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该作发表于1862年。

大学生巴扎罗夫和同学阿尔卡狄一道去阿尔卡狄家度暑时。却遇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待：父亲尼克拉热情款待；伯父巴威尔却冷脸相对，尤其在知道他是虚无主义者后。

原来尼克拉和巴威尔的父亲是一个将军，两兄弟继承了大片庄园和众多的农奴。他们各有故事：年轻英俊的巴威尔仕途顺利，却闪为迷恋公爵夫人而自毁前程，只得回乡隐居；做官后携娇妻同家享福的尼克拉，因为妻子的重病而萎靡不振，转而爱上贫民之女费涅奇卡，并生下一女。两兄弟无所事事，养尊处优。

巴扎罗夫的言论和思想激起这两个兄弟的强烈反对，从而爆发了第一次论战。巴扎罗夫历数巴威尔所说的贵族制度的一无是处，丝毫不让“父辈”，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坚持到底的革命态度。沦战升级，使得阿尔卡狄左右为难。

不久，两同学去省城参加省长家的舞会，认识了漂亮的奥津左娃。阿尔卡狄对她一见钟情，奥津左娃却对巴扎罗夫暗暗倾心。后来，他们应奥津左娃之邀，在她的乡间庄园度过了欢快的两个星期。当巴扎罗夫日益迷上气质不凡的奥津左娃，并向她表白爱慕之心时，渴望爱情的奥津左娃却拒绝了他。

痛苦万分的巴扎罗夫回到家乡。当他再次来到阿尔卡狄家时，巴扎罗夫把自己投入到无歇无息的实验中去以求解脱。而阿尔卡狄则爱上奥津左娃的妹妹。因为工作的原因，和费涅奇卡逐渐熟悉的巴扎罗夫有一次忍不住亲她，却被巴威尔看见，提出要和他决斗。结果巴威尔战败而精神瓦解。

巴扎罗夫再次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给人看病，却因为不小心割破手指感染了伤寒。生命垂危的他，恳请父亲叫来奥津左娃，两个人最后诀别。

几年后，奥津左娃和一个律师结婚，阿尔卡狄和她的妹妹举行婚礼。而巴扎罗夫躺在一个孤僻的乡间公墓，等着年迈双亲一年一度的探望。

到19世纪中叶，屠格涅夫敏锐的发现、俄国社会政治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一个新兴的文化阶层正在俄国开始出现，这就是《父与子》中所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来自于平民百姓，因而具有吃苦耐劳、意志顽强而且具有革新精神；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上层社会的压迫与排斥，因而对于权威与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反抗情绪，他们崇尚自然与科学，因而这是一种新生的文化阶层，一种介于贵族文化与农民文化之间的平民文化阶层。敏锐的屠格涅夫，观察到这一文化现象时，便在《父与子》这部作品中树立了巴扎罗夫这一平民知识分子形象。

《父与子》的中心人物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巴扎罗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新人”的形象，他性格的突出特征是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这表现在：

1、他激烈地否定现存制度。巴扎罗夫的否定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里首先是历史进步的需要，其次才是革命者的版面认识和过激情绪。作家对巴扎罗夫的这种精神特质虽不欣赏，但却作了真实的描述。

2、蔑视贵族阶级。这是平民觉醒的一个重要特征。巴扎罗夫确信真理在自己手中，确信自己是时代英雄，有权蔑视贵族阶级。他对于巴威尔的愤怒挑战始终从容对待，而且常常摆出一付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论辩中，在决斗里，他都是崇高的胜利者。最后巴威尔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光荣已成往事。

