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cological feminism）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女权主义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生态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从性别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指出男权统治与人对自然的统治都是根植于以家长制为逻辑的认识之上的，进而进行深入的批判。

70年代以来，许多女权主义者，特别是生态女权主义者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是女性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地有许多女性成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瑞典，她们把用受污染的浆果做成的果酱送给议员，以抗议在森林中使用除草剂；在印度，她们参加“抱树运动”，以保护将被用作燃料的林木；在肯尼亚，她们积极植树，投身于“绿色运动”，以使沙漠变成绿洲；英国的妇女抗议核导弹对地球上生命的威胁；德国的妇女帮助建立绿党，使之作为追求国家及地球的绿色未来的讲坛；1987年，生态女性主义者还召开了纪念《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25周年的大会，号召妇女投身并引导生态革命，以保护地球的生态系统。

生态女性主义坚持当前全球危机是可以预言的，是男权文化的产物这样一种观点。

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之所以要积极投身环境运动，不仅因为环境污染对妇女损害更大，而且因为女性的本性和生态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认为从较“女性”的视角去看待环境，将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相信对女人的压迫与自然的退化之间存在著某种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者考虑性别歧视、对自然的控制、种族歧视、物种至上主义（speciesism）、与其它各种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互关联性。它可以说是自然的女权主义，既继承了过去的理论，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除了致力于社会改革之外，它还把这种政治运动扩大到知识领域，从各种角度研究女性本性和男性本性的差别，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并进而对造成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一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19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有这样两种提法：女性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和生态学的女性主义（the feminism of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且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来自人统治人的思想。它批评男权/父权的文化价值观，赞美女性本质，但并不完全是本质主义的，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中心的知识框架，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原则的乌托邦。

奥波妮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文中呼吁女性参与拯救地球的工作时，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想强调女性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拯救地球的生态革命，并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她同时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

奥波尼倡导建立一种多元的、复杂的生态文化，以代替“全盘西化”及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她重新解释了人与其它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以达到可持续发展；她认为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奥波尼将生态运动、女性运动结合起来，致力于建立新的道德价值、社会结构，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希望通过提倡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公正的提倡，最终可以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

麦茜特

1. 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她的《自然的死亡：女人、生态学、与科学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描述了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面对当前自然资源被耗尽的危机，现代生态学扎根于有机论，麦茜特所倡导的生态女性主义也是如此。但是，她已经无意于重新确立“自然母亲”的形象，让妇女继续接受由历史派定的养育者的角色，而是要考察妇女与自然相关联的价值，考察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对传统自然观的冲击，以粉碎旧世界的方式呼唤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2. 开创对二元论的批判

传统观念认为身体总是不如心灵、精神那么高贵，所以人要比自然更高贵，女性总是要比男性低一等。按照这种统治逻辑，人对自然的支配也就是合理的。麦茜特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认为对于自然界的支配和压迫和对于女性的支配和压迫在思维框架上是同源的，由此开创了对二元论的批判。

弗朗索瓦·德·欧本纳

既强调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也强调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之间在实践上的鱼水关系，这一概念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欧本纳（Francoise d’Eaubonne）率先提出，后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种时代思潮，并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的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的亲密联系，认为女性的受压迫和自然的掠夺背后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对这种男权思想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者志在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二元关系模式，建立一个多元复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

生态女性主义是由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结合产生的。它相信导致压迫与支配女人的的社会心态，是直接关联到导致滥用地球环境的社会心态。

生态女性主义从批判西方现代世界观（worldviews）中的等级二元论及统治逻辑着手，指出这种男性中心（androcentric）、分析性（analytic）及机械论（mechanistic）的“科学”世界观如何造成西方男性同时对自然、女性（及不同族裔等）的压迫，并指出这种种不同的压迫怎样因男性统治/主导（male-dominant）的心态纠结在一起，视女性/自然同为他者，以至她们认为解放女性/自然被歧视的运动必须同时被认知及进行。

由于这种认识把女性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紧缚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遂视尊重自然的前现代（pre-modern）世界观中的古老智慧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前现代的世界观把自然看为整全的（holistic）有机体（organism），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immanence value），相信人与其它物种、大地的价值是平等的，而且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略述不同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同使用这些古老智慧融入她们对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批判及对解放自然/女性的策略中。

第一，女性更接近于自然；而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自然的仇视。自然与文化的两分，生理（动物）世界与社会（人类）世界的分离，男女两性的区分，以及跨文化的观点，将女性与自然、繁殖、物质、它者性归为一类；将男性与文化、生产、形式、自我性归为一类；这是西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寻找合理性。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它认为应当建立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尽管生态运动不一定全是女性主义的，但是任何深刻的生态运动，其性别化程度是令人震惊的。它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深刻的生态学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或者可以说，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着地球上生态的严重破坏，森林消失，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她们说：“我们在和自己作对。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它造物视为仇敌，很久以前我们就已放弃了自我。”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已成为一种隐喻，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女性一样。”

生态女性主义者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我们不再感到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他造物视为仇敌。森林消失，空气污染，水污染……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放弃了自我。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毁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遗传基因。”

