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福莹，电化学工程专家，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首家化学与物理电源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在开发新型化学电源、为重点国防建设工程和尖端武器配套工程研制所需高科技化学与物理电源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潘福莹，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浙江嘉兴人。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化工系。曾任中央电工器材厂电池部主任。1942年赴美国实习。1946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汉口电池厂厂长。建国后，历任电子工业部长江电池厂总工程师，天津电源研究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一、三届理事。长期从事电池研究和制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研制成功多种电池。四十年代从美国引进干蓄电池技术设备，为发展我国电池工业奠定了基础。是扩建长江电源厂和筹建天津电源研究所的主要技术负责人.1958年，潘福莹协助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化学电源研究所，先后主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卫星等多个重点工程所需电池产品的研制生产工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航天事业发展和化学与物理电源的全面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1960年，帮助越南兴建海防蓄电池厂和文典干电池厂，获得越南政府授予的友谊奖章

求学生涯

潘福莹，1912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25年以高分进入嘉兴秀州中学读书。六年的中学生活他树立了自强不息、报效祖国的志向。他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因政府无能、国弱民贫而备受外国列强凌辱的历史痛心不已。1931年高中毕业后，报考南京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进入该校化工系就读。四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因品学兼优，被校方聘为化工系助教。

抗战期间

1937年5月，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鲸吞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的形势下，心存抗日救国的潘福莹

认为不能再蛰伏书斋，应该做些有益于抗日的实事，遂毅然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聘请，担负起了上海电机制造厂电池部主任的职务，并在接事两个多月之后，从改进生产工艺入手，使该厂因质量不良而停产的干电池产品恢复了生产。1938年8月，继“七七”事变之后而爆发的上海“八一三”战争，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政府当局依其长期抗战的方针，上海电机制造厂及其电池部改隶其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厂，潘福莹被改任主管电池生产的电池组组长兼工程师，此后不久即随厂迁往湖北汉口。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侵与西扰，这个厂先于1938年8月迁向湖南湘潭下摄司，继之又于1938年11月迁往广西桂林。每到一地无论物质条件何等艰苦，厂房及其设备如何残缺不全，为满足抗日前线对电池的需求，潘福莹总是在草草安排之后，竭尽心智地组织下属利用越来越简陋的工具设备，生产出抗日前线急需的电池，而且还奇迹般地研制出供抗日部队地面通信和飞机应用的铅酸蓄电池。潘福莹也因此得到资源委员会的明令嘉奖。

保住支援抗战电池厂

1937年初，日本侵华战争的阴云密布中华大地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了抗战的需要，在

上海电机制造厂设置了专事电池生产的电池部，潘福莹以一介书生出任该电池部主任。当时由他统率的只有少数几名技术人员和十几名工人。“七·七”事变爆发，行将波及上海。

已改隶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该电机厂也改名为中央电工厂，并于当年8月迁往武汉，翌年4月又迁往湘潭；此后又被迫迁往桂林。在如此短短的十几个月里，要在日军炮火威逼和飞机轰炸下，特别是在当时有如潮涌的西迁或南下的人流物流和抗日部队的大范围、大规模布防和调动下，加上当时物质条件的匮乏和运载工具的原始性，作为这个工厂的主管电池部的工程师潘福莹，自然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使这个电池部一迁、再迁乃至三迁的重担，而且每迁至一地都要立即组织生产，提供抗日前线急需的电池。即使他管辖的范围十分有限，但对于任事不久、阅历不深的这位青年工程师来说，其任务的艰巨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既要在紧张的气氛和险恶的环境下，不使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机器设备及其零备件遭到无谓的损失，又要不断地激励随行的同事和工友以共赴困难的精神，消解不时冒出的恐惧心理和摆脱突然袭来的不测事件。

由于潘福莹的殚心竭虑和精心组织，特别是大家的和衷共济，换来了多次迁徙的成功，重要的机器设备基本上未遭损失，主要技术力量不仅没有流失，反而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与凝聚力。每迁到一个新址，潘福莹都率领众人迅速开动机器，生产出抗日部队急需的电池。更为重要的是为资源委员会保全了一套电池生产装备和一支可以依赖的技术队伍。这个电池部迁到桂林后，在中央电工厂的统一规划下，迅速得到发展。

