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双流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田家英，四川成都人，“田家英”是他少年时代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他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全家靠父亲经营一个小药店维持生活。

田家英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天资聪颖的小儿子成了妈妈的希望，被视若宝贝。6岁时妈妈把田家英送进私塾，不久转入城北小学校。不识字的妈妈常把田家英抱在怀里，让他坐在腿上，然后托起书听他朗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听着，听着，抚摸着田家英瘦削的肩头，动情地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哟！”妈妈希望田家英成人、成才。田家英9岁时，妈妈走了，哥哥嫂嫂强令他辍学。小小年纪的田家英，做了药店“抓抓匠”。

田家英同伴的父亲徐昌文，见田家英聪敏过人，知他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愿，便常约他来家里，给他书读，给他讲当时名作家的故事……田家英后来回忆：是他教育了我，使我开始用从学校学得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上了新文学。

有作家梦的田家英虽然在药店当学徒，但是在徐昌文的引领下，即使学习生活条件极差、境况不佳也坚持不懈地刻苦读书。他家住成都市城北拐枣树街中药店，阁楼实为堆放药材的库房。田家英的床是撑在干枝枯叶中的一块木板，被薄褥单；一张三角桌、一个矮凳，是卧室里的全部设备。由于干枯的中草药易诱发火灾，哥哥嫂嫂不准田家英掌灯上楼，不允许带火柴在身。为了读书，田家英在临街木板壁上挖了个小窗口，让浑黄的街灯灯光透了进来。他高兴极了，借着一线灯光，展读深夜。由于街灯昏暗，透进小窗口的光线很微弱，看书时必须紧靠窗口，两眼紧盯书本，眼睛易疲劳，身子易疲乏。冬夜，脚腿僵硬，浑身瑟瑟。可是，田家英从未中断夜读。后来，田家英找来旧煤油桶子，把开有小孔的煤油桶横放床头，里面点盏煤油灯，这样可以躺下看书了，不但解决了冬天受冻问题，而且解决了夜间读书和诱发火灾的矛盾。

在做学徒的两年中，田家英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东周列国》《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一套《资治通鉴》是田家英13岁那年读完的。因为缺钱，田家英最爱买价格便宜的活叶文选，在“活叶”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

经过大量阅读和自修，田家英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正如他自述：“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这年，田家英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不得而知，有幸的是1936年至1937年11月见诸报刊的文章大部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的人了解田家英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历史材料。

1936年3月12日《华西日报》载田家英题为《春》的散文，田家英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心灵深处饱尝的世态炎凉。文中这样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

田家英不断地写，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灯》《路》《街》《帘》《井》……脍炙人口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华灯初上，我去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的路才是路”……

文章陆续见报，“田家英”的名字渐渐被读者注意、熟悉与接受。读者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有见地，意境新颖有开拓，令人深醒，催人奋发。可是，有谁知道作者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谁知道“田家英”就是拐枣树街药店的学徒曾正昌！

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碍他读书、进步的哥嫂脱离经济关系，靠向报刊撰稿获取低微稿酬谋生活。这年，自修完小学课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回到校园的他多么高兴啊！更加成熟的田家英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学的风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咸萝卜；中午一个小饼或干脆不吃饭，一头扎进图书馆。田家英当年的同学回忆，县立一中有个图书馆，取名“墨地”。每天12点至18点开放，那里是田家英常去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下午。馆藏一套《万有文库》。田家英选读了《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等名著。图书馆管理员陈先生戏称田家英是个小书迷、书疯子。

憧憬走文学路的田家英，受到成都抗日救亡热潮的熏染和抗日风潮的撞击。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在进步青年组织中，田家英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讲述的新鲜道理、新的世界，使田家英眼界豁然开朗。经过阅读和结合现实思索，明白了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为田家英的向往。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田家英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串联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毛、两毛地凑钱，创办以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为主的文学刊物——《激光》。田家英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怀念》、《手》。他在文章中说：“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和刊物强烈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和对黑暗的控诉，创刊号居然卖出200多份。人们看到田家英等一批文学青年活跃在文坛上，为《激光》喝彩！

西安事变后，较为封闭的成都县立一中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在校园里辗转传阅，田家英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对田家英的影响最深。田家英在题为《巴金的〈家〉》的读后感中写道：我读了《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田家英被学校开除了。已决心追随共产党的田家英，常和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聚会少城公园商量去延安的事。当遇到特务盯梢或怀疑时，他们便来到西御西街113号革命先烈赵世炎的四哥赵世珏的家里，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田家英在县立一中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这里是田家英、赵石英等进步青年聚会的又一场所。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也常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儿李远芹住在这里。赵君陶的姐姐、职业革命家赵世兰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赵君陶在这里认识、接触并很快喜欢上了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田家英。她们把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列宁主义概论》等给田家英阅读，给他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田家英向赵世兰表达决心投奔延安的志向后，赵世兰和赵君陶联名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笔者注），在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向他们中肯推荐田家英等。

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田家英，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9月出版）发表他在成都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田家英在文章中说：“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这是他投身革命的自白，是他向在成都的友人们的告别！

1937年11月，田家英和赵石英等踏上北去的征途。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华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延安。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田家英是他的笔名，192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永福乡。于1944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

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

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毛泽东的一些认识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慕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仅仅44岁。

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报纸杂志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

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在任毛泽东主席秘书期间，他曾用10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10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他的业余爱好在收集清人墨迹，特别是收集文人学者的墨迹方面。“小莽苍苍斋”所藏清人翰墨，从明末到民国初，约300年；有学者、官吏、金石家、小说家、戏剧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约500余位；约1 500件。数量最多、收集最专的是一代清儒的墨迹。有人赞誉他收藏的清人翰墨为“海内第一家”。“文革”爆发后，戚本禹接管了“小莽苍苍斋”的部分藏书，被他称为“国宝”的有毛泽东手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墨迹、“小莽苍苍斋”藏品总账目、数以百计的清人墨迹、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飞。藏书印有“京兆书生”、“家英藏书”、“成都曾氏小莽苍苍斋藏书”、“壬寅岁朝为小莽苍苍斋主人”等。

1961年上半年，要将这年建设成为“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的毛泽东派出他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组织中央调查组到浙江开展调查。

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配合下，调查组先在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现属嘉善县）以及桐庐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调查。期间还调查了桐庐县场口公社友谊管理区环二生产大队的情况。

四五月间，中央调查组还分别到嵊县长乐公社葛英大队、萧山县临浦镇、绍兴县柯桥镇就山林政策、手工业工作和商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开展了调查研究【附图：田家英（左一）浙江调查】。

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浙江开展的调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次浙江调查为中央在当年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等重要文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带动了浙江全省“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