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1925年11月10日—1984年8月5日），本名Richard Walter Jenkins，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庞特里文迪盖，英国男演员。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七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但均落选。他在拍摄《埃及艳后》时与女主角伊丽莎白·泰勒恋爱。主要作品有《多尔文的末日》《灵欲春宵》《最长的一日》等。

理查德·伯顿，原名理查德·沃尔特·詹金斯，1925年11月10日生于南威尔士庞特里文迪盖的一个多子女矿工家庭。早年受教师菲利普·伯顿的栽培，得以获奖学金就读于牛津大学。入学前曾在利物浦登台从艺，1943年首次登台表演，翌年随剧团到伦敦。1944—1947年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退役后重返舞台。

1949年，因拍摄《多尔文的末日》步入影坛，并在拍片中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茜比尔·威廉斯。

1949年在伦敦演出《女人并非拿来议论的》，声誉鹊起。1950年该剧在百老汇上演，颇获批评家们赞赏。

1952年拍摄一部美国影片《我的表哥雷切尔》，翌年应老维克剧团之邀在爱丁堡艺术节上饰演哈姆雷特，此后一边在该剧团演出另外几部莎剧，一边拍摄了《演员之王》、《亚历山大大帝》等影片。百老汇观众更为喜爱1957年其演出的《难忘时刻》和1960年的《卡米洛特》等剧目。

1958年，在电视片《呼啸山庄》中饰演希茨克利夫。

1963年，拍摄20世纪福斯影片公司耗资数百万的影片《埃及艳后》，从此由一位极受尊重的舞台演员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影星。此后，伯顿同饰演埃及艳后的伊丽莎白·泰勒绯闻不胫而走，常成为轰动舆论界的头条新闻，遂与发妻茜比尔离婚，与泰勒结合。伯顿曾经在他的日记中毫不忌讳地写道：“伊丽莎白是世界上最完美、最让人狂野的情人。”

1964年，他到纽约饰演哈姆雷特，轰动整个百老汇。60年代以其超级影星地位为他和妻子及其拍片伙伴带来巨额收入。伯顿曾先后7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但从未获得梦寐以求的该奖。

1973年伯顿和泰勒离异。1975年，两人在博茨瓦纳复合，然而，仅4个月后又再次分裂。“我们爱得太激烈，最终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了。”伯顿这样形容他和泰勒之间的关系。

1984年8月5日去世，终年58岁。

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两度结婚，两度离婚，两人合作了14部经典电影，互相折磨了22年。这对银幕情侣银幕下的爱情故事比任何一部爱情电影都更富戏剧性。

78岁的“玉婆”伊丽莎白·泰勒公开了理查德·伯顿写给她的情书。这些情书证明，尽管分分合合的两人没少恶语相向，但在理查德·伯顿生命行至尽头时，最爱的人还是伊丽莎白·泰勒。

“我点燃了烈火却又将它扑灭，为此，我受到了上帝永久的惩罚。那烈火，当然就是你。”理查德·伯顿在1973年的一封情书中说，那段时间两人正好在闹分手。

在另一封闹分手后写下的情书中，伯顿承认他没能成为一位完美的丈夫，但他相信，爱能战胜一切，“你肯定知道我有多爱你。你肯定也知道我对你有多糟糕。但是最根本、最残酷、最自私、最具有杀伤力，并且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我们完完全全地误解了彼此。我们两人就像来自不同星球的人，交流不在同一波段。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请你尽可能快地回到我身边。”

泰勒与伯顿于1962年在拍摄《埃及艳后》时相识，他俩分别扮演艳后和安东尼。当时，他俩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两人的绯闻马上传开，甚至连梵蒂冈教廷都为此特意发表声明，谴责两人“通奸”。尽管有诸多阻挠，两人的爱情却不可阻挡。“如果你离开我，我就只能自杀。没有你，我了无生趣。”伯顿在一封情书中写道，“有一天我醒来——我认为我是醒来了——我意识到我真的在爱。到底是谁发明了爱这个概念？我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答案。”

他们十分相爱，但是却因各自太强的个性而无法平静地生活。他们两人于1964年在加拿大结婚，10年后离异。1975年，两人在博茨瓦纳复合，然而，仅4个月后又再次分手。他们互相折磨了22年。伯顿这样说过，“我们的爱实在是太炽热了，因此会彼此伤害。”伯顿后来三次再婚，而泰勒之后又结了四次婚，但他们从未真正忘记对方。