管理工作

1942年，已迁至桂林的中央电工厂电池部，在潘福莹的策划与管理下，其生产规模与技术力量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当年7月他被委派到美国去实习和考察电池制造技术。这不仅可以从理论上充实自己，更利于提高国内电池工业生产水平。他到达美国后，由于当时中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国，他及与他同行的其他实习人员均受到较好的接待。一些在当时颇为知名的美国电池厂家，如国家蓄电池厂（National）、惠拉特（Willard）、固而特、爱迪生（Edison）等蓄电池厂，永备（Eveready）、悦华（Ray－O－Vae）、保久（Burgess）、南方等干电池厂，以及有关的原材料制造厂，都友善地接待了潘福莹等的实习与考察。1944年，惠拉特蓄电池公司因潘福莹才华出众，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电化学学会。

学成归国

1946年底，潘福莹学成归国。当时，国民政府首脑机关已先后从重庆迁回南京。1947年3月，他被资源委员会任命为汉口电池厂厂长。由于他把从美国购置回来的一系列新型生产设备和若干稀缺的原材料，以及他积四年的精力吸收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用于新建的生产线，使该厂的干电池产品质量与产量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但好景不长，内战加上政府腐败，贪污成风，民不聊生，不仅他开发新产品、振兴电池工业的怀想归于幻灭，就是维持工厂的生计也日见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潘福莹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此前，他还在武汉解放以前就拒绝了有人要他去国外另作他图的邀请，认为应该留在工厂，新中国不能没有电池工业。他就这样地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1950年初，汉口电池厂改隶华中电信局（后为邮电部中南邮电管理局）管理。全厂工人一致推选他作为代表参加当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邮电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这是他在过去的岁月中与厂内职工同甘共苦而获得的回报。他十分珍惜全厂职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对他的信任。1951年7月，经过首次民主改革考验的潘福莹，被任命为国营汉口电池厂副厂长，1953年9月又兼任总工程师职务。这不仅扫除了他曾经有过的顾虑，而且更加激发了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尽力的热情，从而翻开了他生命中的崭新的一页。汉口电池厂在当时的军事代表及此后的厂党委的领导下，有职有权的潘福莹的技术领导才能不断地得到发挥，他倡导并力行的技术更新、工艺改革连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工厂的拳头产品“日月牌”电池名满中华，占领了很大的国内市场份额，厂房面积与加工设备随之大为扩充，使原来只有百余人的小电池厂，不几年就发展成为有着上千名职工的国营大厂（在当时，其规模在同行业中属中国第一）。1955年，由于他工作成绩优秀，被推选为武汉市江岸区第一届政协委员，参与议政。

1957年10月，潘福莹作为电池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一机部化学电源研究所。1958年7月该所正式成立，潘福莹担任了总工程师职务。

1958年冬，天津化学电源研究所组团赴苏联考察，潘福莹是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在5个月中他们先后考察了列宁格勒蓄电池科学研究所和蓄电池厂，莫斯科直流电源研究所，全苏科学院化学电源研究所，叶联茨干电池厂和萨拉托夫电池厂等。这次考察的主要成果，除了进行对口学术与技术交流之外，还为此后仿制苏式导弹用电池采集了不少技术资料。

1960年夏，潘福莹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国际电工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国际性电工标准化组织论坛上占有席位。回国后，他率先在国内电池行业推行国际标准，电池行业的大多数厂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

1960年年初，潘福莹随四机部有关领导去越南人民共和国视察有关的援建工作。在视察由中国援建的海防蓄电池厂和文典干电池厂时，他针对这两家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提出了改进工艺方法和纠正不当操作的建议，并指导他们制造出合格的产品。潘福莹因之获得了越南政府授于的友谊奖章。

1961年1月，潘福莹所在的研究所改隶国防部领导，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730部队，专事化学电源与物理电源的研究开发，为军事装备、武器系统配套。随之，他被国防部任命为该部队的总工程师，并授予技术中校军衔。这个研究所在以后的年月里，其隶属关系虽然有过数度改变，但其基本任务始终未变，迄今仍是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化学与物理电源的开发与研究交流中心。

该所为一系列国防工程、航天工程及其他民用系统提供所需的新型化学与物理电源所作的贡献，都饱含了潘福莹付出的智慧和辛劳。

30年代，中国电池工业十分落后，根本不具备自主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只能生产十分有限的民用干电池，军用电池几乎全赖进口。抗日战争一起，前线的电池供应遇到更大的困难。这就迫使政府当局非自行开发

