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辅（?—1779），字觐颜，号惺斋，安徽天长县人，廪生出身，生年不详。王者辅幼承庭训，学习勤苦，其文品、人品颇受安徽学政（“提督学政”简称。每省一人，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童生及生员。三年一任）、后来的“国子监祭酒”（国家最高级学官）孙嘉淦（念干）的赏识。他极力向朝廷举荐王者辅，使之得以被朝廷召见，于雍正五年被授广东海丰县令，王者辅由此走上仕途。在海丰率先个人捐资以发动社会合力修建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以耿介触怒上峰惠州知府而罢官。后往甘肃军前效力获军功，获重新起任，历任直隶固安县令、顺天府北路同知、宣化知府。因再次触怒权贵而降职转任，于乾隆九年（1744）就任嘉应州知州，任上他勤政爱民、兴利除弊、倡修水利、大兴文教，建东山书院、南冈书院等，推动梅州文教的发展，并先后迁建了“千佛塔”，整修了“状元桥”，兴建了城北窖溪、合溪坝二桥，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被誉为“贤守”，乾隆《嘉应州志》将他列入名宦。离任后，曾在两江总督府任幕僚，晚年谪戍吉林，以病终。

王者辅，字觐颜，号惺斋，天长北乡人。约生于清康熙年间，父颖哲教书为业。王者辅受读于家，学习勤苦，每逢进城赶集，都要带上所作文章，拜访能诗会文的亲友，进步很快。

清雍正初，王者辅因文品兼优而被安徽学政孙嘉淦荐举入京，雍正六年(1728)授海丰县令。到任后革除陋规，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也曾镇压过起事造反的民众。他生性怪癖，不肯阿谀奉承，好直言，经常触犯上官，被称为“怪尹”。上司来海丰视察，他只是“扫一馆以待”，绝不趋前附后。他的衙署之中仅用7人，一切文案均自己办理，不用幕友。平时布衣素食，外出不坐轿子，骑一匹羸马，带两个皂隶，俸禄之外，一钱不染。由此，他的顶头上司惠州知府将其视为一怪，连上六本弹劾，称其私自动用赋税之款。实则雍正五年海丰县赋税除如数上缴外，尚有剩余，因未得上缴之令，故存之县库，用之于公。王者辅也不示弱，将知府贪赃受贿之事公之于众，上司因王者辅与惠州知府互相揭发，将二人同时解官。

王者辅在中丞会审时，与知府当堂质对，致使知府连气带病而逝。王者辅亦因平时触犯权贵甚多，四面树敌，受审过程中戆直不屈，触怒中丞，被判死刑。海丰士绅百姓为救王者辅，筹措资金，偿还了海丰县动支过的赋税款，王者辅方得免于死罪，改判处监禁4年。著名学者蓝鼎元听说王者辅之事后，特撰《怪尹记》一文。

王者辅出狱后，广东巡抚延之为幕僚，并因其操守可信，人才难得而向朝延保荐，于雍正十二年被发往甘肃随军效力。

乾隆元年(1736)，授为固安县令。在固安，依然不改刚直之性，被称为“铁匠”。平素俭约，每餐仅一个菜，外出常以烙饼裹胡葱充饥。尽管任固安县令仅9个月，但数十年后，王者辅之子到固安县，当地士绅民众仍未忘记当年的“铁匠”，主动出金资助。

乾隆二年，王者辅由固安县令升顺天府北路同知。次年升宣化知府，宣化有不少皇庄庄头串通官府，盘剥百姓。王者辅到任后，坚不与庄头同流合污，得罪庄头，又被弹劾。乾隆六年降职广东，以司知直隶州补用，历署惠州府知府、钦州知州补、嘉应州知州，最后又以文武官僚不和而失官。乾隆十七年左右，入两江总督庄滋圃幕府，与袁枚同作幕僚。乾隆三十七年左右，又因办案差错，谪戍吉林。

乾隆九年，王者辅被“发广东”，任嘉应州（今梅州市）知州。在嘉应四年间，他一以贯之地清廉为官，勤勉做事。到任之初，他见历年积案达2000余宗，便“明咨密访”，一一妥善加以处理，最后将积案全部查清。时“因程江屡涨，自城西渡江津以下古岸坍削，荡及民居”。为解除水患，王者辅亲率吏民实地勘查，制定御水方案，并督促施行。仅半年，筑成上自渡江津，下至南门大榕阁6个堤坝，控制梅、程两江汇流水势，减轻洪患。为改善交通条件，还主持重建东山状元桥，再建城北窖溪、合溪坝2桥。

