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琰（1915～1945年），1915年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1939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秋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她一面学习，一面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昆明学生反内战晚会后，在“罢联”的领导下，潘琰和一些同学组成一支宣传队，宣传反内战、争民主。同年12月1日，潘琰等组成的宣传队被国民党省党部派遣的六十多个暴徒残忍杀害，最终因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年仅30岁。她与于再、李鲁连、张华昌合称为“一二·一”运动四烈士。

潘琰，又名潘虹，江苏省徐州人。1934年，考入立达女子中学，两年后父亲去世，考入公费的省立女师续学。“七七事变”后，她目睹战争给徐州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毅然放弃学业，投身救护工作。

1937年底，加入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先后到安徽寿县、河南潢川县接受训练。受训结业时，她报名支援台儿庄战役。队伍到达徐州，她随即参加突围，进入大别山区做宣传工作。半年后，与百多个男女队员分配到湖北罗田县，宣传组织民众。此时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10月，随部队后撤，忍饥挨饿，历尽艰辛，到达宜昌。不料，蒋介石于1939年1月下令解散了这支学生军。懊恼之余，她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同年考入湖北省建始女子师范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

1940年夏，党组织决定，潘琰先后到恩施县、重庆、乐至县工作。在乐至县，她结识了许多农村妇女，和她们打成一片，了解了她们的疾苦，成了她们的贴心人。1942年春天，调她到重庆市棉花街手纱办事处工作。当时，她很羡慕昆明西南联大的学术声誉和民主空气，便半工半读进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

1944年秋，潘琰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学习，一面投身爱国民主运动，配合“民青”支持《冬青》壁报社到师院出刊，并和一些进步同学借龙翔小学教室，开办平民夜校，还利用假期和其他同学到附近专县，配合当地教师给中学生讲时事，宣传抗日，鼓励女同学树立妇女解放的思想。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后，在“罢联”的领导下，潘琰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昆华商业职业学校，给同学们讲述举行罢课反内战争取民主的意义。与此同时，联合其他中学的同学到街头、工厂、居民住宅区开展宣传。12月1日，潘琰参加的宣传队再次到昆华商业学校演讲，中午回到师院时，正碰上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派遣的60多个暴徒拿着棍棒，冲击联大行凶，潘琰和其他同学从后窗退入昆华工业学校求援。两校同学齐心协力驱赶暴徒于校外，并关上大门，不料暴徒从门外扔进两枚手榴弹，潘琰胸部被炸伤，手指被炸掉。暴徒乘乱冲进学校，国民党省党部助理干事龚正德手持尖头铁锟向潘琰腹部猛戳3枪，潘琰倒在血泊中还挣扎着说：“同学们团结啊！”当同学们把潘琰送到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时，她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下午5时逝世。

潘琰出生于徐州一个封建家庭，据弟弟潘玉琛回忆，从小不愁吃不愁穿的她是家中7个兄弟姐妹中最不听话的一个。1934年，潘琰不顾父亲反对，坚持去刚成立的“洋学堂”徐州立达女中读书。当时的女学生都梳着一根长辫子，潘琰在学校的装束却相当另类：她把头发剪到耳边，旗袍都改成了短衣，背着一把木剑，穿着男孩子一样的鞋裤。潘玉琛说：“因为这身装扮，二姐不知道被家里打了多少次，但就是不改，后来父亲只好由着她。”

1935年，日军侵入华北，国民党政府选择了投降妥协，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从北京向全国扩展，身在徐州的潘琰受学生运动的感召，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和文章。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虹》、左翼作家联盟的刊物《萌芽》、《大公报》是当时潘琰最爱读的。国难当头，许多同学被逮捕，潘琰对日军的侵略感到十分愤怒，多次跟母亲说想去抗日。

1938年，徐州被日军狂轰滥炸，潘琰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加入抗日队伍。潘玉琛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二姐时的情景：“我记得是1938年12月份，那天一家人吃完饭，我跟随二姐来到院子里的槐树下，她突然拔剑起舞，嘴里开始背诵着秋瑾的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她舞了一会，突然转头对我说：‘我要做秋瑾，以身许国。’当时我还不明白她要做什么，过了几天家中才得到消息，二姐报名参加了徐州第五战区的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去了安徽。”

潘琰走后，家人看到了她在弟弟玉麟的书本上写下的两句诗：“今日请得长缨去，哪管他日几人归！”

在潘琰的一封家信中，写到在青年干部训练团的生活，“在安徽寿县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还有胡绳、臧克家、张百川等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我更渴望去抗日的前线杀鬼子。然而目前战事让同学们感到失望，有人传阅《唯物史纲》等马列主义书籍，我似乎看到了最先进的知识和最高尚的灵魂。”

