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电报大楼位于沈阳市太原街与中山路交会处西北角，曾是一座日伪时期的两层老式拐楼，原奉天邮便局旧址，它曾是东北的通信枢纽。著名的电报大楼保卫战就是在此地。

沈阳解放前夜，辽沈战役进入最后阶段。面临不可逆反的失败颓局，守城之敌决定：将沈城的重要设施或拆迁、或破坏。于是，我地下党和地下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沈城保卫战，迎接沈阳解放。电报大楼保卫战，便是其中一役。

老电信职工，目睹地下党牺牲

姜文秀老人，解放前是沈阳电信局电报投递员。沈阳解放时，姜文秀老人23岁。姜文秀老人曾向记者回忆道：1948年11月1日晚7时许，国民党五十三军干训团一个连长，带领七八名士兵，来到沈阳电报大楼门前站岗，恣意检查、抓捕路上过往行人。截止1948年11月2日清晨5时许，国民党五十三军干训团士兵，总共抓来20多个男子，统统关押在沈阳电报大楼食堂里。

1948年11月2日近8时，地下党员、中山中学李老师从电报大楼三楼下来，直奔收发室，右手举枪，戟指国民党五十三军干训团连长，喝令其交出手枪。国民党连长乖乖交枪；李老师刚要伸手接枪。突然，大门外一声枪响，击伤李老师右手腕。李老师迅疾奔向电报大楼地下室锅炉房。国民党士兵向李老师射击，将李老师头部击伤。然后，七八名国民党士兵，乘坐美式四轮卡车溜之乎也。姜文秀立即跑向地下室锅炉房，抢救李老师。见李老师躺在地下室阴凉潮湿木板上，姜文秀回身从报差室取来一件棉大衣，给李老师盖上。随后，李老师的一名电报大楼地下党战友，与七八名手持步枪的起义警察一道，将李老师抬走。

情况危急，敌人要炸毁电报大楼

有关史料，验证了姜文秀老人的回忆。坐落在和平区中山路的沈阳电报大楼，当年与《中央日报》社、美国新闻处隔街相望。当年的沈阳电报大楼，不仅收发电报，还是市内和长途电话的业务枢纽。因此，沈阳解放前夕，电报大楼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害部门。当时，敌人要炸毁电报大楼；我们要保全电报大楼。于是，中共沈阳市委城工部，派遣刘忠俊、曹达，住进了电报大楼后院两层小灰楼的46号宿舍。该宿舍是我党地工人员、沈阳电信局机务站技工杨景文家。杨景文家里有台电话，党组织决定，将杨景文家作为保卫沈阳电报大楼的指挥总部。当时，电信局内已有七八位地下党骨干，分别控制了各个要害部门。

1948年10月25日，传来情报：沈阳军警督察处特务透露，守城敌军准备将电报大楼重要设备拆卸运走，并决定在最后时刻，将电报大楼炸毁。当天夜里，刘忠俊在杨景文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地下党骨干人员立即进入战斗岗位，带领群众防止敌人破坏，严密清查出入人员。与此同时，动用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沈阳市警察总队第四中队”，誓死保卫电报大楼。

冒险谈判，警察局长同意不抵抗

刘忠俊立即通知沈阳市警察总队第四中队队长于雷、分队长谭锦铎，马上到指挥总部。随后，四中队送来八九套警察制服、3只手枪。指挥总部同志立即穿上了国民党警察服装，走出指挥总部。1948年10月29日，沈阳市警察局局长毛文佐弃职而逃，由警察总队长华明武代理警察局长。刘忠俊和于雷认为：沈阳警察总队下辖11个中队，共1500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如能将华明武争取过来，将对我们极为有利。于是，他们决定与华明武谈判。华明武原先是张学良部下，颇有正义感。经过谈判，华明武认清了当时局势，表态说：“解放军进城，我们警察总队不打。”从此，华明武成为于雷的内线。

幸亏臭子，地下党翻墙脱险

1948年11月1日，刘忠俊等人，在杨景文家指挥总部内，闻听前院一声枪响。接着，任传利急匆匆跑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早晨，任传利一上班，但见电信局正门营业大厅门口，站着两个国民党兵岗哨，并且有几个国民党兵举枪威吓两个被叫做“八路探子”的人。这时，在门前巡查的杨景文走到任传利身边，耳语道：“国民党五十三军训导团来了一个连，情势不妙，赶紧告诉老刘，做好准备。”任传利转身绕到后院，不想，走进楼门，刚上楼梯，后面便跟来一个国民党兵，突然喊道：“下来!”任传利心想：如果我不下去，肯定对指挥总部不利。我有电信局身份证，可以应付一下。国民党兵对任传利搜身时，杨景文随后也来了，那个国民党兵喊道：“你也过来!”杨景文身上带着武器，绝对不能让敌人搜身。于是，杨景文转身向第二栋楼后猛跑。那个国民党兵举枪射击。第一枪没打着；第二枪是个臭子。杨景文乘机翻墙逃脱。