3、以平民身份自豪，跟人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巴扎罗夫已经不同于巴西斯托夫，他不再是优秀贵族分子的追随者，他已经意识到，平民优于贵族。这是平民势力兴起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屠格涅夫也表现了巴扎罗夫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使他和人民隔膜起来的情形。一个农民评论巴扎罗夫说：“当然啦，他是一位少爷，他能懂得什么呢？”这样的描述也是很深刻的，它揭示了巴扎罗夫高于普通农民和脱离人民的一面，在当时的平民知识分子中，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这正是后来的民粹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扎罗夫是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生气勃勃，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和阿尔卡狄家的仆人们和睦相处，并不妨碍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后迷信。他的精神力量和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巴威尔的论战上。两人初次相见，就在感觉上互不相容，进而展露出思想观点上的针锋相对。巴扎罗夫以他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对巴威尔以强有力的反击。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他决不屈从权威，具有自主的人格和评判标准，体现了年青一代独立思考的处世态度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斗争精神，当然，也带有年轻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的可能产生的偏颇和极端。但他还是以毋庸置疑的精神优势压倒了对手。巴扎罗夫吻费涅奇卡，在巴威尔看来，是严重地侵犯了贵族的权利，也是他们之间对立观点的继续发展。决斗暴露了巴威尔的偏狭、虚弱和做作，显示了巴扎罗夫的豁达、镇定和自信，双方精神力量的强弱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巴扎罗夫是行动的巨人，他抨击贵族的泛泛空谈，自己首先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注重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行动有价值取舍标准：“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的行动目标很明确——为未来打扫地盘。他敢于行动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他曾恼怒自己也产生那样浪漫的情感，但在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却决不回避躲闪。

屠格涅夫写出了在否定爱情的巴扎罗夫内心，爱情是如何萌芽、发展的，写得真实可信。但是作家让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重蹈了巴威尔在恋爱上的覆辙，那句对巴威尔的尖刻评价“雄性生物”犹如一记耳光反打在巴扎罗夫自己的脸上。这并不是说，不能写他的失恋痛苦，英雄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但屠格涅夫却让他的主人公一味消沉下去，不能自拔，直至死亡。这不能不是对巴扎罗夫的曲解。那个在贵族庄园所向披靡的勇士竟无力使自己最终摆脱消极悲观的情绪，人物性格的整体性因此受到损害。作家把巴扎罗夫临终前期待阿金左娃的一吻这幕写得极为动人，然而他的锐气，他的愤恨，他的精神威力，他的坚强意志也在这女人敷衍式的一吻中消溶殆尽。

这种违反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矛盾变化，与作家的思想倾向不无联系。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所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钦佩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牺牲精神，但并不赞成他们的社会政治主张。这位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作家害怕暴力革命，不希望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他认为他们的观点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悲剧人物，因此他安排了巴扎罗夫的失恋、悲观乃至最后死亡。巴扎罗夫性格上的不一致正好折射出作家对民主主义者的矛盾态度。

综观巴扎罗夫的性格特征和矛盾心理，不难发现其性格具有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双重特质，从他“出场”到“离场”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唇枪舌剑，左右开攻，东奔西跑，文攻武斗，直至死亡，这不禁令人想起堂吉诃德。然而，堂吉河德是疯癫的，巴扎罗夫却是清醒的。如果说，父母给了巴扎罗夫喜剧性格，那么，屠格涅夫则给了他悲剧性格。从某种程度上说，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并不具备产生巴扎罗夫这种性格的土壤。换言之，屠格涅夫运用典型化手段使巴扎罗夫成为典型，这是他的文学幻想。为此，俄国青年读者不能接受巴扎罗夫这一形象不是没有道理的。

阿尔卡狄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有特殊的意义。就年龄来说，他属于子辈，也曾追随过巴扎罗夫；但就思想意识来说，他是父辈的子弟，因此巴扎罗夫称他为“温柔的自由主义少爷”。在刚刚到来的新观念和迟迟不肯退去的旧观念相互争斗的时候，青年人凭借他们的敏感、勇气和朝气等生理、心理因素有可能更倾心于新观念，然而子辈并不是先进思想的当然代表者，进化论的观念在社会思想斗争中并不具有绝对普遍性，更何况其中也不乏有猎奇求新的表面追求。因此，屠格涅夫所表现的不全是生理、心理意义上两代人的代沟，更渗透着不同社会阵营之间政治思想的分歧，从而揭示出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对贵族自由主义的胜利。

阿尔卡狄这一形象并不像从前所认为的先是受平民思想影响，后来稍遇情感“挫折”便又退回到“父辈“里去那么简单。既然“父辈”们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又过早去世，那么谁来承担未来呢？那只有阿尔卡狄。阿尔卡狄虽出身贵族，但他早期却通过他的“导师”巴扎罗夫接受了平民文化，具有一定的平民思想。这表现在阿尔卡狄不但协助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来反对父辈的特权思想，而且还反对父亲只和费涅奇卡同居而不结婚的歧视性做法。另外他在解决自己的婚事上也是以情感为基础，重视情感交流而鄙视出身、财产和地位，这种态度使他获得了奥金佐娃的妹妹卡契雅的爱情，尽管卡契雅并没有什么财产。这反映了阿尔卡狄较先进的恋爱观。爱情的成功不但使阿尔卡狄获得了美满婚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阿尔卡狄重新看待人文理性、伦理情感等自己的贵族文化传统，也同时重新检视平民文化的不足乃至缺陷，摆脱了对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

