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文（1910-1999），湖南醴陵人。中学期间，他就与陈觉、蔡升熙、陈恭、左权、宋时轮等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1923年，王亚文参加了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罢工运动，接触到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响下进一步投身革命。从那年起，他在革命征程中，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受命担任上海海陆空军策反工作组组长、上海起义军政委，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上海解放后，王亚文放弃进京工作和随粟裕南下的机会，留在上海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1999年10月31日，王亚文逝世，享年89岁。

王亚文，1910年1月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务农世家，为家中次子，因家境相对宽裕而在当地接受了新式的中学基础教育。他的理想本来是做个读书人，但乱世总是激荡着他的书桌。1922年考入醴陵县立中学，中学期间，他就与陈觉、蔡升熙、陈恭、左权、宋时轮等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1923年，王亚文参加了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罢工运动，接触到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其影响下进一步投身革命。

1924年，王亚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中国共产党；同年16岁的王亚文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是一个宿舍同学。黄埔期间，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因勇于冲锋、奋勇杀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称赞他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钢炮”。

1926年，王亚文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常委，醴陵县学生联合会主席，代表学生组参加湖南农民运动调查工作；1926年冬，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王亚文以中共青年团湖南区委委员身份，协助滕代远在醴陵组建苏维埃政府，当选为醴陵南二区、南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亚文组织农民成立自卫队，十人或五人一组，出工农作时带大刀、镰刀，遇敌来袭，立刻操起家伙投入战斗；如兵力悬殊，就立即转移。这种“寓兵于民”“劳武结合”的做法，很适合当时的特殊环境。20万醴陵民众热情拥护苏维埃政府，生产搞得风生水起，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开展。

一日，反动武装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党支部，被包围的党员与敌人展开激烈斗争。因兵力悬殊，很多党员牺牲了，王亚文和他的哥哥王大科也受伤倒在血泊中。敌人对现场严加看管，不让亲属收尸，还强迫村民“参观”，叫嚣“谁参加共产党，就是这个下场”。如此折腾了三天三夜才罢休。但王亚文、王大科和其他10位党员，硬是在尸体堆中活了下来。王亚文和中共早期党员罗学瓒再次组织农民自卫队，打击反动武装。

1927年初，毛泽东听闻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即赴醴陵考察。罗学瓒与王亚文代表县党、团组织，前去迎接。王亚文与罗学瓒陪同毛泽东到醴陵县多个乡村考察，召开农会骨干座谈会，让毛泽东全面了解农民运动情况。这次调研后，毛泽东写就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9月，滕代远任中共湘东特派员，王亚文任共青团特派员，王亚文协助滕代远组织农民自卫队参加秋收起义，两次攻打醴陵县城都失败了。参加战斗的几支队伍上了井冈山，王亚文与滕代远等人坚守醴陵，坚持与敌人斗争。1928年 王亚文奉命以学生身份从事码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1931年 “九一八”事变组织学生示威被开除学籍，王亚文经组织批准到北京，入大学学习；

1934年，王亚文受组织派遣，入北京朝阳大学，后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学校，他组建了“兄弟团”。1935年，王亚文率“兄弟团”参加“一二·九”运动，国民党当局派出打手进行镇压，王亚文高举大旗冲在最前面，与阻拦游行队伍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砍伤脊梁骨，顿时血流不止，后被同学们送往医院治疗，背上终身都留有刀痕。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亚文化回到湖南，在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随任卓民（任弼时的哥哥）参加恢复湖南省临时省委、临时军委、长沙临时市委的工作，任临时省军委干事，负责军事领导工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北京大学有中共地下党员46人，清华大学有中共地下党员42人。事变发生后，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他们先后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之后，陆续与湖南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关系。9月下旬，随校南迁的北大中共地下党员吴磊伯、黄启威等8人在长沙黄启威家开会，决定建立中共党支部，并推举吴磊伯任书记。11月1日，长沙临大开学上课，原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有党员20人，后来发展党员9人，共有党员29人，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

在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不断遭到日机轰炸的形势下，长沙临时大学同学们的爱国抗日激情高涨。1937年底，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邀请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到校作报告。徐特立在报告中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拿起枪杆到革命队伍中去。12月31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在徐特立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沙，长沙临时大学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从军运动。有近半数的同学离校，有的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有的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行列，还有四五十人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大多数党员带头奔向抗战第一线。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讨论认为，必须把学校迁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才能继续办学。考虑到当时云南离前线较远，有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可通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输,于是经过教育部批准,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王亚文奉周恩来、叶剑英、黄文杰（中央组织部长）之命任青年特派员进西南联大。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师生们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粤汉铁路南下，取道香港、越南，经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一路主要是教职员和女同学。王亚文带着一批党员关系，由湖南来到昆明。王亚文到昆后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四年级学习。他根据叶剑英、黄文杰的指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另—个党支部，指定徐贤议为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党员有从长沙来的王亚文、徐贤议、张遵骧、汤一雄、张鹊梅和平津来的莫家鼎共6人。不久，又发展了张定华、汤德明入党。

