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子锣鼓又名菜曲牌锣鼓，是武汉市黄陂区、新洲区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吹打乐。起初，每套牌子锣鼓由大锣、大鼓、大钹、马锣及唢呐二支组成，共七人演奏。后加大喇叭、垫钹、击铃、笙、箫、笛、琴等，十余人演奏。普遍应用于民间灯会、庙会、婚丧嫁娶、祝寿贺喜，也有自演自乐的，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牌子锣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民间传说和有关史料印证，它是由古代的鼓吹乐演绎发展而来的。鼓吹乐，始名凯乐，原本用于壮军容，表战功。西晋初年，文字家傅玄始著《晋鼓吹曲辞》，使鼓吹之乐开始有了词章，后应用益广。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大宴群臣，尚书右仆射封奕德将“秦王破阵”乐用于席间演奏，并大进奉辞。太宗听后，却不以为然地说：“联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将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行其时。”其后，遂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舞更名七德。（以上均见《旧唐书·音乐志一》）。

自太宗以后，唐以“七德”为文乐，以“破阵”为武乐。鼓吹之乐则文武二类，各依曲词演奏，如舞龙时奏破阵乐，以显武功；舞狮时奏太平乐，以示文治。

然而，民间传说则是：唐明皇（玄宗）李隆基识音乐，经广征博采，将民间锣鼓音乐引入宫廷，依宫廷诗词歌赋作曲，书于木牌上，供演奏时对照，因名“牌子锣鼓”。而为牌子锣鼓作曲的是一名叫“老郎”的乐师，因为他年老，又是司郎，朝廷上下便以“老郎”相称。老郎退休后归里，将乐谱秘密传授给民间，深受广大百姓的欢迎。老郎去世时适逢花朝日，他的徒子徒孙就在这天举行集会，名之“老郎会”，称老郎为“老郎神”。会上都要吹打一番，以示纪念。

可是，以上传说，又与史籍或即或离。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自长安以后（指安史之乱），朝廷不重古曲，歌使转缺。……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武太后时，明君（曲名）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就之讹失与吴音转远，刘贶（乐官）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李郎子此人，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才生江南人也。今郎子逃，清乐之歌阙焉。”史述李郎子是否就是“老郎神”这里不加妄断。

武汉市黄陂区民间音乐颇丰，主要有民间歌曲、器乐吹打、舞蹈音乐、地方戏剧曲艺音乐、宗教祭祀音乐，它们都与本地区的风俗民情紧密结合，构成了民俗文化的重要现象和文化特色。黄陂东部的牌子锣鼓在吹打演奏上具有浓郁的鄂东北民族风格，曲牌众多，喜悲相间，抑扬有序，吹打结合，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黄陂牌子锣鼓历史悠久，流传甚广，尤以蔡家榨街道一带为甚。牌子锣鼓多用于年节和当地大型群众活动之中，也用于民间婚、丧、红白喜事，更是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文化现象。

牌子锣鼓是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娱乐形式，它集吹奏打于一体。展示了人民群众向往热烈欢快生活的情趣，极大的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应该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

新洲牌子锣鼓有东西两流派，基本以贯穿全区的举水河为界，举东牌子锣鼓地方特色较浓，举西牌子锣鼓接近汉剧吹奏乐。有牌子锣鼓100余套。新洲区牌子锣鼓协会主席缪少坤，业余时间搜集整理了牌子锣鼓的吹谱161个，词谱98个，打谱83个。文化馆对牌子锣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牌子锣鼓初论》一文，在《武汉剧坛》发表。

民间牌子锣鼓，它的起源是为演唱服务的。主要剧种是汉剧。汉剧旧名“楚调”，又称“汉调”，大约有三百多年历史。牌子锣鼓伴随汉剧，经过“串堂”（坐唱），逐步搬上草台、舞台，普遍应用于打闹台、出将入相、出阵打斗等，打了胜仗用“笑捶”，打了败仗用“哭锤”，紧密配合剧情，跟踪演奏，其乐器总分为文武二类：武类为锣、鼓、钹，锣有大锣、小锣、马锣，鼓有大鼓、小鼓、边鼓，钹有大钹、小钹等，又称打击乐。文类为唢呐、咀呐、长乐（大喇叭）及笙、箫、笛、琴等，又称口指乐。二类均按曲谱、词谱进行演奏。文乐曲谱是“五六工尺上乙十合”，翻高降低七个半调；武乐曲谱是“二一八达厂卜太”，分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专词专打专奏，一丝一肖一板不隔，层次严谨，曲调悠扬，悦耳动听。

牌子锣鼓演奏特点，依礼乐主题而定。礼有四礼，即：“生之以礼，事之以礼，死之以礼，祭之以礼。”四礼具体体现在婚丧嫁娶，喜怒哀乐上。表达喜的唱吹曲词有“喜金音”、“园林好”等；怒的曲词有“朝阳歌”、“将军令”等；悲的曲词有“泪珠儿”、“器长城”等，无论喜曲悲曲，演奏起来都能充分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感情，增添喜的氛围，深化悲的哀思，或助众一乐，或催人奋进，或化悲痛为力量。牌子锣鼓的功效，胜过任何一种民间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