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玛格丽特·米德诞生在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母亲则为争取妇女权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处奔走。

米德在学生时代已经与罗塞‧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结了婚，1926年认识心理学家里欧‧福群（Leo Fortune）后不久，便与克里斯曼分手，1928年10月正式与里欧在新西兰结婚，但二人在1935年7月亦告离婚，1936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列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新加坡结婚，开始第三度婚姻，并于1939年12月诞下女儿凯萨琳。

（以上参考）

“世界祖母。“——时代杂志

“她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纽约时报》

“她已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教给了成千上万的公众。”——美国总统卡特

1901年12月16日，玛格丽特·米德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中产家庭，父亲是商学院的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在成年之前，玛格丽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算术和诗歌。米德8岁时，曾担任教师的祖母让米德观察记录妹妹的语言习惯，算是米德最早的有关人类学训练。

1920年秋天，年仅19岁的玛格丽特·米德从印第安纳州的德·巴乌大学转入巴纳德学院攻读英文专业，期望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1923年，获得英语和哲学双学士学位，同年结婚，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

1924年，米德结识了人类学一代宗师弗朗兹·博厄斯和他的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给了米德投身人类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比她年长14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成为博厄斯麾下一员骁将。

1925年，23岁的玛格丽特·米德不顾博厄斯的劝告，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开始了人类学最基础，同样也是艰苦而重要的田野考察。由于医疗落后，米德在岛上感染了疟疾，这种病困扰了她一生。

1926年至1942 年，玛格丽特·米德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助理馆长。

1928年，米德根据在萨摩亚的调查，完成并出版自己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

1929 年，米德开始了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

1936年，当米德再次进入南太平洋，去巴厘岛研究幼年经历与成年后性格之间的关系。

1939年，米德写信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建议美国就欧洲的发展与希特勒对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米德和人类学同仁将人类学知识用于国家的战争战略上，用于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关注民生和实现人类福祉的行动中。她加入饮食委员会，运用人类学田野方法，通过实验成果改变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以应对战时食物不足等问题。

1942年至1964年格丽特·米德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副馆长，1964年至1969 年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1969年7月后任该馆的民族学名誉馆长。其中1959年至1960 年，米德还担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

1970年，米德最后一部重磅作品《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正式出版，同年担任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主席。

1978年11月15日，米德因胰腺癌在美国纽约辞世。

米德一生仅专著就有30部。是她使人类学在美国家喻户晓，并得到世界的关注。她所研究的主题都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男性与女性，父母与孩子。个人洞察力、对理想的追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及对人类的挚爱成就了米德，使她作为人类学之母至今依然受到尊敬。

文化决定论

米德通过南太平洋岛屿的一系列田野工作，得出青春期危机理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并非所有社会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会出现心理危机。“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从而对霍尔的“青春期危机”理论提出了挑战，使当时颇为流行的基因决定论遭遇到这一有力的“证伪实验”。米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文化传统对儿童成长的强大影响力。她得出结论：第一，人格具有可塑性，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可以接受与父辈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可塑性是有限的，让孩子创造不符合其所处社会的价值观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成人的规则最终将取胜。这里，米德再次强调了文化决定论——文化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一个人不可能试图通过让学龄儿童接受其父母根本不能容忍的新行为模式来改变他们身处的社会。第二，有必要研究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各个成长阶段以及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由于米德的研究，科学家们开始探究文化对人格的影响程度，大批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纷纷开始研究儿童的教养方式对人格的影响。

女性主义

米德通过以她在南太平洋岛屿上一系列著名研究证明了文化对人格特征形成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塑造功能，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差异的观念。米德认为，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不同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并不是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而是与他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社会应该发展既给两性带来满足感又不减弱其对自身性别的确定感的文化模式，充分发挥人性的每一份潜能。米德建议要正视两性的生物性局限，保留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差异。