第二，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人们的社会状态是种族分隔、性别分隔的。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甚至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这种世界观认为，存在是分等级的。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上帝这类纯精神是最高级的，而生长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低级的；在所有的生命中，人又是最高级的，以下依次是动物、植物、山、海和沙；在人类当中，白种男性是最高级的，以下才是其它种族和性别的人们。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对生命做等级划分。

第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生态体系，其中包括人与非人在内，都应保持多样化状态。消费市场把人们的文化兴趣搞得千人一面，既浪费资源，又无趣。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应当发起一个反集中化的全球运动，既照顾到人们的共同利益，又要反对某些消费形式的统治和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实际上是一种暴力形式。而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这个运动的潜在力量之所在。

第四，物种的幸存使人们看到，重新理解人与自然（自身肉体与非人自然）关系的必要性。这是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理论的挑战。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二元对立的理论，反对将人与自然分离，将思想与感觉分离。概括地说，生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是按照女性主义原则和生态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它强调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将社会压迫与生态统治的模式两相对照。它是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女性主义回应，主张积极改善女性与环境的状况，并且认为这两项任务是息息相关的。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发展的概念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发展这个概念是基于西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关于经济进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以为变革必须走线性发展的道路。从文化角度上讲，这个概念具有局限性，但却被奉为神明，在全世界通用。它不仅带有霸权主义特征，而且与女性运动所强调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去听取无权者的呼声，尊重差异性；而发展概念不重视个体，不重视社区层面，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却不考虑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她们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两性差别能被考虑在内，发展计划的实施一定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发展应当顺应女性日常生活的情理，不应当一味追求竞争和侵略的精神；男性和统治制度应当改变自己，应当富有责任感、教养、开放思想并且最终放弃等级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中最极端的观点是从根本上反对发展的，它将发展作为西方男权制的举措加以抨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发展一直是个后殖民主义的举措，是全世界对西方殖民主义进步模式的被动接受。发展理论有一个假设，即西方的模式是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其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和资本的增殖。然而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西欧的早期工业发展导致了殖民力量的永久统治和地方自然经济的毁灭。她认为，资本的增殖离不开殖民主义，资本的增殖所带来的是贫困和剥夺。商品化的经济发展还会在新独立的国家制造出国内的“殖民地”。发展于是成为殖民化的继续，它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或排斥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它种文化的剥削之上的。发展会造成女性、自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文化的毁灭。正因为如此，第三世界、女性、农民和部落民不断力图从“发展”下争解放，就像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争取解放一样。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发展本身已成为问题；女性的“欠发展”不在于对发展的参与不够，而在于她们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利益。经济增长是新殖民主义，是从最贫困的人们的手中剥夺资源，是国家的精英取代殖民者以国家利益和提高GNP为名在强大技术力量的武装下所进行的剥削。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全都贫困化了，女性尤甚。据联合国的调查，在世界范围内将男性和女性加以比较，在接近经济资源、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女性的相对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工作负担却在增加。女性的相对和绝对健康状况、营养和受教育程度都下降了。她们提请人们关注一个普遍的事实：女性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工业化、都市化和货币经济带来了森林、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它给女性带来的是直接的伤害。举例言之，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可能会由于环境的恶化而加重。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女性用90%的劳动时间做饭，其中80%的劳动用于打水和拾柴。由于水源和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女性打水和拾柴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致使她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大大增加。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不幸的根源在于，发展是在毁灭自然资源；生产和增长的概念是男权制地球上每个人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役使了50个奴隶，与每人维生所需要的3600卡路里相比，多消耗了20倍的能源；而一个美国人与一个尼日利亚人相比，又多消耗了250倍的奴隶。热力学第二定律警告人们，对能源的一切消费都会在远期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一场人类长期生存与短期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之间的争夺战。它通过将土地、水和森林从女性的掌握和控制中拿走，毁掉了女性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毁掉了这些资源。性别统治和男权是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在发展的规划中，它以新的和更加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男权制把破坏当作生产，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他们将被动性视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新形式的统治。

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两种不同的增长，即良性发展与恶性发展（maldevelopment）；后者常常被称作“经济增长”，它是由GNP来衡量的。著名生态学家波利特（Porritt）曾这样谈到GNP：即使是传统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用GNP来衡量进步是无用的。GNP度量所有货币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而其中许多产品和服务并未给人带来利益，而是对做错了多少事的度量；在防止犯罪、防止污染以及在官僚机构上增花的钱，也全都计入了GNP的增长之中。因此，GNP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有时，GNP的提高标志着真正财富 （自然财富和为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在急剧下降。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恶性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价值降低了，原因在于：第一，她们的工作是与自然进程同步的；第二，一般来说，为满足维生需要所做的工作贬值了。女性主义的原则将会改变恶性发展的男权制基础，它所主张的是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发展，而不是与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因为人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工具。