另一路由244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实行军事管理，步行前往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71公里，师生沿途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群众的困苦生活，同时受到磨炼。由长沙临时大学随迁来的少数党员如徐贤议、王天眷、田方增、杨赓等的组织关系未能及时接上。

在西南联大，王亚文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曾昭抡等取得联系，同他们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学生演出《祖国》、《放下你的鞭子》、《黑字二十八》、《原野》等话剧，在春城引起轰动，激发众多爱国民众投身抗日斗争。

1939年7月，王亚文毕业，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他把自己领导的支部党员关系交给中共南方局，中共南方局又经云南省工委转给西南联大袁永熙领导的党支部，袁永熙仍任支部书记。至此，西南联大初期两个党支部并存的情况结束，党的组织统一之后，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王亚文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赶赴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曾家岩50号正式成立，对外称周公馆。从这时起，王亚文就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王亚文的任务是利用亲友、同乡不少人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关系，打入国民政府内部进行策反与分化。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直接领导下，潜伏在国民党党军政上层，从事秘密工作。

1941年1月16日下午5时许，王亚文与符昭骞造访程潜。聊得正酣，程潜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接完电话后，程潜告诉在座的人：“部分新四军被‘国军’‘剿灭’，叶挺被俘，项英和周子昆被叛变的部下打死，明天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熬到夜幕降临，王亚文避开特务的视线，赶到曾家岩50号，报告皖南事变这一事件。叶剑英听完汇报后说：“蒋要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就立即重建新四军！”周恩来说：“战端既起，当仁不让，以打对打。”

收到情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刻向延安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他们及时集聚四散各处、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将士，恢复了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继续坚持抗战。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局面，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1947年3月，王亚文收到董必武的来信，命他到上海着手开展对国民党海空陆的策反工作。王亚文被任命为上海海陆空军策反工作组组长，不久被任命为起义军政委。

王亚文到上海后，首先对国民党海军开展策反。他与何燧、吴石、蒋子英等人交好。何燧、吴石、蒋子英三位，与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聪、“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交情甚好。林遵、周应聪、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实力派，且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也有过交往。

周应聪是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兼上海海军办事处主任，指挥八艘主力舰，国民党海军机要内容都在他的掌控中。抗战时期，董必武把周应聪介绍给王亚文，一段接触后，王亚文与其成为至交，为日后周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王亚文还与周应聪联手，做邓兆祥的工作。邓兆祥是国民党海军最大军舰“重庆号”巡洋舰的舰长，愤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在中共感召下，于1949年2月25日率全舰官兵举行起义。

王亚文还借用周应聪的专用汽车，派何友恪带上他以张子舒化名写给林遵的信，赶赴南京，代表党中央向林遵下达率领军舰起义的命令。1949年4月23日，林遵亲率军舰在南京长江江面起义成功。义举所及，影响很广，70多艘国民党军舰相继起义。

与此同时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也收效很大。原先估计有70余架飞机参与起义，需要党组织准备1500元大洋作为起义人员的安家费。就在王亚文着手筹措安家费时，因起义事项紧迫，一大部分还没领到安家费的起义人员率先起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炮兵中将张权到上海，被任命为上海起义军司令员。早在1941年，周恩来就通过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将王亚文介绍给张权，任上校秘书。张权有“中国炮兵之父”的美誉，组建训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参加了滇缅会战，在抗战中屡建奇功。他有满腔报国热情，憎恨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在与王亚文的交往中，对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渡江战役前，张权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利用联勤中队中将观察员的合法身份，到长江沿江前线“视察、指导”布防。回上海后，立即到王亚文家，将沿途记录、速画的一大包小纸片铺在地板上，王亚文与张权拼纸片，王亚文之妻绘图，用三天三夜时间绘制出一张《长江沿岸布防图》，连同父亲从吴石那里获得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经地下党组织交通站送到解放军前敌指挥部，对解放军胜利渡江、攻打上海、解放全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亚文与张权将军拟定了上海国民党陆军武装起义的周密计划：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在虹口吉祥路121号设起义临时司令部。以四川北路底施高塔大楼为基地，届时升起义旗，发号施令；驻扎西体育会路一带的机械化炮兵团，沿西体育会路向张华浜、蕰藻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驻扎在浦东前线的青年军二〇九师师长方懋锴，在解放军进攻该阵地时，竖起白旗，为解放军让路。

王挽危师长、王秉钺军长等均应允及时响应起义，配合还击。起义计划中，还有重要的一环，是由起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振华担任破坏机场的任务，由张权单线联系青岛舰的陈舰长在吴淞口要隘处炸沉军舰，使飞机不能起飞，军舰驶不出去。如此，在复兴岛督战的蒋介石父子必被活捉，上海和平解放可期。

然而1949年5月15日，张权被旧部下供出，不幸被捕。面对敌人酷刑，张权为保全王亚文和参与起义者，选择牺牲。张权就义时，距上海解放仅6天。

上海解放后，王亚文放弃进京工作和随粟裕大将南下的机会，留在上海陪伴着张权的在天之灵，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直至1999年10月31日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