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光（1915-2003.6.24），原名王光杰。电子技术专家。天津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电信工业管理处处长、军委通信兵部电信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二、第一、第三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代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等职务。中共八大代表。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祖籍天津市，1915年6月5日出生于北京。

1927年，王士光在天津中日中学学习。1931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高中。在北师大附中三年的学习中，王士光与进步学生一起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他对物理、数学兴趣浓厚，学习成绩优秀。1934年至1935年，王士光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这个时期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入钻研，具有较高的水平。在清华大学，王士光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参加了“一二·九”等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王士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王士光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组建党的地下电台，在敌占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通过无线电电波传送我党我军的消息，同时把搜集到的敌方电台情报和敌占区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传送给党组织和解放区，由此被誉为“中国北方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1940年初，王士光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在我军通信装备与器材十分贵乏的情况下，他组织机务人员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破损的装备和通信器材，修理改装成多种型号的电台，及时保证了我军抗日作战的需要。1942年，他负责创办了无线电工程高级机务训练班，并亲自授课，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无线电机务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王士光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组建了通信材料厂，试制和生产了通信电台和电池，成功研制了地雷探测器，为前线部队提供了急需的装备。

1946年初，王士光承担组建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任务。在无任何技术资料和零配件奇缺的情况下，他亲自动手，利用缴获敌人飞机上的旧通讯装备，进行设计、分解、改制、组装和反复试验，终于成功组建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播音和新华社文字广播，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司令部、政治部给他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等功奖章和“人民功臣”的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士光在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作，组织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12个电信企业，并迅速恢复生产。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局长，主管计划、科技、生产工作，组织了抗美援朝急需的军用通信装备的生产。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士光参加了电子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负责并参与了通信、雷达和电子计算机等第一批研究所和军工厂的组建工作，为我军通信装备从仿制转向自行研制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还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并任无线电电子学组组长；他主持制定了电子科技的12年规划，为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飞机、舰艇、坦克的电子设备和通信、广播电视电子装备，以及我国第一代导弹电子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为我国军事电子装备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3年，王士光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电子工业的科技和生产。他坚持“以军为主，军民兼顾，以军带民，以民养军”的方针，并经常深人科研生产第一线，组织领导科研生产，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我国国防重点工程提供了测控设备，为舰艇、坦克、火炮等常规武器提供了配套电子设备，军事通信、电子对抗等装备的科研开发取得了从基础元器件到新的成套设备的大量成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士光受到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被打入监狱。他在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艰难困境中，写出了近70万字的关于电子对抗、集成电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彰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1974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该年国庆节，王士光和妻子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

1977年，王士光复职工作。他领导组织了我国导弹、卫星的电子装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性元器件的研制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2年，王士光任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组织开发研制了一批新型雷达、导航、通信和计算机等装备，组织了自动化防空系统、通信卫星电子系统、“三七工程”等大型系统工程的实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1988年，王士光离休，但仍十分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担任了中国经济联合会顾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机电部电子科技委主任、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电子学会顾问、北京电子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中，贡献突出，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主编了《中国军事工业丛书·军事工业·电子》一书以及参加了《中国电子工业50年》一书的编辑指导。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士光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曾庆红、张立昌、俞正声、贺国强、曹刚川、曾培炎、刘华清、薄一波、李铁映和邹家华、王光英、洪学智、宋健、朱光亚、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1938年7月，王士光准备奔赴抗日战场的时候，接到了去天津敌占区组建地下联络站和电台的任务，当葛琛（当时河北省委地下党领导）代表组织向他征求意见时，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个秘密机关和电台是专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联络，指导河北、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而设置的。