有些情书中，伯顿也展现出了可爱的一面，将泰勒称作“摇摆小傻瓜”、“我的小抽筋”。在一封满是悔意的信中，伯顿将泰勒称作“我的肿瘤”。对于伯顿的爱，泰勒也做出了回应。她公开了一封她在与伯顿第二次结婚后写给伯顿的情书，信中她强调她认为他们注定无法分开，“亲爱的‘老公们’，你看我这样叫你如何？你真的又成为我的老公了。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们不会再结婚了，当然也不会再离婚。你真诚的，老婆。”

这本书中还透露，1984年，伯顿临死前，泰勒曾收到一封伯顿的来信，信中说，与泰勒共处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伯顿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尝试与泰勒再度复合。多年以来，她一直将这封信视作她最珍贵的宝贝，并将它置于床边。关于对泰勒演技天赋的评价：“你应该是这世上最优秀的女演员了，你有着非凡的美貌，这让你非常的独特，作为一名女演员，你希望自己有幽默感，你真的比菲尔兹还要有趣；作为一名女演员，你希望自己能具有悲剧色彩，你真的就是一出悲剧。”

他们的爱情遗憾，在伯顿去世的三天前，伯顿曾给泰勒写了一封信，希望两人复合。而三天后伯顿突然因病去世，泰勒参加完他的葬礼，回到家后，才发现这封信，她说，如果她早看到这封情书，她一定会和他复合。泰勒还曾希望死后和伯顿葬在一起，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最后她让这封信陪她入葬。

1974年，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离婚后，二人不到一年后复合，在一封后来被公开的情书里，泰勒这样对伯顿说：“你终于又成为了我的丈夫，因此我也有一事要向你宣布：你我之间再不会有结婚或者离婚这回事！”可惜不到一年，这段伊丽莎白·泰勒的婚姻再次以离婚收场，但直到伯顿再婚，在瑞士定居，并在1984年病逝，这对怨侣相隔千里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亲密到连伯顿后来的妻子莎莉·伯顿受不了却也管不着，伯顿的侄女Sian Owen在09年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伯顿在瑞士还不时跟泰勒打几个小时的越洋电话谈心，他死后，遗孀莎莉·伯顿拒绝邀请泰勒出席葬礼。

Sian Owen又称，她在探访泰勒时，发现她的房间里放满了伯顿的照片，“她总是说，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们还是会在一起的。他们总是让对方发狂，他们也是对方的灵魂伴侣。”而伯顿在拍摄《驱魔师2》时接受BBC记者约翰·辛普森采访，也如此总结他对泰勒纠结的感情：“如果她（指泰勒）还需要我，我马上就扔下这个破烂片，跳上一架飞机天涯海角都追随她。可还是那句老话：跟她在一起是求生不得，离开她是求死不能。但我一辈子都钟爱着她。”

就理查德·伯顿而言，天才的放荡不羁不啻为一场华丽绚烂、场面奢华的盛大演出。持续20多年，与伊丽莎白·泰勒联袂演出；无数镁光灯追逐着他们的身影；钻石、游艇和私人飞机异彩纷呈，报刊头版头条摇旗呐喊。如果说理查德·伯顿出卖了灵魂，那他可谓得其所哉——与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荡气回肠地爱过，还有滚滚财源，以及长期成为地球上半数人群羡煞的佳偶，这一切都使浮士德看上去像个瘪三。

乍看起来，这算不上悲剧。一名年轻的古典剧演员立志成为巨星，却无法忍受不义之财与粗俗名声的诱惑，与初衷渐行渐远。与神经过敏、骄奢淫逸的妻子纠缠，最终使他陷入悲惨的境地，绝美的声音被酒精所腐蚀。然而，尤金·奥尼尔却以此为基础创作出20世纪最伟大的悲剧人物之一：《长夜漫漫路迢迢》中的詹姆斯·蒂龙（James Tyrone）。

如果由理查德·伯顿饰演伟大的詹姆斯·蒂龙，公众必定趋之若鹜，因为他们惯于在理查德·伯顿的表演中解读他的私生活。与詹姆斯·蒂龙的原型——奥尼尔的父亲一样，理查德·伯顿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黑发漆黑、脸庞宽阔、声音富有磁性魅力。

他们都来自偏远贫穷地区，属于英国所谓的“凯尔特系外缘人口”：詹姆斯·蒂龙是爱尔兰人，理查德·伯顿是威尔士人。他们都凭借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和出色的演技，突然而强势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诠释莎士比亚伟大角色的新生代演员。但两人都变为了财富诱惑和放荡恶名的牺牲品。詹姆斯·蒂龙局限于反复扮演《基督山伯爵》中的爱德蒙·唐太斯一角，没完没了地“吸金”；理查德·伯顿则与伊丽莎白·泰勒搭档，通俗剧同样长演不衰，在好莱坞赚得盆满钵满。对于这两个男人，评论家们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定义——世俗版的伊甸园。他们吃下了禁果，却被逐出伟大的艺术天堂。