如今，不同的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有着多种不同观点，但就共同点和统一性来说，各种流派通过对妇女与自然的联系的分析，使妇女参加生态运动成为严肃的大众性的政治活动。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妇女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人们不可能只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而留下另一个问题。一些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提出，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和性别不平等，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在传统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框架，即先将事物分成对立的双方，它们具有不同等级，进而认为等级高的事物比等级低的事物具有更高的价值，从而等级高的事物对等级低的事物有统治和压迫的权力。而这个世界上对于自然界的支配和压迫，以及源于对性别之间的支配而产生的性别不平等，也都是这种思维框架的具体表现。

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连系的，传统女性美德能够培养更少侵略性、更能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自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连系的，传统女性美德能够培养更少侵略性、更能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格里芬（Susan Griffin）反对柏拉图式的二元论使男性以主人的心态驯养女性，就如驯养家畜（及自然）一样，她指出女性须回到整全的物质/精神合一)的岩穴，自然/女性的内在价值不能以文化的实用逻辑取代。另一位更激进的自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戴利（Mary Daly）更主张抛弃邪恶的男性文化，她认为男性在妇科学中把女性的身体分割成为可分析的部分，就如把自然分析成为不同的生产资源，以对二者加以控制，甚至以各种污染把自然/女人毁灭。

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但承认女性本质上与自然的连系，指出二元等级观点为男性主宰自然/女性提供了基础，甚至提倡古代女神崇拜。如斯塔霍克（Starhawk)）更进一步通过女性身体的独特经验，让基于大地的信仰为女性运动提供观念及力量，如内在性（immanence）、互相关联（interconnection）及同情的生活方式（compassionate life style）。

主张削弱由社会建构的女性—自然关系，以免女性—自然的屈从地位互相强化。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削弱由社会建构的女性—自然关系，以免女性—自然的屈从地位互相强化。丁内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提出破除“大机器社会”神话，因这种世界观为男性操控自然/女性、忽视人与其它物种、大地的价值提供了理由，她又反对二元对立的思想、以结束对被贬低的女性/自然的压迫。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如米斯（Maria Mies）和希瓦（Vandana Shiva）指出由西方现代世界观引申出的男权—资本主义使白人男性跟自然疏离，唯有把自然/女性作为殖民的对象，作为对接近自然的补偿，她们主张应把自然有她自己的主体性，而人应该把当代科技与知识与古代智慧、传统甚至巫术结合起来，以求重返人的自然性。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生态文化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篇文献的作者均是女权主义者：她们是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这些文献提出的思想改变了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历史。与此呼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妇女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包括了妇女权益、环境保护、科技观、实验动物待遇、反对核技术、反对战争等诸多方面，从反对性别社会歧视延伸到反对人类对生态自然的歧视，把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与生态环境保护联系起来，丰富生态文化的内涵。

近代与早期产生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有所不同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开始兴起。这种学说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重新解释人与人、人与其它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强调万物之间的和谐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积极提倡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

除了重要的历史性和理论性的分析之外，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有时会超越通常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和性别的局限。例如，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对于转基因技术等对于印度生态农业的影响的分析等，就是典型的事例。

生态女性主义一直是新闻界关注的大众政治运动。它包括了妇女权益、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动物待遇、反对核技术、反对战争等诸多方面。许多关心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者、关心妇女问题的生态主义者，以及关心环境问题和妇女解放的科学家、哲学家等，都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术语。

在20世纪90年代性别平等主流化成为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影响下，女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逐渐被认识，女性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日渐清晰。在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妇女与环境”议题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共识。中国先后制定的三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也从改善自然环境和优化社会环境着手，提出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和决策程度，将优化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构建具有性别评价标准的生态文化体系确立了目标和要求。建设具有性别视角的生态文化战略，已成为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些人追求单纯的发展，追求科学和技术的无限制发展，使人类脱离了自然，更多地依靠技术。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追求另一种模式的发展。

由于传统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角色分工，两性在生态环境中所处的地位、生产与生活的经验差异，使二者在生态文化建构中有着不同的视角。而生态环境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紧密关系，使女性在生态文化的建设与传承中承担着更主动的角色，她们不仅仅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女性既是社会消费的主体也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有研究表明：世界上70%的消费要通过女性来进行；特别是在中国，女性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80%以上的农业劳动、70%的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都由女性承担。因此，女性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对生态文化建设所提倡的绿色发展、绿色消费与绿色生活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在早期，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历史作用，提出妇女是生态系统的保护者，号召广大妇女投身于生态保护运动，这对于推动妇女解放和环境保护无疑有重大意义，但从这种意义上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势必陷入逻辑矛盾之中。因为所谓女性角色、女性原则、女性价值、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都是在男权制下形成的概念，本身就是特别压迫的产物。对此，是不能简单地肯定歌颂和弘扬的。

近现代，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分析批判女性与自然相联系的概念，指出其实质是对妇女与自然的双重统治。生态女性主义不是反对理性，而是指出男权制的非理性，以及作为大多数主流理论和激进批判基础的虚伪的、与个人无关的男性模式。在这样的理解中，生态女性主义已是远远超越了生理性别的层次，而进入了更深刻的哲学理论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