更重要的是，刘焕章以寥寥数语，袒露出自己那种献身艺术、磨砺意志的人生哲学。因而，较深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丰满。

内心交流式叙述

为了避免主人公一味独白而产生单调、枯燥之感，电视报告文学可以尝试给其他人物独白的机会，以产生一种潜在地内心交流，增强艺术感染力。例如《他的业余时间》中，宋东生和他的妻子交替地出现这样的独白：“我爱人体质很弱，有一只手还有一点残疾。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长年卧病不起，全家里里外外都靠我爱人操劳。买粮食，管孩子，洗衣服，侍候老人，什么都干。我心里是很不好受的。”

“他倒不是那种人。他一回到家，看到我在洗衣服，总觉得自己理亏似的，一定要帮我干，我说，得了，你歇着去吧！”

“可能是睡眠不足吧，我有时候脸色不好，她买了一些鸭蛋，让人家给糊上泥巴做成松花蛋，每天给我的塑料袋里放上两个，让我带着吃。可是她自己呢，是从来舍不得吃啊！”

“我反对他抽烟。他呢，又戒不掉。可他对自己抠得要命，总舍不得买好烟，有时就抽那种连个牌子都没有的次香烟。”这几段内心交流式独白，虽然只是一些家常话，但由于交替出现，解说员又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声调、语气和感情，所以，产生了一定的戏剧感，显得既真实又自然。观众感到他们夫妻情笃、家庭融洽，因而为之羡慕、赞叹。

电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样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然而，由于它具有训练发展四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为当代新人塑像，真切感人等特点，已经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电视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即让报道的对象重演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这是违背电视报告文学创作原则的。电视报告文学不具备文学范畴的报告文学那种纵横时空的自由，不能重演过去的事情。因为第一，具有新闻属性的电视报告文学，它同新闻纪录片是同宗兄弟，如果去同故事影片、电视剧为伍，那就必然导致真真假假，真假难分，又怎能令人信服？第二，报道对象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演员，重演中稍有破绽，那就假上添假，至于重演某些悲苦场面，再次刺激人物感情，更是不好的。因此，不能为了追究“艺术效果”去重演已成过去的事件，而损害电视报告文学的生命—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