出名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不管你到哪里，都有人认出你；第二层是不管你到哪里，人人都认得你；第三层是有人认出你，但不相信那真的是你。1967年9月，有一次理查德·伯顿闲逛到科西嘉岛的一个村子，看当地人踢足球。“半小时后，有人觉得认出我来了，兴冲冲地跑去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伯顿！真的！真的是他！’幸好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我们才能安然离开。一般情况下，很多狂热粉丝会说些粗话，‘理查德·伯顿跑到这种狗屎地方做什么？’”

事实上，理查德·伯顿对狗屎地方了解甚多。此次事件发生前27年，在理查德·詹金斯（后来，他随监护人兼教师菲利普·伯顿改姓伯顿）14岁时写下的流水账日记里，我们找到一些只言片语：“一桶粪”、“爬山去拾粪”、“拾回一桶粪。山上还有一个人，可我今天的鼻子特别灵，能闻到一英里外粪便的气味，拾到的粪比他多。这座山上满是粪便。”青少年时期的理查德·伯顿为了维持生计，提着桶和铲子到工业城镇塔尔伯特港郊外的山上捡拾动物粪便，然后提到镇上卖给花匠。

理查德·伯顿经历了粪蛋变钻石的魔幻人生。日记中记载着一段甜蜜时光，他坐在床上看书，“伊丽莎白·泰勒在房间角落里晃来晃去，我问她：笨笨，你在摆弄什么？她认真得像个小女孩：‘在跟我的珠宝玩。’”他俩都有天真的一面：理查德·伯顿对金钱的看法是——用钻石装扮你的公主——实现童年贫穷时的梦想。

理查德·伯顿从来没有忘本。日记里也有不少令人钦佩的闪光点，比如：他拒绝摒弃有生以来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厌恶，后者根深蒂固的特权与威尔士的贫穷工人阶级势不两立。他对“百万富翁理查德主子”的讽刺说法大加赞赏。这个住在瑞士的逃税者公然反对英国国教，理查德·伯顿的厌恶和不满之情深入骨髓：

“虽然早已成为富人阶层的一员，但我对英国保守党的憎恶感并没有减少，我希望五年后看到他们哭着离开政界……他们不可能制定立法……来弥补多年来他们让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我希望他们永远翻不了身。”

除了性和金钱，理查德·伯顿的浮士德式交易心理（一种心理障碍，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太过盲目崇拜，从而使人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价值东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机会。这种症状使他永远沉浸在理念与结果的落差中，从而使他进行着贬低他人的行为。——译者注）给了他机会，对“那些自以为是的混蛋”耀武扬威，因为这些人曾世代“骑在我们（威尔士人和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不仅是名流新贵（从某些方面而言，他们就是这个名词的发明者），还是皇室成员。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第二次离婚后，差点娶了南斯拉夫公主伊丽莎白。他热衷于追逐被废黜的皇室。1967年5月，在巴黎某处，人们一度发现他与前国王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一起嘲讽时任君主：“我不忠地把女王称作‘矮胖的陛下’，公爵和公爵夫人似乎并不在意。”理查德·伯顿和公爵相处甚欢，最后竟不太合拍地唱起了“威尔士国歌”。过从甚密的原因不言自明——两人都是无冕之王。

1967年10月，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前往英国参加《浮士德游地狱》的盛大慈善首映礼：“一位护士……向伊丽莎白行屈膝礼，送给她一束鲜花。”屈膝礼是女性臣民们有幸觐见女王时表达效忠和敬意的方式。理查德·伯顿坦言，“伊丽莎白·泰勒和我都很开心。”这种喜悦不仅仅是自负。让人颇感惊讶的是，写完这篇日记的第二天，他便深深陷入对童年的回忆。在成年后的日记里，他首次提及拾粪和“臭烘烘的绿毛衣”——大概是讨厌粪便和贫穷。

