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草瓶又称甘露瓶，瓶式之—，清朝廷为西藏僧侣烧制的用于插草供佛的特别器皿．故称藏草瓶。雍正时已有烧制，乾隆时期制品为圆唇口，直颈有凸弦纹，丰肩，腹下部渐收，束胫，足部外撇。这类瓶式不书款识，一般多认作乾隆制品。

注释：图为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矾红彩藏草瓶”。

藏草瓶　亦称“甘露瓶”，是流行于西藏地区的瓶式之一，为藏传佛教陈设用法器，用于盛水或插草。藏草瓶是极具藏族特色的器物。明朝永乐年间曾试烧制青花藏草瓶，清代仅雍正、乾隆官窑烧制过红彩和斗彩品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小藏草瓶还是汉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者。

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生产藏传佛教用具，并非乾隆帝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极深奥的玄机。

清廷入主中原之后，始终重视、扶持藏传佛教，并以此作为保全“大清基业万年磐石之安”的重要措施。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兴趣极浓，无疑有其深远的政治原因。

据文献记载，乾隆对藏传佛教非常虔诚，而且认识很深。他每天打坐修持，甚至着三世章嘉胡土克教授他梵文和藏文。1745年，乾隆下令将其出生地雍和宫改为喇嘛寺，次年仿西藏桑耶寺于承德建普宁寺，其后又仿拉萨布达拉宫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庙。1780年，五世班禅远道东来做法事祝贺乾隆七十大寿，乾隆命人仿西藏扎什伦布寺于承德建须弥福寿之庙供其居停。此后，乾隆又于紫禁城内仿西藏托林寺坛城殿筑雨花阁，具浓郁藏式佛教建筑风格。

藏草瓶虽无官款，却是著名的唐窑作品。这与《乾隆纪事档》的：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俱不要款”。同年“五月初一日，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奉旨俱留下，其甘露瓶著唐英再烧造几件”的记载相符。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大臣海望来说：太监张玉传旨：着传谕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除甘露瓶外，多穆壶、贲巴瓶、贲巴壶、金釉法轮、金釉无量寿佛、仿木纹釉碗、仿雕漆碗等都是同时期的作品。

清朝廷为西藏僧侣烧制的用于插草供佛的特别器皿．故称藏草瓶。雍正时已有烧制，乾隆时期制品为圆唇口，直颈有凸弦纹，丰肩，腹下部渐收，束胫，足部外撇。这类瓶式不书款识，一般多认作乾隆制品。体现出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内地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结合。此类品种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均有收藏。

据文献记载，乾隆对藏传佛教非常虔诚，而且认识很深。他每天打坐修持， 甚至着三世章嘉胡土克教授他梵文和藏文。1745年，乾隆下令将其出生地雍和宫改为喇嘛寺，次年仿西藏桑耶寺于承德建普宁寺，其后又仿拉萨布达拉宫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庙。1780年，五世班禅远道东来做法事祝贺乾隆七十大寿，乾隆命人仿西藏扎什伦布寺于承德建须弥福寿之庙供其居停。此后，乾隆又于紫禁城内仿西藏托林寺坛城殿筑雨花阁，具浓郁藏式佛教建筑风格。 大量的寺庙和频繁的法事活动当然需要有大量的法器和摆设配合，宫廷造办处因此制作了大量的瓷质及其它材质的藏域法器，同时亦供清帝赏赐西藏高僧之用。 藏草瓶为官窑珍品，早在上世纪初即为人所知。当时，山东省泰安县城内岱庙被盗，盗走明清官窑瓷器十多件，流散在济南的文物市场，被北京古董商徐少山、张玉华买走。案发后，几费周折，将失物追回，重归岱庙。其中就有乾隆官窑藏草瓶两对。

藏草瓶，亦称“甘露瓶”。为藏传佛教用于盛水或插草，作为礼佛陈设。

大量的寺庙和频繁的法事活动当然需要有大量的法器和摆设配合，宫廷造办出因此制作了大量的瓷质及其它材质的藏域法器，同时亦供清帝赏赐西藏高僧之用。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藏草瓶无疑见既见证了乾隆帝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同时又反映了清代官窑瓷器的精湛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