地下武装，全面控制电报大楼

在这紧急时刻，刘忠俊、曹达、田新等人一致认为：事不宜迟，马上调第四中队地下武装，前来保卫电报大楼！于雷立即找来靠得住的十几名骨干，协助集合队伍，监视反对保卫电报大楼的个别警察。于雷站在队前说：“各位弟兄，你们听，解放军的炮声这样近，现在要去保卫电报大楼，愿意去的，跟我来！”全中队120多人无一反对，队伍很快拉出大西街。当时东北中山中学总务、地下党李文科，要求和于雷一起，投入保卫电报大楼战斗。20分钟后，于雷将队伍带到电报大楼前。这时，敌人已占据了电报大楼。于雷想：对方是国民党正牌军，又比他们多40来人，只能智取。于是，于雷走到岗哨前，端出警官架势说：“我们来警卫电报大楼，让我们进去。”这时，一个训导员走了过来，问于雷：“是谁派你们来的？”于雷理直气壮地答道：“市警察局华局长派兄弟来的。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训导员说：“加强点也好，进里面休息吧。”于是，于雷便率领队伍进入电报大楼后院。于雷首先控制住电报大楼三楼平台制高点，由谭锦铎指挥，派出20来名警察，携带9挺轻机枪；并在电报大楼正门、西门也派出双岗，名为协助，实则占领；与此同时，各楼的楼梯口，也分头派人占据。随后，于雷、李文科、郑德勤、谭锦铎等，急速赶到前营业大厅，寻机夺取正门。这时，从敌方得知消息，那个国民党连长乘汽车走了，据说是去拉炸药，准备将电报大楼炸毁。刘忠俊等人决定：先把在两个房间休息的20余名国民党兵缴械。于雷等走进第一间休息室时，见国民党兵正在闲扯。于雷率领几名警察，出其不意地用几支手枪突然对准一群国民党兵：“不许动！哪个动，别说不客气。”随之，第二间休息室的国民党兵，也照样顺利解决。

一场激战，敌人坚持不住落荒逃窜

这时，敌人拉炸药的卡车回来了。于雷等警察同国民党连长率领的一群士兵走了个对面。情况瞬息万变，气氛异常紧张。李文科急中生智，就在敌连长即将擦肩而过时，他猛然将手枪顶住敌连长胸膛，并顺势从敌连长腰部夺出手枪，大声说：“下命令，缴枪投降！”这时，后面的国民党兵朝李文科开了一枪。幸好打偏了。李文科转身往后院跑，当还没跑出门外，竟被敌人的第二枪打倒了。我地下党郑德勤立刻朝地下室跑去。国民党兵居高临下，一阵乱枪，郑德勤也牺牲了。这时，于雷指挥院中的警察武装，集中火力封锁敌人的前进道路。双方交手几分钟后，敌连长支持不住，撤往正门。警察武装英勇地冲进楼内，向正门射击。与此同时，在三楼平台的武装警察，也从楼上用机枪扫射楼下国民党兵。敌人腹背受敌，再也支持不住，被迫撤出楼外，伏在街道上与地下党进行巷战。这场激战持续了1个多小时后，敌人用汽车拉着伤员，落荒而逃。

烈士鲜血，换来沈阳解放通信畅通

由于我们的地下党在各机要部门安定人心，致使尽管在激战中，电报大楼职工仍然坚持工作。尽管外面枪声呼啸，室内仍然电话铃声不断。电报大楼保住之后，我地下党又占领了电报大楼对过的美国新闻处和<中央日报>社。当天午后，卫立煌逃走，宫邸空无一人。刘忠俊立即让于雷派出警察武装，协同地下党人员搜查和查封卫立煌宫邸，并把卫立煌家的钢琴和红色轿车，作为战利品运到电报大楼后院。1948年11月1日，夜幕降临，解放军先头部队经过电报大楼门前，向西挺进；我地下党人员带着臂章，欢迎解放军入城。1948年11月2日，解放军解放沈阳。

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历经70多个日日夜夜，保卫沈阳电报大楼斗争圆满结束。最初入城的中共沈阳市工委有关领导，利用电话指挥和联系工作时，确保了电话畅通无阻，成为我党我军接管大城市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奇迹。1948年11月中旬，中共沈阳市工委、电报电话局军管会在电报大楼礼堂召开追悼会，宣布李文科、郑德勤为革命烈士。

往昔的电报大楼，如今依然屹立在中山路北侧。而当年位于电报大楼后院的两栋二层小灰楼，即我党地下组织保卫沈阳电报大楼指挥总部的46号宿舍，已于2006年被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