贫穷写在他的脸上。1960年1月，理查德·伯顿成年后写的前几篇日记里有这样的话：“我讨厌自己，尤其是我的脸。”在演员的浓妆之下，他满脸麻子，是童年时疾病所致。肯尼思·泰南在评论理查德·伯顿在电影《柏林谍影/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5）中的不俗表演时，把他的脸比作“一面执行了多次枪决后千疮百孔的墙”。1966年，理查德·伯顿用“麻子脸，有丘疹、粉刺的贺加斯”来形容自己。后来，他称自己是“满脸麻子，丑男人。”1970年理查德·伯顿无意间说了实话，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发行于1995年的电影《戏国王子》，他在其中出演埃德温·布斯。他的威尔士朋友布鲁克·威廉姆斯转述说：“罗恩·柏克莱（理查德·伯顿的御用化妆师）显然没有给我化妆，因为我的痘疤露出来了。伊丽莎白·泰勒小脸紧绷，表示抗议。”伊丽莎白·泰勒的抵触情绪和理查德·伯顿的感激之情，暗示了此时此刻敏感的是皮肤上的麻子，而不是人。

从一穷二白到穿金戴银，从身份低微到成为皇族显贵，巨大的蜕变使得“出卖灵魂的天才”故事几乎所向披靡。这种说法并非不实：为了得到女人、财富和实施阶级报复，他必须拥有大量可供兜售的本钱。为了收买他的灵魂，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像百万美元钻石一样稀有而出名的珠宝，或者像他在事业巅峰时期买给伊丽莎白·泰勒的拉帕莱格林娜珍珠。

他确实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但这位伟大的天才止步于平庸但活力丰厚的电影，如《沙漠之狐隆美尔Raid on Rommel》（1971）、《野鹅敢死队The Wild Geese》（1978）和《魔力The Medusa Touch》（1978）。正如理查德·伯顿自己承认的，这是个伟大的故事。但是他反问道，那“一定全是假的”吗？

显而易见，这种坚持纯粹是自欺欺人。但是，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惧怕严厉审视自己：“我的大半生过得多么愚蠢和无聊啊”；“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对自身条件，我感到相当自卑”；“我真想用钝刀子割掉自己的毒舌。为何我的舌头如此恶毒？”“当然，我会不合时宜地对太太大吼大叫，比如在她父亲的葬礼之后。”他控诉自己“糟糕的坏脾气”，“完全不可遏制的恶劣情绪，冒犯周围所有人，”以及“与人结怨”。

在写到与伊丽莎白·泰勒的争吵时，他记录更多的是自己的过错。在日记里，他既没有为自己作为演员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为自己对待金钱的豪爽大方而洋洋自得。相反地，他在日记中做了大量的自我批评，在反驳“出卖灵魂”的评论而受到关注时，他甚至会流露出自我憎恶的情绪。

不可否认的是，理查德·伯顿也会感到有些空虚。探索他的精神世界，最简单的方法便是直接想象这种空虚之感：作为演员，起步阶段大放异彩，前途无量，最终却沦落到接拍烂片、酗酒、年仅58岁就匆匆离世。也许这种空虚来自灵魂更深处的阴暗。也许理查德·伯顿并非一位深陷空虚的伟大演员。也许这种空虚早就存在。也许正是围绕在他身边的阴影、黑暗和空虚，才造就了他征服观众的表演。

但问题是，人们之所以认为理查德·伯顿有潜力成为伟大的演员，是基于他在舞台上、尤其是在莎士比亚作品里转瞬即逝的表演。《沙漠之狐隆美尔》是不朽之作，但1951年夏天，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理查德·伯顿在《亨利四世》第一部中塑造的振奋人心的哈尔王子却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世上确实流传着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影评，认为1964年在百老汇上演的理查德·伯顿版《哈姆雷特》演技非凡，简直把剧中人“演活”了。这些不但说明理查德·伯顿的的确确是激动人心的表演者，还暗示他与生俱来的才华和放荡不羁的公众形象完全不符。

人们普遍认为，理查德·伯顿的形象适合参演人物性格放荡不羁的鸿篇巨制，让人想起另一个存在已久的形象——浪漫的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所代表的文化，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身上得以充分体现：精力旺盛、想象力丰富、多愁善感、敢爱敢恨，而这些特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质完全相悖。

理查德·伯顿被贴上凯尔特人的标签，从1951年的影评，直到他去世后出版的官方人物传记。传记作者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在作品中有如下描述：理查德·伯顿“对生活有着凯尔特人似的渴望”，他像一名“凯尔特英雄”，“他像凯尔特魔鬼一样在生活中饱受锤炼。”而理查德·伯顿在日记中，称自己有着“凯尔特般的鬼魅”和“凯尔特式的悲观主义”。当然，对记者而言，太容易将理查德·伯顿与爱尔兰人彼德·奥图和理查德·哈里斯归为酒鬼一类，尽管理查德·伯顿在日记里说他“鄙视”爱尔兰的一切：“他们的故作姿态，愚蠢轻柔的口音，他们的文学作品……自我标榜的天性、虚张声势的好斗，以及溢于言表的妩媚。”