1938年8月20日，王士光按约定时间到达天津，跟他接头的是时任河北省委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姚依林向他布置了建立地下电台的任务，并特意提醒他，地下电台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掩人耳目”。在姚依林的安排下，组织上将已有两年党龄的女学生王新调来，与他假扮“夫妻”一起工作。她是东北流亡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锦州流亡到天津，当时是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王士光和“妻子”王新将他们的“家”安置在天津市原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一幢洋楼的三层楼上，在这里，“夫妻”一起开始了艰险的地下电台工作。当时，手里仅有的电台是美国生产的11管的收发报机，收报时可以用石英晶体滤波。这台机器使用1只旧的211型电子管做哈特莱振荡，电源用两只83型整流管全波整流，高压有400V左右，发报机和电源的各种零件、变压器等分别固定在木制的绘图板上，输出功率有三四十瓦，效率低且频率稳定性差，发报时电键上有明显的火花，这样的发报机显然不适合做地下电台。于是，王士光请组织上把他保存在六弟王光英那儿的发报机从北平取了过来。这台发报机是王士光采用美国新出的电子管，并加上电子交联式线路做成的，其电键线路还带有消除火花的功能。

第一次正式通报，顺利成功，呼叫很快就接通了，对方说信号很强很好，这让王士光感到非常振奋和激动。他后来才知道，第一个收发报对象，就是邓华、宋时轮支队司令部的电台。王士光就用这台发报机，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用红色电波传送我党我军的情报，他以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电子技术投身于抗日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1948年秋，王士光开始组织领导有关电信工厂，相继生产两百余部电台和干电池，源源不断地送往参加战略决战的前线部队。1949年下半年，王士光赶到天津，先后参与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开办的12个电信企业，并迅速恢复其生产。

1950年，王士光被任命为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主管计划、生产和科技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部队急需大批通信装备和器材。当时，苏联提供的几种通信装备，因频率范围窄、笨重，所用电池需要用汽油发电机充电，不符合我军作战需要。为了让广大技术人员能够深刻体会现有电台的不便，他专门组织技术人员背着笨重的电台和配套用电池跟着队伍急行军，这使技术人员真切地体会到前线战士面临的困难，从而激发了尽快研制出新电台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为了克服财力物力紧缺的困难，王士光坚持“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自力更生方针，用民品生产取得的积累添置必要的设备仪器，以支持军用产品的试制；并且靠大宗订货的预付款和压缩资金周转期的方法解决流动资金问题，从而使新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进展顺利。

12个电信企业的4000多名职工，在王士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不分昼夜地加班，先后研制生产出多批国产的、符合我军战略战术需要的通信装备。与此同时，王士光等人还组织各电信工厂整修出几千部战场上缴获的通信装备，及时运往前线，满足了部队的急需。

这个时期，王士光还根据我国缺乏自主技术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了引进和国产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即对国内暂时还没有条件研制的产品如小型电子管、广播电台所需的大型发射管、要求极高的电子组件和精密轴承等，采取有计划进口的办法。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电子工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不仅恢复了生产，完成了军工生产任务，而且还达到了年均递增79.6%的速度，3年增长了5.8倍。

1977年，王士光被重新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工负责领导军工电子科研和生产。我国国防装备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发展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同步通信卫星（简称“三抓”任务）。为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他亲自领导组织协调电子工业系统为工程配套的各种电子装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

王士光坚持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在组织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以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坚韧不拔地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成功地完成了各种装备的研制、试验、生产任务。

在研制测控通信系统时，在研究所最后进行连续考机时发现，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中的集成电路可靠性差，每天都有一块电路失效。王士光与技术人员一起，认真分析，反复检查，最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原来为了保证正常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了一层防潮材料，正是这层防潮材料在温度的变化中拉断了电路。于是，对有问题的电路进行了更换，顺利地通过了考机试验。