尤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对梅县文教方面的建树。乾隆十一年（1746年），王者辅倡建东山书院和南口培南书院；在风景秀丽的南门河畔，修建颇具规模的双层八角形“观澜亭”(今称八角亭，为县文物保护单位)。随后把行将湮没的重要文物南汉千佛塔移建于东山岌。由于其政绩卓著，乡贤、翰林李象元称他为“贤守”。

王者辅的流放生活持续了8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左右在吉林去世。身后别无长物，仅余藏书75柜。

在梅州，有多处重要文化遗存是与清代乾隆年间的嘉应州知州王者辅息息相关的，包括两处广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分别是千佛塔、东山书院和状元桥。它们的存在证明，对于乾嘉年间梅州文教的兴盛，王者辅的施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他的作为不说功德无量，也是成绩斐然。

出身寒门，为官耿介果决

查阅同治年间的《天长县志》可知，王者辅于康熙年间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一个寒素的读书人家庭。父亲王颖哲喜爱诗书，因为家庭贫困而放弃科举入仕的道路，“仍以诗书教授于闾里”，指导儿子王者辅读书。也许是因家境和人脉不足，王者辅二十岁出头时依然是童生，直到吴中名儒张映葵前去担任主管县教育的官员，经其指点传授，王者辅学业开始进步，才考中廪生。

本来凭这点功名，王者辅是没有机会做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还是来了：雍正皇帝登基后，下令破格选拔人才，以敢言著称的官员孙嘉淦在安徽视学挑选文行兼优者三人，王者辅以廪生的身份参加考试，名列第三，被授海丰令。雍正六年（1728），王者辅来到岭南地区开始从政生涯。

海丰处于素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之称的山海之区，民风剽悍，不时有“跳梁”揭旗聚众为盗，劫掠民财，时散时聚。慑于当地民风，王者辅的前任不敢严厉处理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王者辅到任后，面对这一情况，果决组织地保练兵，自己身先士卒，通过计取力剿成效颇著。一次，有被执盗匪逃脱，派人将利刃放入王者辅的寝室进行威胁，但他也不为所动。

海丰有出海捕鱼的拖篷船一百八十多艘，过去县令到任，均要进行验票，索取利益，猫腻多多。王者辅坚持旧票为凭，有遗者即补给，不受一文。蓝鼎元《鹿洲初集·怪尹记》笔下的王者辅平时“布衣蔬食”，衙门之中仅用七人，一切文案均自己办理，外出时不坐轿子，只骑一匹瘦马，带着两个皂吏随从。这样的王者辅在清代中叶腐败的官场中被视为异类，人称“怪尹”。在前任交盘亏空的处理上，他不会逢迎上级，与惠州知府产生矛盾，互揭当事，反被控告，担任海丰县令一年多后就被参革丢官。

从王者辅的从政经历看，他为政清廉，做事果决，但也有性格缺乏圆通的刚愎之嫌。不过，广东巡抚鄂弥达看中他操守，邀请他作为幕僚，并于雍正十二年（1734）推荐他到甘肃军前效力。直至乾隆元年（1736），大军凯旋，王者辅以军功复职，后得实缺任顺天府固安（今廊坊）县令。

担任固安县令九个月后，王者辅升任顺天府北路（今北京市北郊各县）同知，当地靠近京城，旗人和汉民杂处，他一视同仁，还捐资设立书院。过了九个月，升任宣化府（今属张家口）知府。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仕途三级跳后，王者辅刚直乃至刚愎的性格再次遭遇挑战。宣化府不但旗人和汉民杂处，而且遍布皇庄。读过《红楼梦》里描述的庄头乌进孝一节文字的读者就知道，贵族家的庄头尚且权势熏天，何况是皇庄庄头。宣化府皇庄庄头一向与官府勾结，新上任的王者辅却执法不与通融，于是与他产生矛盾的庄头竟以重案控告，企图让他丢官。后来诬告的人被抓获，乾隆皇帝命令大臣审讯，结果各打五十大板，既处置诬告庄头，也认为王者辅处理政务过严，将他降职。王者辅于乾隆六年（1741）被发往广东，以同知直隶州补用，历署惠州知府、钦州知府（未任实职）。