凯尔特人根深蒂固的形象使人们对理查德·伯顿存有浪漫的想象，将其视为自然界中一股本能而冲动的凶猛力量，是来自威尔士群山的野蛮入侵者，在高雅的古典戏剧城堡里掀起了狂风暴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理查德·伯顿生性冷漠、理智、不易接近。肯尼思·泰南在1951年写的《哈尔王子》影评中，称理查德·伯顿是后起之秀，他写道：“理查德·伯顿从不喧哗吵闹；坐下时，要么缩成一团，要么四肢摊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他希望被好朋友逗笑，但在必须保住自己的威严时，他的眼神经常游移沉思。”

后来，肯尼思·泰南发现，1956年在老维克剧院，理查德·伯顿与约翰·内维尔（John Neville）连续几个晚上交换角色演出，在诠释老谋深算的埃古和激动易怒的奥赛罗这两个角色时，理查德·伯顿对前者的拿捏要远远优于后者：

“公开表达情感显然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他非但不外向，反而毫不浪漫、性格内敛。如果需要与其他演员演感情戏时，嘴唇轻蔑一撇的动作便出卖了他……理查德·伯顿总是有所保留，谁要是无礼入侵，就会遭到制裁，体内流淌着的威尔士血液与神秘感交织共融，让他生性孤独。”

理查德·伯顿的孤独几乎不言自明。即使台上还有别的演员，他在舞台上仍会表现出孤单感。理查德·伯顿是公认的大众情人，但令人吃惊的是，据布拉格说，他在舞台上“讨厌被别人触碰”，当需要亲吻某人的时候他会“神经紧绷”，而且“惶恐不安”。在1967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理查德·伯顿说：“在舞台上我必须有足够的空间，这样我就可以随意移动，不被太多的人打扰。”这个要求听起来十分嚣张，而且不乏对合作演员的轻视，然而，他之所以这样要求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自己周围圈出一块无形区域，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舞台上的他时而生动，时而活泼，时而威严，但却总给人轻微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来自于超凡的自我意识，来自于审视自己情绪后的无动于衷。他“嘴唇轻蔑一撇”更多的是针对自己，而非他人。

1964年，在出演的电影《哈姆雷特》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情。即使隔着黑白电影的纱布，在最扣人心弦的一幕里，理查德·伯顿的伟大仍然熠熠生辉，令人震惊的表演既诠释了剧中情感，又表达出了其本身的自我轻蔑。哈姆雷特遇到了一群戏子，他们接下来要演一出模仿他父亲被谋杀过程的戏。在戏中，主演悲痛于神话故事中特洛伊王后赫卡柏的命运，发表了一通夸张而深情的演说。对比这些编造出来的情感，哈姆雷特对真正的谋杀却无动于衷，他骂自己是“无情的流氓和粗鄙的奴隶。”他不禁想问，这个演员是怎样轻易地让情感的洪流倾泻而出呢，“而且这种情感不是为任何人，只为赫卡柏。”

理查德·伯顿对台词的把握引人入胜，他将自我憎恨以及对演戏的厌恶都融入其中。他故意拖长“赫卡柏”这个词，用了超过五秒钟的时间，表现出对她的极度反感的情绪。他仿佛从阴沟里将这个词拎起来，让我们看看它有多恶心。说完“赫”之后，他停了下来，仿佛无法将整个可憎的名字完整地说出来，接下来，他将“卡”字拉长，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嘴唇也轻蔑地一撇。然后，他将嘴张得圆圆的，仿佛气泡的破裂，并用山羊般傻傻的声音说出了“柏”。看，理查德·伯顿仿佛在说，这是多么荒唐的一出戏啊，但我还是拿捏到位，挥洒自如。

这不只是心血来潮的炫技——理查德·伯顿对于剧中核心部分的另一个词，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哈姆雷特贬低过演员将情绪酝酿到高潮的能力，在控诉叔父犯下的滔天罪行时，他也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到相同状态，痛哭道：“噢，复仇！”这场戏中，理查德·伯顿再次出人意表。他将右手伸过头顶，仿佛用掌心将仇恨托起。然后，他缓缓转过头，凝视手掌，用极度嘲讽和冷酷轻蔑的目光审视着自己夸张的表演。接下来，他用双手将“仇恨”抛远，好似它只是一场荒诞可笑的伪装。这是理查德·伯顿自编自演的荒诞剧，它不仅提炼出哈姆雷特的本质，还深刻地诠释了战后（以及大屠杀后）弥漫在整个欧洲戏剧界的无力感。

