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三拔（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年）字有纲。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研究西方水利科学的行家。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来华，同年到北京协助利玛窦工作，并且跟从利玛窦学习中文。万历三十九年与庞迪我参加修改历法的工作，并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共同翻译西方历法书多种。比较在欧洲、印度和中国推算日食结果，测定北京的纬度和从广州到北京的纬度。因遭到监督官员的嫉妒，转而从事水利研究。四十四年，沈㴶奏请禁教后，与庞迪我等传教士被迫前往澳门。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其于1597年入耶稣会，之后进罗马学院学习，不久即肄业离开了罗马。熊三拔在中国传教约15年，共留下《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中国俗礼简评》和《陆若汉神父著述注解》五本书，以及一些关于教义和传教经历的信札等。利玛窦去世前，把最重要的文件资料都移交给了熊三拔，并告诉熊三拔他最大的遗憾是虽然身在北京，却没有见到被他称为“东方康士坦丁大帝”的万历皇帝， 没有使万历皈依基督教。熊三拔是一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传教士，擅绘画，通建筑和宗教的密传学说。熊三拔的成长故事和利玛窦非常相似。在熊三拔启程前往中国的时候，爷爷写了一封信：无论去哪里，都要小心，要带着责任去中国。

1603年，在读完神学之前，就获准去传教区。

1606年，晋铎后乘郭居静神父从澳门回南京的机会，和他一起直接去了北京，此后他一直留居北京直到1617年被驱逐出境。在北京期间跟从利玛窦学习中国文字，以精通为要求，尤其注重学习中国的自然哲学，作为研究课题。利玛窦认为熊三拔本人温和谦恭，做事认真负责，所以在病危时将院长的重任托付给熊三拔。

1611年，这一年，朝廷第一次提出修改历法之议，但钦天监及礼部官员自知不能胜任此事，要求皇上另派外国学者，如利玛窦的同伴或者继任者等参与修订工作。于是皇上命令庞迪我与熊三拔从事修历，因熊三拔曾撰有这方面的专著。他们即采取步骤，由熊三拔与徐光启、李之藻将拉丁文的行星说译成中文，并根据历次月食观测记录，包括前在欧洲、印度及中国的观测记录，作为比较研究，以确定北京的经度位置。另一方面，由庞迪我确定中国从广州至北京各重要城市的纬度位置。由于中国官员们的嫉妒和傲慢，使这次修历工作被迫中止。于是熊三拔神父转向另一方面，开始制造各种水力机械；因其新奇和灵巧，吸引了皇帝的兴趣和赞赏。往观者络绎不绝，路过教堂时，往往入内参观各种绘画；其中某礼部尚书曾称呼教堂为“天主堂”，于是“天主堂”之名遂成为所有罗马公教教堂之通称。

1612年，徐光启又请教熊三拔作《泰西水法》，之后在序言中也说：“迄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余因私揣焉：无吝啬者，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矧兹土苴以为人，岂不视犹敝蓰哉！有怍色者，深恐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 殆无吝色，意思是几乎没有舍不得的神色；顾有怍色，是徐光启讲自己常常打扰人家，而感觉到惭愧。

1616年，因熊三拔神父博得万历帝的好感，而使诸传教士获得传教自由之特许。但好景不长，旋即因南京教难之勃发，以致熊三拔及其同伴们悉遭被逐澳门之厄运。在他们离去后，徐光启命一忠实可靠的教友看守教堂与利玛窦坟墓，因其为钦赐之物，他人不得强夺，而得以保存；一直到1622年教难平息，神父们才允许重返故地 。

1620年5月3日逝世。熊三拔神父虽体弱多病，常发高烧，但在专职工作之外，还为年轻教友讲授哲学，为儿童辅导华语基础，并为未来教士们传授语言和中国古书中的精辟内涵。这些纷繁的事务使他积劳成疾，而于1620年5月3日卒于澳门。

徐光启曾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熊三拔和其他来自西方的诸君子，以他们的高尚的品德和绝世的才学，对我们大明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熊先生用他诚实的心胸以及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可。

倪波路曾写道：“利玛窦在1610年去世后，徐光启在动荡的崇祯年间又活了23年。在此期间，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熊三拔成为徐光启的助手。徐光启借助这个年轻人，翻译了欧洲水利工程学著作《泰西水法》，后来收在著名的《农政全书》中，是引进西方工程学的先驱。这个“熊三拔”，原来的姓氏是“Sabbatini de Urisis”。“倪波路”也姓“Sabbatini”，原来就是熊三拔同一家族的后裔。利玛窦、熊三拔来中国后，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死后安葬在北京。

一、《简平仪说》，一卷，万历三十九年刻本，题:“泰西熊三拔撰说，吴淞徐光启札记。”李之藻收人《天学初函》，《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天文算法类》一，道光二十四年钱熙柞收入《指海》。徐光启有序，略谓：“先生(利玛窦)尝为余言:‘西士之精子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共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著，立法弥详亦弥简。’余闻其言而畏然。……先生没，赐葬燕中，仍诏听其同学二三君子，依止焚修。诸君子感恩图报，将欲续成利氏之书，尽阐发其所为知天事天，穷理尽性之学。而会中朝方修正历法，特简宿学书儒。于时司天氏习闻诸君于之言者，争推举以上大宗伯，欲依洪武壬戌故事，尽译其书，用备典章。……是仪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以呈利先生，利所嘉叹。偶为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末及详其所谓故也。若言其一革也。抑又文豹之一斑矣。熊子以为少，未肯传，余固请行之，为言历嘴矢焉。第欲究竟其学，为书且千百是，是非余所能终也。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昭我圣明来远之盛，且传之史册。”

二、《泰西水法》，六卷，较前书晚一年告成，亦收入《天学初函》及《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明刻本题:“泰西熊三拔撰说，吴淞徐光启笔记，武林李之藻订正。”有徐光启、曹于注、郑以伟所作序。曹序曰:“太史玄启徐公，较念民隐，于凡农事之可兴，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精巧奇绝，译为书而传之；规制具陈，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无不可资为用，用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太，其同侪共终厥志；而器成于熊君有纲，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西太多作西泰。

三、《表度说》，一卷，万历四十二年(1614)成书，题:“泰西熊三拔口授，慈水周于愚、武林卓尔康笔记”，有李之藻、熊明遇及周于愚序。《天学初函》收入，《四库全书》于部《天文算法类》著录。周子愚时任钦天监监副，序中曾述及译此书经过曰:“余见大西洋诸先生，其诸书内具有此法，请于龙精华先生译其书，以补本典，用备历元。龙先生然之，乃以其友熊有纲先生，即为口授，因演成书，以行于世。大西洋诸君于所携本国书典，其种甚广，各极其妙，我中国人当一一传而译之，悉如此书也。忆昔余与利西泰先生尝谈律吕之学，见其精实，可以补本典所无，余愿有请也，利先生慨然许之。呜呼!先生已化，不能无人琴之感矣！今其友龙先生依然道故，再请之，龙先生曰:“吾友之本业，则事天主，讲学论道也；学道余晷，偶及历数耳。贵国诸君子心欲之，吾辈何有吝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