在提高元器件质量方面，王士光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他接下任务之初，元器件的质量与现代军事装备和重要民用系统工程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而“三抓”任务对元器件的要求高，所需品种规格多、数量小、时间紧。当时国家财力有限，电子工业的基建投资、技术改造费和新产品研制费缺口都很大。在经过反复基和研究后，他带领大家想出了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七专”法，即采用专用批量、专人操作、专选材料、专机加工、专职检验、专门筛选、专利卡片的办法来保证质量。同时要求使用部门及时反馈信息，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978年，国防科工委肯定了这种做法，并明确了“七专”质量控制和反馈的指导方针以及实施计划。实践也证明，生产“七专”产品的厂点、品种和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对保证“三抓”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障“三抓”任务的顺利完成，王士光还经常深入到院所、工厂了解情况、布置任务、解决难题、鼓舞干劲。他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83年冬季到某研究所检查工作，同志们请他到宾馆去住，但他却执意住在没有暖气的招待所，他说这样工作、生活都方便。另外，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质量万无一失，他总是亲临现场检查和指挥。最终，“三抓”任务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1980年5月，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82年12月，潜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84年1月和4月，两颗通信卫星先后发射试验成功。

在洲际导弹研制试验过程中，王士光组织完成了火箭上的各种电子设备、雷达系统；发射基地的控制、通信、测量系统；以及地上和海上测量船的测控、跟踪、大型计算机、通信导航等系统。在潜地导弹工程中，他组织领导完成了导弹计算机控制、测控、跟踪测距等系统。在地球同步卫星工程中，完成了卫星本体、运载火箭、测量控制、卫星通信、发射场等五个大系统所需的电子装备、电源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生产。

王士光的父亲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等职，很有民族气节。

母亲董洁如，生于富商家庭，一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

王士光的9个兄弟姐妹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妻子的王光美。

妻子王新，本名王兰芬，早年就读于河北女师附中。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

1938年8月，王士光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天津，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后来的和平区沙市道45号)设立秘密电台。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是王士光的上级领导，他安排王士光化名吴厚和与化名黄惠的王兰芬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开展秘密工作。在共同的革命工作和生活中，王光杰和王兰芬经历了多次的危险和困难。一次，遇到敌人的搜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让对方安全撤离，保护电台。王光杰因为白天要去上班，晚上还要接收电台的讯号，经常是通宵工作。有时因劳累过度病倒了，王兰芬就像妻子一样照顾他。苦难的环境中见真情，真挚而热烈的爱情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萌发绽放，经组织同意，他们由假夫妻结为真伴侣。

女儿王更。

王士光之女王更：我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后来在当地教书。我爱人毕业后本想通过父母的关系回北京，调到第四机械部工作。我父亲得知后教育我们说：“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不能靠父母的职务为自己提供方便。”他就是这样一个置身困境仍然想着国家建设，从不炫耀自己，从不谋取私利的好父亲。从那以后，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子女传承好这种家风。

王世光外甥刘源：对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随和，稳重又和蔼，外柔内刚，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记不清从什么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著名的特等功臣，还知道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英雄的原型之一。抗日战争初期，他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建立了河北省委同延安的热线。姚依林同志还安排了“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女师学生领袖王新，与我舅舅假扮夫妻互相掩护。一年多后，他们各奔东西，杳无音信，苦等八年，硬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意外相逢，从此白头偕老，甘苦终身。这段佳话的前半部分，也改编进电影里。

我还知道，在妈妈一家中，士光舅舅是革命的领头人。他的弟妹们受其影响投向共产党。妈妈上初中时，就帮舅舅缠线圈，组装电台；光超舅舅开诊所，常通过地下党给八路军、解放军送医药绷带。我听外婆还说过，建国后，舅舅是国家一个电信电子部门的副部长。不论对他的经历，还是对他人格魅力的倾慕，我从记事起，就特别崇拜他。

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王士光夫妇即为原型之一。

王士光外甥刘源：我总觉得，士光舅舅的经历实在丰富。从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发出的红色电波中，我们能见到他；在解放区广播的战报背后，我们知道有他；手机磁波和陆海空军的雷达中，仍可找到他；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和家电里，同样没离开他。他悄然无声地辞别这无限多彩的人间，默默地，静静地，坦荡无憾，飘然作古。他一定知道，他的精神和生命，已经融合在不灭的事业中，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共存！

机电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彭树廉：士卒品行贯一，光明磊落一生，千冤万苦不吐，古后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