理查德·伯顿的表演精彩绝伦，因为其中带有自我毁灭的情绪。这种效果只有厌恶表演的伟大艺人才能演绎出来。理查德·伯顿将丰富的肢体动作和感染性语言贯穿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他大喊着，尖叫着，通过令人应接不暇的音高和节奏的变化，游刃有余地驾驭着舞台语言。他的身体时而扭曲，时而旋转，时而变得矮小且弯腰驼背，时而又变得高大且器宇轩昂。但在任何时候，他对自己的表演都抱以纯粹的嘲讽。他一边为观众展示英雄行为的力量，又向他们实时解说它的荒诞之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一位后来背叛了自己艺术理想的伟大演员，事实上，这位演员的伟大之处与其对艺术的憎恨密不可分。理查德·伯顿在日记里写道：“我讨厌讨厌讨厌表演。”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那种令人心悸的情绪。

在理查德·伯顿的日记中，最出人意料地披露了他的挫败感并非因为当演员未能发挥最大的表演潜力，而是源于没能实现自己的作家梦。真正吸引理查德·伯顿的，既不是戏剧，也不是电影，而是文学。

他沉醉于语言：“英语语言让我兴奋，如同可爱的女人或美梦一样令我着迷。”1966年10月，他与别人打赌说，能“在当年的圣诞节之前写出一本不少于100页的书，并可发行出版”，赌注是1000美金。但是，他知道自己很可能无法做到：“我想写很多本书，但最终可能一本都写不了。”理查德·伯顿所写的大量日记本身就会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值得注意的是，未能坚持写作让理查德·伯顿产生了负罪感：“如果不能完成写作目标，我会感到内疚或产生其他不良情绪。所以我会拼命工作，即使这样做让人无法理解。”除了写作，他从未因为没有完成别的事情，比如未能出演《李尔王》或《麦克白》而流露出同样的负罪感。

他为什么会讨厌表演呢？理查德·伯顿在日记中给出的答案相当简单：厌倦。他善于思考，相对于表演本身，表演背后的思维过程更能激发他的兴致：“我有一个无法治愈的顽疾……很容易感到厌倦。一个想法会令我非常着迷，但要将其付诸行动却让我烦透了。”他甚至对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也厌倦了：“纠结于冗长琐事，厌恶连篇累牍的引语，让人不由得对现在的哈姆雷特心生排斥。”实际上，他开始蓄意破坏自己的表演。

他于随后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坦承，自己曾一度将“生存还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用德语“Sein oder nicht sein: das ist die Frage”代替。“这不会对观众造成什么影响，可能只是引起一阵不安和骚乱，但却害苦了正在舞台左侧躲在衣架后面偷听他讲话的两个人，即饰演普罗尼尔斯（Polonius）的休姆·克罗宁（Hume Cronyn）和饰演国王克罗迪斯（Claudius）的阿尔弗莱德·德雷克（Alfred Drake）。”梅尔文·布拉格说，理查德·伯顿会在不同的晚上，在马洛（Marlowe）的剧本中插入台词，或者扮演一个“同性恋的哈姆雷特”，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

对理查德·伯顿来说，尽管厌倦看来只是不起眼的困扰，但除了表演之外，它已经渗入到其他方面。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以及伊丽莎白·泰勒在前任婚姻里所生的孩子们，但他也承认自己会厌烦他们。在和伊丽莎白·泰勒结婚之前，他甚至对自己热切追求的性生活也感到无聊。“在我的生命里有过这样一段时期，我一边和厌倦的女人在黑暗中做爱，一边拼命地把她们想象成别的女人。”

在他看来，厌倦是导致他严重酗酒的原因（他就是这种人，即使在戒酒期间，“仍然允许自己每天小酌几杯，”他甚至形成了一种严格的饮食习惯：午饭前饮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午饭时喝几杯红葡萄酒，“吃完奶酪后再来两三杯白兰地”，睡前“再喝两杯威士忌”）。他的问题是“我对工作实在厌倦透顶，只有喝酒才能消除痛苦。”