为官嘉应，大兴文教水利

乾隆九年（1744），王者辅获得任嘉应州知州的实缺，再次来到广东担任地方官。从海丰到宣化，又来到嘉应州（今梅州），这已是王者辅仕途上遭遇的第二次挫折。尽管命运多蹇，不过从他留下的宦迹看，其依然保持积极有为的心态，在嘉应州的施政理念体现在兴文教、尊贤人、修水利上。

王者辅在梅州兴建了两座书院，分别是攀桂坊一带的东山书院和位于南口堡的南冈书院，这两处遗址目前仍存。其中东山书院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由王者辅倡建和设计。书院为重檐歇山顶风格，三进二横。选址以周濂溪命名“周溪之畔”，横屋为二层走马楼，与后堂三层建筑“文昌阁”（又名“魁星楼”）相连。由此，东山书院是继培风书院之后梅城的又一座著名书院，成为培养科举士子和文化人才的重要场所。东山书院后来成为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东山中学的办学校址。这虽与后来梅州先贤薪火相传的努力分不开，但王者辅具有前瞻意识的选址，在东郊这个用地宽敞、水源充足、交通方便的地方建院，是东山书院生命力充沛的根本所在。

当时东郊的南汉修慧寺已经荒废，寺里的其中一座千佛铁塔辗转流落民间，王者辅参与修复，夯土为塔基，将塔安置在东山山麓的齐洲寺。另外，为了方便行人，又将东山书院门前的状元桥提议建成石拱桥，改名灵济桥。原因是在他发出倡议不久，大雨过后的周溪大水冲刷让濂溪桥下一批前人用过的方石现身，解决了修桥的石料难题。梅州乡贤、翰林李象元特地撰文赞扬王者辅，并把这件巧合的事件记录下来。古代，修桥是利济行人的大事，王者辅除修建状元桥外，还在城北的窖溪口修桥（原梅县华侨中学内），而这里是五里亭通往江西的古驿道。

在担任嘉应州知州的第三年，王者辅还完成了一件大事。此前一年他亲率士民，发动热心士绅吴玉新董理并捐资，对程江河渡江津到今天金利来大街树湖坪的河段，修筑水坝，解决水患崩岸对这一带房屋造成的威胁，另外设立资金，为渡江津、梅溪两渡口的维护和船工工资提供保障。

而在民间传说中，王者辅精通堪舆术，大肆破坏梅城的龟形风水，起因是他看中东教场旁边的一块风水宝地，想据为己有，却被梅城士民识破，抢先在那里建起关帝庙，令他的预谋落空。于是，怀恨在心的王者辅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这个说法用历史眼光衡量，是经不起推敲的。笔者在清末民初梅县学者王漱薇的《梅联最话》中发现，王先生在介绍这座关帝庙的楹联时，提到明朝泰昌年间本地文人钟士楚拟有一副楹联，特别提到庙里还有万历年间的碑记。由此可见，关帝庙在明代已经存在，所谓王者辅要占来做父母风水坟地的故事是多么荒诞不经。

据王者辅的孙女、数学家王贞仪的记叙，王者辅喜爱读书，藏书甚富，达七十二橱，其中经史一类的书籍居多，但是历学、算学等自然科学的书籍也不少。王者辅应该对数学、天文具有相当水准的学识，这在当时普通人眼里，很容易与神秘主义的堪舆联系起来，错误认为王者辅是一个类似风水师的官员，于是做出对王者辅的误读，进而被一些对王者辅不满的人群歪曲丑化。

崇贤辟佛，重修相公亭

在今梅州城区之北，古代有一条通往江西筠门岭的重要驿道，今天的梅江区城北镇群益村的五峰庵就位于驿道附近。据当地村人介绍，历史上传说五峰庵曾非常兴盛，曾有僧侣百人，被乾隆年间的知州王者辅蓄意下令改建大门，变动风水格局，导致香火零落，僧人锐减。