从训练团毕业后，离开寿县的潘琰和同学们组成了担架队和宣传队，先后到了台儿庄、大别山和湖北罗田县，一路听百姓讲了许多和红军有关的故事。在罗田，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秘密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担架队中暗地里动员青年，对共产主义向往已久的潘琰作为青年骨干，加入“民先”组织，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1938年10月，担架队撤到武汉后遭到日军袭击，许多同学牺牲了。面对回家还是继续抗日的选择，潘琰在家信中写到：“不止一次有同志悄悄转述沦陷区的状况，都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得好，他们说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号召大家去延安。我现在明白，要为抗战贡献力量，为自己的理想找到出路，必须找到共产党。”

然而，潘琰和同学们去延安的计划遭遇了意外。国民党为了阻止青年学生去延安，封锁了道路。潘琰听说湖北建始县有地下党组织，便去报考了建始女子师范。

1939年，潘琰在学校后山树林中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支部，并担任宣传委员，而与她并肩作战的组织委员，正是闻一多的侄女闻立玲。

党支部的行动受到了学校的严密监视，1940年夏，国民党在开始鄂西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员，女师党支部接到命令，潘琰被列入了国民党逮捕名单。当夜，潘琰和女师所有党员一起撤离到重庆，潘琰改名潘虹，开始在中学和工厂继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944年初，潘琰再次被列入逮捕黑名单，被迫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她发现这里聚集着许多著名的教授，民主风气较盛，便希望能把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校园里传播。当年夏天，潘琰参加了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并成功考入师范学院。

在西南联大，潘琰的生活非常艰苦，和重庆地下党支部也失去了联系。同届的彭允中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黎明前后》一书记载着：“潘琰终年穿着一件普通的旧旗袍，冬天加上仅有的一件粗毛线衣，脚上总是最便宜的青年袜，衣着朴素到了寒伧的地步。她没钱买饭，就每天到师院的厨房里，捡大锅上的锅巴吃。”

潘琰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弟弟潘玉琛也印象深刻。他曾告诉记者：“有一年二姐来信，说坐在漏雨的教室听课，冬天太冷，请家里寄一件棉袍给她。母亲边流泪边打包把家里的衣服寄过去，可能因为战乱，二姐来信说没收到。”

条件虽然艰苦，潘琰却从没有忘记自己报考西南联大的使命。她一面严守纪律，不暴露身份，暗中寻找地下党，一面帮助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等进步社团开展活动。她经常利用举办时事报告会、诗歌朗诵会以及其他文艺晚会的时机，向同学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除了在校内发展进步青年，潘琰还在校外悄悄开办民众学校，给贫苦失学青年介绍国家情况和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号召他们起来战斗。此时，地下党的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学生，暗中派人与她接触。

1945年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组织发动下，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作反内战讲演。会议通过了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国民党军队竟武装包围联大校舍，鸣枪悯吓群众。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造谣新闻，肆意诬蔑与会的爱国师生。11月26日至28日，昆明31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等等。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2 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四名师生遇难，受伤者达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也叫一二·一运动）。

12月1日，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收到情报，国民党军警要抓人，他们通知潘琰和宣传队员小心提防。当日上午，潘琰结束了在昆明一所商校演讲走出校门时，已被特务盯上。中午11点半，60余个带着铁棍的特务冲进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潘琰扔下饭碗，带着手无寸铁的学生退到事先进行过联动防御演习的昆华工校。潘琰站在石头上大喊一声“打狗特务”，同学们纷纷抄起棍棒，开门打了出去。

就在特务们即将被赶出师院之际，他们丧心病狂地朝潘琰等带头学生中间扔去手榴弹，几声巨响，潘琰倒在地上，她的腹部被炸伤了。担心同学们的安危，潘琰一边死顶着大门不让特务进入，一面大喊“同学们，要团结”，话音刚落，特务们再次冲进师院，围住潘琰。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助理干事龚正德认识黑名单上的潘琰，当着同学们的面拿着铁棍朝潘琰受伤的肚子用力连捅三下。同学们赶紧用帆布床把潘琰和几个重伤同学抬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而特务们再次聚集到医院门口。医院外科主任刘崇智教授不顾危险为潘琰实施了手术，但潘琰腹内有手榴弹碎片，多个器官出现破裂，动脉也断了一根，手术已经无效。

躺在病床上的潘琰时而昏迷，时而被剧痛疼醒，这位30岁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在最后一次醒来时，看着身边的战友们，只说了四个字“战斗！战斗！”，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同学们一起围拢在潘琰的病床边放声大哭。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名学生自发集会为他们送行，出殡时，闻一多、吴晗等民主人士走在队伍前列，面对着潘琰的遗体，闻一多泣不成声，亲自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词。

潘琰是党的忠诚战士，是徐州人民的好女儿。家乡人民为了纪念她，于1949年“一·二一”惨案四周年的时候，团市委、市学联在一中联合开了纪念潘琰烈士大会，市委书记华诚一同志到会讲了话。1956年9月，徐州市政府又拨款重修了潘琰烈士墓，并立墓碑。

此外，昆明市设有“一二·一”三烈士殉难处遗址，位于昆明市五华区龙翔街道办事处凤翥社区龙翔街1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