这种痛苦不同于一般的无聊——正是这种深深的无力感使他饰演的哈姆雷特如此深入人心。浮现在日记中的理查德·伯顿像哈姆雷特一样不能摆脱死亡的梦魇——无论是自己的死亡还是世界的末日。一直萦绕在他身边的，是人类终极的空虚感：“死亡是个王八蛋。卑鄙、变幻莫测、无情、自私和混账的敌人。”他的座右铭可能是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的一句诗：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对死亡的恐惧困扰着我），他曾不止一次引用过这句话。他在日记中写到，20多岁的时候，他确信自己将在33岁时死去。在43岁的时候，又写下，“如果不加留意，我可能会幸运地活到将近50岁。”但从其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并不抱有期待：他在骨子里深信：“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并不会持续太久。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在现在的每一分钟、每一个黑暗的日子里，我们都可能跌回最初的混沌中。”

难以估计这种宿命论从何而来。或许是来自他所谓的“一针见血的、视死如归的幽默，源于处处混乱、时时面临丧命危险的威尔士矿工村。或许来自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毁灭性战争，抑或来自儿时的信仰——在威尔士洗礼时，他便深信世界末日终将来临。

个中原因或许简单而悲哀：他的亲生母亲44岁离世。如果理查德·伯顿和父亲一样成为优秀的矿工，并在那本已经写完的伟大自传中，设法沿着这条巨大的裂缝开凿下去，那么，他可能会找到使其表演热情日益退却的黑暗根源。

在“布拉德&安吉丽娜”这一对横空出世前，他们的故事是好莱坞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爱情故事，他们深爱，他们争吵，他们是彼此印记在一生中最深的烙印。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之间的激情不但震荡了对方的人生，甚至在理查德逝世后20多年里还一直余波未平，被人们不断翻炒重温。

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的爱情故事曾轰动世界，称他们的爱为世纪之恋一点也不夸张，历史上有哪对情侣能让梵蒂冈动怒，能让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也站出来责难反对。然而这对爱侣用他们的精湛演技、如火深情和不可抵挡的个人魅力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公众的原谅。

多年前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著名的八卦专栏作家伊丽莎白·史密斯曾被问及哪5宗事件是上个世纪最轰动的爱情故事时，她毫不犹豫地认为伊丽莎白和理查德的传奇当属第一位。她说：“伯顿夫妇的经历是最生动的公众爱情范本。”

的确，这对好莱坞金童玉女的传奇让人百谈不厌，有人对他们的奢华生活羡慕不已，有人对他们的道德提出质疑，无论从什么角度，他们都是让人难以舍弃的公众话题。直至今天有关他们生活内幕的书籍还在不断出版，公众不知疲倦地试图理清这对爱侣让人迷惑的爱情经历。2013年出版的新书《狂烈的爱：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顿和世纪婚姻》公开了理查德写给伊丽莎白的多封情书，以不同的角度揭露了这对巨星爱侣的内心感受。

伯顿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泰勒的情景。1951年，26岁的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享受日光浴。沙滩美酒，让他兴奋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可就在一瞬间他突然呆住了：“对面有个女孩从沙滩椅上坐起来，摘下墨镜，望着我这个方向……她慵懒的身体、深邃的眼睛、微张的双唇……简直美丽非凡！我感觉自己快透不过气来了……我被她的美艳震住了。”不过，对于这个从威尔士矿工家庭走出来、只有3年舞台经验的小伙子来说，女孩与他显然不是一类人。这是一场短暂的邂逅，两人并未交谈，此后11年中他们也再未谋面。

相恋

然而，当他们再度相遇时，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射到他们身上。1962年1月22日，伯顿与泰勒在电影《埃及艳后》中分饰男女主角。“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当描着浓重埃及式眼影的泰勒走进拍摄现场，伯顿径直走到她面前：“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美人儿吗？”日后，泰勒常笑着回忆起伯顿的第一次搭讪：“很难想象，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埃及艳后》成了两人的经典，也让他们陷入爱河。两人在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小城租了幢粉色别墅。泰勒常回忆起那段时光：“我们一起过周末，自己烤肉。我们爱这里的生活——超级喜欢！”伯顿亲昵地称她为“海洋”，认为她是大自然的造化和上天赐给自己的礼物。

1964年3月15日，冲破重重阻力的伯顿和泰勒，终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悄悄举行了婚礼。泰勒身穿黄色的雪纺绸裙，高高盘起的头发上插满了风信子和百合花，胸前别着伯顿为她买的钻石胸针。大批记者被拒之门外，伯顿对媒体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伊丽莎白和他都很开心，很开心。”婚后，伯顿牵着爱妻的手登上舞台用高亢的威尔士语调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结婚，我们的感情不会再遭受挫折了。”全场观众激动得起立欢呼。