米德认为人性是绝对可塑的，从前人们所认为的关于青春期和性别的“生理特征”，实际上都是由不同社会的独特文化制度所塑造成的。米德认为人类的各种心理气质和价值观念，如阳刚之气、似水柔情、母爱和英雄主义等等，都是通过宗教、文学艺术和政治制度的推崇而熔铸成并扎下根的。在米德看来，人类两性的许多心理气质差异，即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同男女性别的生物因素没有直接的联系，正像绘画能力与出生状态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一样，从生物学的角度考察两性人格差异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假设。

三喻文化

米德在《未来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说。所谓三喻文化，就是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并喻文化）、前喻文化的合称。通俗地说，后喻文化是年幼者向年长者传授，年长者向年轻者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指同代人相互学习的文化；前喻文化是是年长者向年幼者传授，年轻者向年长者学习的文化。知识以解构、重构、反哺等多元化方式产生和扩散。

代沟理论

人们总是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青一代的“反叛”上，米德却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米德却认为，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决定了在这种交流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年长的一代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的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青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出的中肯回答。

在米德去世后，澳大利亚学者德里克·弗里曼在1983年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书中对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米德的结论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弗里曼以严谨翔实的材料证明，米德对于萨摩亚人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误导，甚至是谎话。弗里曼在萨摩亚人中做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与米德的描述大相径庭，坚持研究课题之后，真相浮出水面。原来，米德在当地调查时间仅为五个多月，她没有做到与当地土著人同吃同住，更谈不上参加他们的重要活动，严格说来，她的访谈资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她找来若干个萨摩亚女孩，由她们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弗里曼在《一个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中，对米德的结论逐条进行了反驳。但就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而言，至少当事人决不是故意造假，她只是被先入己见的理论所套牢，再加上调查方法有失严谨客观，这才铸成了弥天大错。

但马丁·奥兰斯在调阅了米德当年的全部研究笔记之后发现，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受访者说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玩笑，从来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而在稍后的研究中，乔治·阿佩尔、艾琳诺·里柯克、保罗·尚克曼等诸多人类学家也纷纷指出，真正在塔乌岛受骗上当的，恐怕恰恰是弗里曼自己。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的身份使然：要一群老妇人在弗里曼这样一个老男人面前谈论自己年轻时的性事，自然不像她们当年在同龄的姑娘米德面前那样容易敞开心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从米德初次登上塔乌岛，到后来弗里曼的造访，短短四十年间，塔乌人的社会形态、行为规范、文化观念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米德专著的出版让塔乌岛扬名西方，却也给这个“荒淫无度”的“化外之地”以及周边的萨摩亚岛屿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1940年弗里曼第一次来到萨摩亚时，群岛上的原住民已经大量地皈依了基督教；再过二十多年，当他亲临塔乌岛验证米德的结论时，塔乌人的性观念已经与当时的西方社会无异。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在面对西方外来者时，往往急于掩饰或否定自己“不光彩”的“异教徒历史”。正因如此，手按《圣经》发誓的塔乌女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过往的性经验，反而把她们当年提供给米德的证词贬为不值一提的玩笑。弗里曼与米德走访的，可以说是两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得出的结论自然判若霄壤。

葬礼

玛格丽特·米德去世之后，南太平洋马努斯岛村民为她举行了只有在大酋长去世时才会举行的为期五天的葬礼，表示哀悼。在纽约，美国总统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

纪念邮票

美国于1998年发行了系列世纪纪念系列小全张，其中“1920S”包括玛格丽特·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

玛格丽特·米德电影节（Margaret Mead Film Festival）是美国历史最久、最具代表性的纪录片电影节，于1977年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玛格丽特·米德在该馆人类学部担任了52年的策展人，创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太平洋人类展厅（The Margaret Mead Hall of Pacific Peoples）。她一直十分重视影视作品在人类学普及和宣传中的作用，在她75岁生日时，自然历史博物馆决定以她的名字创办一个纪录片电影节，用于放映全世界的优秀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