新品不可。这个任务就部分地落在当时的中央电工厂的身上。作为主管该厂电池生产任务的潘福莹当然责无旁贷。 中央电工厂迁到桂林的当时，内地在蓄电池生产上还是一片空白，飞机急需的铅酸蓄电池在国内从未制造过。潘福莹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率领属下技术人员并与工友一道，利用今天看来简直十分简陋的工具设备，开展了试制工作，包括原材料代用试验。失败自然难免。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后，潘福莹与他的同事们找到了成功的钥匙，终于制造出了适合于飞机应用的铅酸蓄电池，开创了在抗战大后方生产这种军用蓄电池的历史。

1940年，时值桂林建厂期间，恰逢抗日前方急需一批军用电池（地雷用和通信用），潘福莹不避当时安全极差和原材料奇缺的情况，知难而上。他和他的同事在千方百计地购得在当时极为稀缺的锰粉、锌皮之类必备物资之后，一方面因陋就简地自制所需的碳棒和纸板，并以糖浆代替煤焦油制成碳棒，另一方面开展安全操作培训，前方急需的锌锰干电池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批地制造了出来，并及时送交到抗日将士手中。

随着新型电池的开发成功和生产能力的增强，电池工厂的技术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为了扩大对抗日部队的电池供应，中央电工厂在潘福莹的力促下，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在重庆和兰州两地建立了电池分厂。由他推荐并报批的这两家电池分厂的主要领导人，现在都已成为知名国内电源行业的专家。

使中国电池工业及其生产技术跃上一个新台阶，还表现在潘福莹把美国40年代中期的技术成果移植到国内来的努力。

1942～1946年，奉命到美国有关电池公司进行实习和考察的潘福莹，节日里很少外出观光游览，而是抓紧可以利用的时间，深钻正在发展着的电化学理论和摸索先进的制造技术，并不厌其烦地收集技术资料，整理可供借鉴的工艺实验数据，为的是最大可能地为日后发展中国的电池工业作准备。在实习即将结束时，他在美国乃至到加拿大采购他认为必要的生产装置和国内短缺的基本材料。仅由他亲手采购的设备就有：生产干电池用的自动打炭包机，单电垫纸片机，浆糊灌注机，盖片戴帽抛底机，检验机，锌筒焊边机，焊底机，卷纸筒机，切纸筒机等，以及生产蓄电池用的铸片机，和粉机，电液灌注机等。这些设备在他带回国内后，均被装备于由他任厂长的汉口电池厂的生产线上，使中国的电池生产第一次实现了单机机械化，从而极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自动打炭包机的产量相当于人工操作的16倍；把由他购进的乙炔黑定量地用于干电池生产，明显地提高了这类电池的性能，这是中国电池产业的一大进步。以上这些，对于改善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环境条件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潘福莹参照从美国学来的先进知识，将当时一直沿用于蓄电池生产的人工炒制红黄丹这一非常落后且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工艺代之以球磨铅粉。这一革新经汉口电池厂试用后，获得成功。潘福莹创立的这套工艺方法，迄今仍为中国许多电池厂所沿用。

1957年10月，时任国营汉口电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潘福莹奉调到天津，参与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

筹建一家化学与物理电源研究所的技术领导工作，国内有关电池专家一时云集津门。开始时，先以天津七五四厂及化学电源研究室为依托。在原有的技术力量十分单薄的情况下，受命临时主持工作的潘福莹担起了行政管理与技术筹划的重担。在专家班子的献计献策下和他的努力下，经过一年的奔忙，在技术力量的调集、厂房的修建、仪器和加工设备的采集与安装大致就绪之后的1958年7月，由他任总工程师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就这样诞生了。 1961年1月，潘福莹所任职的这个研究所改隶国防部管辖，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730部队；其专业方向也改为为各军兵种研制专用的高性能电源，包括为空间工程和尖端武器研制所需的高精尖化学和物理电源产品。其后，直至他退休时的1985年，这个研究所的建制虽又经多次改变，但其基本任务无重大变化。一直担任总工程师职务的潘福莹，除了处理技术管理之类的行政事务外，更多的是策划开展并参与一系列重点项目的实验研究与新品开发工作，包括论证重大工程的技术方案，组织技术保障，指导重大课题攻关，乃至亲自参加实验。这个研究所为国防科研工程做出了一系列贡献，无论是为原子弹、氢弹试验，或是为战略和战术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等空间飞行器的试验而研制的特型化学与物理电源上，还是在开发陆海空三军用的常规新型电源上，无不凝结有潘福莹的智慧与辛劳。例如，在研制供中国首枚原子弹试验的某型专用电源中，他针对脉冲电压低于下限值和电池电压达不到规定值及电池寿命短等技术难点，不仅向技术人员提出他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深入现场与科技人员一起不分昼夜地一起拼搏，从而解决了问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型高性能锌银电池的研制成功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仅是潘福莹在其中作出贡献的一个实例。