誓言敌不过现实

可事实上，这是对只能相爱不能相守的恋人，他们像两团炽烈的火焰，初见时爱得如此深切，仿佛可以融化一切阻碍，一旦彼此靠近，就会被对方灼伤，不得不忍痛分隔。他的嗜酒如命，她的火爆脾气成了两人感情中最大的障碍。泰勒总爱将伯顿激怒，她说：“理查德就像一颗炸弹，动不动就爆发。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有唇枪舌剑。”

在日日夜夜的争吵中，似乎唯有奢华的生活能带给他们快乐。他们各开一辆劳斯莱斯，她的是绿色，他的是银色。他花100万美元买来一艘双引擎游艇并以“伊丽莎白”命名，还为她买来世上最美、最贵的首饰，包括一颗33.19克拉的钻石……1973年春天，两人一起去了罗马，却因争吵难处一室。深夜，辗转反侧的伯顿给住在隔壁的泰勒写信：“我们都是疯子，更不幸的是，我们执迷不悟。”

每次吵完架伯顿都很痛苦。他在一封信中真挚地写道：“上帝惩罚普罗米修斯，是因为他盗走了火种；上帝惩罚我，是因为我抢走了一团火，却又试着扑灭它，而这团火，就是你。我们总是莫名其妙地就争斗起来，这让我很痛苦。但我们互相折磨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爱你不管我们在不在一起。”

温馨，幸福

尽管他们的心底里深爱着对方，尽管他们都曾努力维持这段婚姻，但1974年6月26日，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分开了。

离婚后，两人曾在日内瓦再次相遇。泰勒在伯顿的臂弯里哭成泪人。面对媒体时，她毫不讳言两人的感情：“我们非常爱对方，除了生死，不会真正分离。分开只是暂时的，也许是为了以后能更好地在一起。上帝保佑我们能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请大家为我们祈祷。”

离婚数月后伯顿无法抑制对泰勒的思念，开始疯狂地给她写情书。信中有理智：“上帝作证，我关心的，是你的开心，而不是你和谁在一起。”有嫉恨：“现在跟你交往的那个人必须对你好，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带着锤子和砖头去找他算账！”有关切：“有人伤害你，你就给我打电话，说声‘我需要你’，我立刻就以超音速赶去。”有发自肺腑的表白：“世界上最具魔力的词就是你的名字。”还有陷入绝望的悲伤：“最本质的问题，最可怕、最令人万念惧灰的事实是，我们一直在误解对方，我们的思维大相径庭。”他将泪水化为信纸上的声声细语：“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管我曾经对你多不好，你都要知道，我很爱你！尽快回到我身边吧！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但爱情可以战胜所有的差异。”

一次伯顿借酒浇愁后，忍不住打电话约泰勒见面，仿佛想抓住机会重续旧缘。两人见面时，他像孩子一样求助似的看着泰勒，眼神令人心碎：“你就这么不愿意回到我的身边？”

1975年10月10日，泰勒和伯顿在非洲南部国家博茨瓦纳复婚了。婚礼上，泰勒深情款款：“亲爱的，我要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我们要相守在一起，绝不需要再结婚了——当然，也不想要离婚了。”可这段婚姻仅持续了9个月，就又在争吵中结束了。

最后一封信被珍藏

1966年，凭借在电影《灵欲春宵》中的出色表演，两人被双双提名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奖，最终泰勒捧回自己的第二个奥斯卡小金人，伯顿却失望而归，这已是他第五次被提名。泰勒是如此耀眼，以至于伯顿的光辉被遮住了，他甚至觉得做演员“荒谬可笑”，想要转行去当作家。而这或许正是两人婚姻的另一块绊脚石。

第二次离婚后，泰勒的演员生涯也不再辉煌。无情的狗仔队将她的私人悲伤无限放大，她被小报头条包围，与烈酒、争吵、疾病、毒品连在一起，无处藏身。她曾苦涩地说：“每个人买票看的，并非我的电影，而是我和理查德的婚姻闹剧。而我们，恰恰给了他们想要的。”

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伯顿则一直用书信、字条的形式，向泰勒倾吐一片痴情，直到1984年5月8日去世。泰勒很快就知道了这一噩梦。她用颤抖的手拿起伯顿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泪流满面。这封信仍被她珍藏在床头的柜子里。

这些书信，印证了这对恋人22年热烈而痛苦的爱情。相爱容易相守难，这是爱情中难以突破的定式，无数人深陷其中，泰勒和伯顿也不例外。但好在，他们曾有过无比真挚的爱，足以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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