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之（442—494），字伯奋，琅邪临沂人也。祖裕，宋
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父瓒之，
金紫光禄大夫。秀之幼时，裕爱其风采。起家著作佐郎，
太子舍人。父卒，为庵舍于墓下持丧，服阕复职。
吏部尚书褚渊见秀之正洁，欲与结亲，秀之不肯，以此频转为两府外兵参军。
王秀之幼时，祖父喜爱他的风采。初仕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在父亲墓旁搭茅舍守孝，等到守孝期满才复职做官。吏部尚书
褚渊见王秀之端正整洁，想和他结亲，王秀之不肯，因为这件事，被调任两府外兵参军。
后来，王秀之又调任太子洗马，司徒左西属，桂阳王司空从事中郎。王秀之知道
刘休范要谋反，遂托辞有病，不和他接近。又出任晋平太守。在晋平郡工作才满一年，对人说：“此地土地肥沃，给官员的俸禄也丰厚。我的钱很多，怎么能久留此地，挡其他贤能者的路。”于是上表朝廷，请求替换职位，世人称他“王晋平恐富求归”。
王秀之回京担任安成王的骠骑谘议，调任中郎，又担任太祖(
萧道成)骠骑谘议。升明二年(478)，调任左军，豫章王的长史、寻阳太守，随府调任镇西长史、南郡太守。豫章王
萧嶷封王之后，王秀之跟随他调任司马、河东太守，辞太守之职不受。加任宁朔将军，改任黄门郎，不受，仍调任豫章王骠骑长史。豫章王在荆州办学，让王秀之出任儒林祭酒。后调任宁朔将军、南郡王司马。又任黄门郎，兼羽林监。调任长沙王中军长史。世祖
萧赜即位，他担任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京任义兴太守，调任侍中祭酒，又调任都官尚书。
当年，王秀之的祖父王裕，性情贞洁正直。徐羡之、傅亮掌握朝中大权时，王裕也不同他们来往，后来退休归隐于吴兴，给儿子王瓒之写信说：“我希望你能不趋炎附势。”王瓒之历任各种官职，官位直至五兵尚书，从未去拜望过一次朝贵。于是
江湛对何偃说：“王瓒之是当今身在朝中的隐士。”对
柳元景、
颜师伯等高官贵威，王瓒之一直不肯去问候。等到了王秀之任尚书时，又不与尚书令王俭来往。一家三代不趋附权贵，于是受到世人称颂。后来王秀之又调任侍中，兼任射声校尉。
后来，又离开京城担任辅国将军、随王镇西长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苟平写给王秀之一封表示友好的信，王秀之根本不答理他。苟平于是写信给他说：“我听闻要居于‘谦’位，《易》上已经写了；傲不可长，也在《礼》文中讲明了。因此信陵君有结交平民的情义，燕丹子有款待荆卿的美德，都是本着一个礼字。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岂能不轰轰烈烈，空为后代留下一丘黄土？足下事业辉煌，声动朝野，不修盖世业绩，与一般的愚夫有什么区别？我当年耿直不阿，不同流俗，老来衣食无着，希望得人帮助。成人之美，为《春秋》所称道，以我寸长，补您尺短，故礼尚往来，对彼此都有益，实在并非我庸庸碌碌求告于你。况且我与足下，同为国家之士。盛衰更替，此是常理，名位的高低，缘自运气的好坏，岂是品德权行能决定的吗？第五之号，既不能换作骠骑；西曹之名，又怎能比得上长史？足下收到我的信很久了，您如果这样不合礼数，又该拿什么去对待国士？如果您是守礼的，按礼不应不回信给我。平等地往还，对您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呢？君子相处，看德不看位，相如不能被屈服于渑池，毛遂怎容忍郢门之辱，若碰上敌人或遇到大事，我一定比这二人还要争先。不知足下的高贵，足下的威望，比得上秦、楚两王吗？我以德行为宝，足下以权位为宝，各宝其宝，在此再合适不过。常听说古人绝交，不发恶言，我认为这很庸俗。没有什么可送给你的，这就是我这个位卑之人的礼物。”曹苟平，是颍川人。豫章王萧嶷为政荆州时，苟平上书要他改正奢丽的作法，豫章王重重酬谢了他。尚书令王俭当政，苟平又写信给王俭说：“足下营建高世的名声，而不显一点高世的事迹，将怎么被写入齐史？”这时南郡的监察人员上启给随王萧子隆要求给苟平治罪，他上书为自己申辩。
王秀之重新担任侍中，兼任游击将军。还没正式接受官位，便被任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王秀之常说官至司徒左长史之后，就可以激流勇退了，吴兴郡有自己隐居的房舍田园，自己很乐意在此为官。他到任后便修治山林，搬去各种需用之物。隆昌元年(494)，王秀之死在官任上。时年五十三岁。谥号为“简子”。
秀之宗人僧祐，
太尉俭从祖兄也。父远，
光禄勋。宋世为之语曰：“王远如屏风，屈曲从俗，能蔽风露。”而僧祐负气不群，俭常候之，辞不相见。世祖数阅武，僧祐献《讲武赋》，俭借观，僧祐不与。竟陵王子良闻僧祐善弹琴，于座取琴进之，不肯从命。
永明末，为
太子中舍人，在直属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为有司所奏，赎论。官至
黄门郎。时卫军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吴决录》，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