并且爱情的成功与否也成为两个好朋友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分道扬镳的契机，这一契机是相当重要的，之所以重要不仅决定了两个人的不同命运不同结局，而且也表现出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融合在平民知识分子身上要比贵族知识分子更加艰难。而对于贵族，特别是“子辈”贵族，在屠格涅夫看来，文化融合要容易些。这样，阿尔卡狄身上既有重社会科学和人伦情感的一面，也有重科学理性的一面，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物。并且从事实上看，阿尔卡狄不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的盛大婚宴与巴扎罗夫坟头上的寥落荒芜形成对比），而且还大胆地从事农业改革，“阿尔卡狄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庄’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于是这个既有教养又讲科学的阿尔卡狄不但在经济上成为俄国未来的企业家或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在俄国贯彻“渐进式”改革的理想人物（从历史实践上看，俄国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推进俄国的民主进程上，直到“二月革命”仍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阿尔卡狄身上，体现着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

基尔沙诺夫兄弟是贵族阶级的代表，是《父与子》中的“父辈”。他们坚决地站在贵族立场上，维护贵族特权。他们也提倡“自由”和“改良”，但实际上不过是让贵族和平民应该各尽各的“义务”。基尔沙诺天兄弟除了维护贵族的尊严和特权之外，与巴扎罗夫否定文化否定情感相反，他们特别崇尚社会科学和人伦情感。巴威尔时常大谈哲学、逻辑和艺术，而尼古拉则更加喜爱文学，特别是普希金的诗歌，同时，他们兄弟二人还特别重情感，尤其是重爱情并各自有一段传奇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巴威尔一生都在为爱情活着，尽管他现在已步入老年，但他仍为理想中的情人而独身；而尼古拉则在妻子死后，把一个漂亮的女奴费涅奇卡收为自己的情妇。基尔沙诺夫兄弟便终日沉溺在自己的贵族文化里，从骨子里鄙视巴扎罗夫所崇拜的“科学”和“自然”。因为这些科学理性所显示出来的“平等“观念”是和他们的贵族文化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于农事改革表现得无能为力。他们不知道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知道动用科学技术改进农具和科学种田，他们所做的只是面对日益凋敝的农庄空发慨叹。

父辈与子辈的斗争可以说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所存在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主要描述的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国子民知识分于与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里父与子的斗争具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父与子之间的主要斗争已经没有依附什么血统关系，小说着力刻画的并不是阿尔卡狄与巴维尔、尼古拉之间，巴扎罗夫与老巴扎罗夫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巴扎罗夫与巴维尔、尼古拉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他所指示的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家庭的范畴，是从整个俄国社会的角度去揭示这种斗争的社会历史性质。因此他所运用的“父与子”的这一概念更为广阔，更具有普适性和外延意义。其次，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斗争双方的地位是基本平等的，父辈对子辈并不具有专制权和支配权，他们在交锋时可以激烈地辩论，也可以单独地决斗。而且他笔下的父辈主要代表人物巴维尔和尼古拉并非完全是封建保守主义的代言人，而是在贵族血统上沾染有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对于封建农奴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进步开明思想的。再次，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斗争在小说的结尾并没有白热化，而是相互妥协相互调和，最终能够和睦相处。

例如后来巴扎罗夫在和巴维尔决斗后，他不顾个人恩怨为对手包扎伤口。因此，这不仅仅满足了读者窥视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前的社会状况的好奇心，而且也为今天处理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篮本。