1968年，潘福莹在组织所内有关科技人员开展用于人造地球卫星的新型高性能锌银电池的理论与可行性研究时，依据以前在国外考察获得的知识，他预见到影响这种电池寿命的一个致命因素将是隔膜的质量。在随之开展的攻坚战中，他亲自指导这项隔膜的研究，从而导致整个研制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在当时开发成功的关于锌银电池的新型工艺技术，迄今仍为国内电池行业的许多工厂所采用。其中的一项意外效果，是被成功地移植到感光胶片生产行业，使利用了该研究所的这项技术成果的国内感光胶片工厂获得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还值得一书的是，在潘福莹连续23年主持技术管理工作的这个研究所，为诸种国防工程和国防科学实验提供的专用电源，包括硅太阳电池之类的新型物理电源，从没有发生过由于他们研制的电源产品出故障而使工程或试验项目受挫的情节。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潘福莹的善于管理和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以及他对研制工作质量一丝不苟的作风。他为了使该所的科学实验、研究开发和设计制造在一开始就能有绪地进行，并使之逐步朝向标准化、规范化与科学化以及决策民主化方向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一套技术管理程序和制度，迄今仍为他的后继者所援用。

潘福莹对电源科研事业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的爱才和对青年人员的培养上。由旧中国转到为新中国服务的化学电源专家中，有不少是由于他的推荐并委以重任而崭露头角的。在他转到国防电源研究所主持技术管理工作后，有鉴于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他积极主张并组织指导有关部门举办了化学电源中专班，培养了近百名专业人才，缓解了对专业人员的急需。与此同时，他还不惜从本已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与精力，指导陆续调入所内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提高理论素质和向他们传授技术知识与工艺操作经验，乃至辅导他们编写技术论证文件、实验报告和科技论文。潘福莹在这方面的不倦耕耘，促进了该所科技力量的迅速成长，其中已有许多人先后成为所内各个专业部门或某些分支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之中，既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试验成功提供他们所开发的特殊电源的技术专家，也有担负了所级领导职务的管理专家。

潘福莹参与创建的这个研究所，现为电子工业部化学与物理电源研究所即第十八研究所，迄今仍为中国唯一的化学与物理电源综合性研究所和电源技术推广应用中心。

潘福莹和许多从旧中国走过来为新中国服务，并在各自的专业科技领域作出贡献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是依其早年确立的振兴中华、繁荣祖国的理念实现这一虽属艰苦但却必然的转变的。他的光明磊落的胸怀，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技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求实无华的工作作风，赢得了电源工程界和学术界对他的敬重。他在50多年不息的奋斗中为中国电源行业作出的贡献，应在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的发展历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912年11月14日生于浙江嘉兴县。 1919—1925年在嘉兴县第二高小就学。

1925—1931年在嘉兴秀州中学就学，直至高中毕业。

1931—1935年在南京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化工系就读，直至毕业。

1935—193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助教。

1937—193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上海电机制造厂电池部主任。

1938—1942年任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工程师。

1942—1946年赴美国电池厂实习并考察。

1947—194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汉口电池厂厂长。

1949—1957年任国营汉口电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58—1961年任一机部化学电源研究所总工程师。

1961—196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730部队总工程师。

1965—1968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八研究所总工程师。

1968—197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京字128部队总工程师。

1976—1978年任第四机械工业部1418研究所总工程师。

1978—1984年任电子工业部第十八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1985年退休。

●潘福莹．化学电源进展概述．国际能源，1984，1（11）：111113

●潘福莹．氢氧燃料电池．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册），p．40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潘福莹．化学与物理电源国内外水平与差距．2000的中国研究资料第1集，北京：中国电子学会，1984

●潘福莹．中国电池的历史回顾．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学术交流会资料汇编，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学会编辑。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