这个传说一直在当地流传，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实。但笔者在离此地仅数里的相公亭墙上却发现一块古老石碑，记载了一条重要内容，揭示“五峰庵传说”产生的真相。相公亭是后人纪念唐朝著名贤相张九龄曾经驻足此地而建的古迹。这块在乾隆十一年（1746）由当地士绅立石的石碑，刻有王者辅撰写的碑文，记录王者辅当年决定将五峰庵田租五石九斗三勺拨付给相公亭的史实。此前王者辅就曾修建附近的窖溪口石桥，同样出于维护这条驿道的人员顺畅、便捷往来的目的。

碑记透露，王者辅是一位具有尊贤爱民儒家正统观念的官员，他认为“有有益之费，有无益之费；有以有益为无益之费，有以无益为有益之费”，并且直接指出“无益者，以金钱市田产供浮屠氏挥斥是也。有益者，敬事前贤，及修桥梁、施茶汤以凉行旅也”。于是他决断将五峰庵相当大项的庙产田租拨付给相公亭，作为纪念祭祀张九龄的香灯费和来往驿道旅客歇脚的施茶费用，余额作为附近三座桥的修理费。他强调，此举是以无益之费做有益之事。但他的决定在客观上掐断了五峰庵的重要财源，这才是王者辅“伤害”五峰庵导致民间传说抹黑他的真正原因。

王者辅还在碑记中向不同意见者发出告诫：“予惟世俗愚夫愚妇迷惑于释迦如来之说者，以斋僧布施为福利，相与崇奉……至于贤人君子懿行芳型可法可则者，反漠然不知敬礼。又其所谓功德者，乃求之怪谲灵无之境，而不知寻常日用显然有道义之为。”尊贤是王者辅一向的准则，早在二十年前担任海丰知县时，他倡修方饭亭，纪念在当地五坡岭被元军俘虏的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修方饭亭序》中批评当地一些人热衷梵宫仙院而纪念义士忠臣碑残剥落的情况。这证明王者辅是一位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员。

回顾他的一贯思想行为，反对怪谲灵无的儒家正统派王者辅，很难与怪力乱神的风水堪舆联系在一起。不过，他的决断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其性格中不会妥协、不善灵活处理矛盾的弱点，决策时忽略民间的文化心理。这不但体现在处理五峰庵香灯田租一事上，也体现在他此前官场上遭遇的多次挫折上。抱定良好初衷的王者辅，施政中并没有体谅民间特殊的文化心理，自然会招致一定的反弹。

梅州民间群众具有信奉神明的悠久传统，包括以风水指导民间世俗生活的习惯。在这里，风水甚至作为一种民间话语，进入公共空间，对施政者的动机做出在今天看来有违科学乃至近乎荒诞的解释，这种现象延续至今。按照王者辅的个性，他在嘉应州的三年里，做了那么多的施政举动，很可能像五峰庵、相公亭事件一样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民间一些人按照文化心理定式建构的他以堪舆术破坏梅州风水的故事应运而生，乃至穿凿附会不断衍生，对他进行污名化。

王者辅家乡的县志形容他恃才傲物，在嘉应州与守备（武官）产生矛盾，被袒护对方的上级“摭小事去官”，再次遭遇官场滑铁卢。王者辅后来被两江总督黄廷桂、浙江巡抚庄滋圃先后邀请入幕，曾一度与著名的文学家袁枚共事，终因一次办案失误而去职，在吉林谪居直至去世。晚年的王者辅并没有选择回家乡，而是把家眷安置在江宁（即今天的南京）。王者辅父亲一脉留居安徽天长县的，是其另一个儿子王者相的后裔。

王者辅去任后，嘉应州当地实际上对他的功绩是非常肯定的，在乾隆《嘉应州志》中就开始将他列入名宦，今天的东山书院依然保存着有关他的生平介绍。同治《天长县志》更是记载，他离任三十年后，家属一次经过嘉应州，当地一些人士获悉后，热情邀请其家属到名宦祠祭拜并赠送礼品。对于性格耿介、作风刚硬的清官王者辅来说，这可说是莫大的肯定和安慰。

王者辅一生好读书，著述颇富。在任宣化知府期间，曾主持纂修了《宣化府志》。惜在吉林时因家中失火，杂著大都遭焚，仅留一部《读书记事》，这是他步入仕途至逝世前的读书心得，曾由好友蓝鼎元、龚天如校订，但未经刊印，后亦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