小说中“父与子“的矛盾冲突归根结底是虚无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冲突，巴扎罗夫第一眼见到巴威尔，就说他是老古董，并认为上了年纪的人都是些奇怪的浪漫主义者，而他的父亲和阿尔卡狄的父亲也公开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冲突的结果是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巴威尔在决斗中受伤，巴扎罗夫则在自己所谓的科学实验中丧命，更惨的是他的父母落得老年丧子。其实，与其说巴扎罗夫死于非命，不如说他死于作者之命，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屠格涅夫狠心埋葬了自己的心爱英雄，其目的是试图达到“父与子。之间“永恒的和解”。殊不知，一个巴扎罗夫死去，千万个巴扎罗夫站起来。他，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虽然一时成了赢家，但他与巴扎罗夫们（青年读者）的和解却迟迟没能到来。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经典之作，也是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他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精神导师——已故的别林斯基。然而，这绝不仅仅是纪念，他似乎有话要对这位亡灵诉说。顾名思义，《父与子》的主题是“父与子”两代人的关系，这是屠格涅夫在文学创作中探讨的又一个哲学命题，同时，这也是俄国19世纪所面临的—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巴扎罗夫仅仅是个文学形象，虽然他身上带有现实生活中平民知识分子的烙印，他的言行让人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但仍然不能在他们之间画等号，现实主义文学应当承担反映现实的任务，但文学绝不可能等于现实，何况《父与子》未必就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之作。假如我们用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点来衡量它，想必问题就不至于如此复杂。作为“父”与“子”的读者都在谴责作者丑化他们，这恰恰说明作者是公正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屠格涅夫的态度是矛盾的，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功能体现，但问题在于作者同时也美化了双方，他在赞美父辈们（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的父亲）身上那种舐犊情深、爱子如命的人世间最纯洁感情的同时，却又丑化了他们，让他们承受来自子辈的心灵和肉体的刨伤。同样，他在丑化子辈们身上那种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极端思想的同时，却又高度称赞他们崇尚科学和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

在描写手法上，《父与子》时有讽刺手法，而且这种种讽刺针对的恰恰是巴扎罗夫，如钟情于奥金佐娃、勾引费尼奇卡、伤口感染导致死亡等情节的描写。更有甚者，屠格涅夫在巴扎罗夫死后还不依不饶地讽刺了他一把：小说结尾处他刻意提到西特尼科夫和两三个分不清氧气和氯气的大学生整天在彼得堡到处闲逛，满脑子装着否定和自尊心，并准备成为一个大人物，“据他说，他是在继续巴扎罗夫的‘事业’。据说，前不久他故人揍了一顿，可他也没有吃亏，因为他在一份不出名的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显眼的文章，并在文中暗示说，打他的人是个胆小鬼。他把这个叫做讽刺。他的父亲还像从前那样随意欺侮他，他妻子当他是个笨蛋和文人”。这些讽刺尽管是淡淡的，却如绵里藏针，扎人生痛。

屠格涅夫同时看到了两代人身上的长处和短处。从这一点来看，屠格涅夫是对的，《父与子》是现实主义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屠格涅夫又是错的，错就错在他好心办坏事，明知矛盾尖锐、不可解决，却倔以超乎寻常的方式来化解“父与子”这对永恒的矛盾：他以决斗的方式来解决巴扎罗夫与巴威尔的思想冲突，并以死亡的方式来消解巴扎罗夫与父母的情感对立（他总是对父母的深情持冷摸态度）。决斗的结果表面上看便矛盾得以和解，但实质上只能是深化矛盾，死亡固然能消除一切，但毕竟不等于和解，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况且一个巴扎罗夫死去，但千千万万个巴扎罗夫还活着，他们不能接受死亡。屠格涅夫明知父与子的冲突是永恒的，无穷无尽的，却异想天开地寄希望通过决斗和死亡来求得“永恒的和解”。这是他的哲学幻想，也是他的文学败笔，说到底，这与他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有关。因此，俄罗斯著名屠格涅夫研究专家普斯托沃依特曾提出屠格涅夫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值得研究。可以这样说，《父与子》中同样存在着浪漫主义元素。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为俄罗斯文学贡献了一位带有“新人”特征的“多余人”形象，或者说是带有“多余人”特征的第一位“新人”形象——巴扎罗夫，并且还为人类思想史贡献了一个哲学术语——虚无主义。

《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有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

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屠格涅夫使他的人物走出了一种自我强加的模式，令其置身于一个充满偶然性的正常世界之中。他让巴扎罗夫死于盲目的命运之手．而非因其本性的任何特殊的内在发展。他带着沉默的勇气死去，就像在战场上牺牲一样。但巴扎罗夫的毁灭有某种妥协的元素，恰恰顺应了向命运温柔低头的基本趋势，这正是屠格涅夫整体艺术的特色所在。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

从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结交了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