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难中》是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写于1924年，发表于1925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

潘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江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混战期间上海附近一个叫让里的小镇上的小学校长，是当地一个“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写得一手好颜字”，家有“一妻两儿”，雇了一个仆人王妈，生活略有余裕。当军阀混战的风声一传到让里，他就惊惶失措，深感“兵火焚掠”已迫在眉睫。当教育当局尚未做出停课的决定时，他便不惜花上一笔‘‘逃难钱”，像老母鸡护着一群小鸡一样带着“一妻两儿”和一个“黑漆皮包”，挤上火车，逃到上海的租界避难。但当他第二天清晨从报纸上看到教育局局长指令照常开学的消息时，又惴惴不安。为了保住饭碗，他不顾战乱的危险，“狠心地”撇下妻儿，只身返回让里。正当他积极筹备开学的时候，战事吃紧，并危及让里。于是，他又“发狂似地”惊慌起来，雇车离开学校，躲进教会的厢房。但战火最终并未蔓延到让里，并很快结束。之后，他又接受教育当局同仁们的“一致推举”，在欢迎军阀杜统帅凯旋的彩牌坊上题写了“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等赞辞。

1911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因无力继续升学，便于翌年在江浙一带乡镇当小学教师，历时十年之久。在此漫长的岁月中，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历了形形式式的事件，亲眼目睹了支离破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在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之中的黑暗状态，亲身了解与体验到中国下层社会的农民们的苦难与艰辛，尤其熟悉“灰色的卑琐人生”——当时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生活中的可怜、可叹而可悲的境遇，以及他们内心深层的庸俗、虚伪、自私的可鄙、可憎的一面。

1924年10月，江苏军阀齐燮元（属直系）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属皖系）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齐卢之战”。战事发生不久，当时就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作家叶圣陶和友人王伯祥等，就亲赴江苏浏河地区采访、察看战争残象，访问受害灾民。叶圣陶敏感地抓住这一重大事件，很快地写出了记录这次战地访问经过的叙事长诗《浏河战场》（计三百二十行，为现代白话新诗史上最早的长诗之一），接着又写了同样取材于这次战争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

潘先生

潘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具有自私、庸俗、“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逆来顺受、苟且偷生、远祸全身、随遇而安等性格特征。其中，远祸全身是其性格的核心。他一听军阀要打仗，就张惶失措，丢下学校不管，带着妻子儿子从江苏仓惶逃到上海。下火车时妻子和大儿子被冲散，便立刻有家破人亡之感。找到妻儿，租到旅馆，虽是条件很差，但还是为一家人的生命能得到保全而兴高采烈。第二天早上，他听到教育局局长说要照常开学的消息，虽然很为难，但为了保全自己小学校长的职务，他还是不顾夫人的劝阻，把妻儿留在上海旅馆里，急忙地回到了让里。回去之后，先是察看家，见财产保全得很好，便放下了一半心。接着，为了获得上司的“赏识”，他积极筹办开学之事。他到学校起草给学生家长的通知，把教育说得极其重要，要家长照常送学生来上学。其实他并不关心家长是否送孩子来上学，只是通过“通知”博取局长的欢心以保全其校长职务罢了。为了“保家”、“活命”，他跑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去申请入会，说若战争打过来他可以把学校房屋作为妇女收容所；向红十字会要了两面红十字会旗子，说学校有两个门，但结果一面插在学校门口，一面却插在他自家门口了；要了四枚红十字会徽章，自己一个，在上海的妻儿各一个。战事停止后，他不顾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的事实，书写了歌颂军阀的横幅大字，从而，充当了军阀的吹鼓手。这更暴露出他为保全自己而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劣根性。

总的来看，潘先生是一个特别精明的角色，在发生任何变动的情况下，他都可以找到应变的手段和“保全自己的法子”；是一个自私而庸俗的小市民形象。

《潘先生在难中》以1924年江浙战乱为背景，描写了小学校长潘先生在战乱中举家逃难过程中种种可笑而又可鄙的行径。绘声绘色地刻画了潘先生庸俗、卑琐的灵魂。在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中，只有妻子、儿女与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维护财产安全，他主动让出学校做妇女收容所，并在自家的门前挂了红十字的旗帜；为了保住饭碗，不得罪权贵，他违心地为军阀书写歌功颂德的牌匾。

像这样一些不要人的尊严，没有社会意识、卑怯的利己主义者，在旧中国并不少见。作者为读者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潘先生这一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嘲讽、批判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屈服于丑恶现实的人生态度和性格弱点，也从侧面揭露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悲哀和苦难。

笔触客观冷静

《潘先生在难中》将作家对人物是非褒贬的主观评价和感受融入客观冷静的描写之中。如写潘先生跑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去申请入会，说若战争打过来他可以把学校房屋作为妇女收容所；向红十字会要了两面红十字会旗子，说学校有两个门；要了四枚红十字会徽章，说徽章太小巧怕遗失。但结果是“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着；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徽章呢，一个自己佩带，“其余几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稳当可靠的险”。在这里，小说只是客观写实地描写潘先生的行动和心理，但就在这些描写中，寄予了作家对潘先生的自私、庸俗、卑琐、可笑的否定、嘲讽和批判。

多方面地刻画人物

1.《潘先生在难中》善于通过对人物平常小事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小说描写了潘先生在军阀战争中如何设法避难：逃难到上海租界，下火车，找旅馆，向红十字会寻求保护，到教堂避难等，全是平常小事。但就在这些对平常小事的描写中，生动地刻画了其遇事惊慌、自私、苟安等小市民式知识分子心态。

2.《潘先生在难中》善于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如小说第二部分，写潘先生冒着风险返乡后，探知局长有照常开学的意图，并还有裁员的意图时，小说这样写道：“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的有主意，决定回来到底是不错的。”这既写出了潘先生听到局长要裁人后而产生的惊讶，又写出了他为自己冒险回乡并恰逢其时而产生的庆幸和沾沾自喜，从而，把其患得患失的卑怯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3.《潘先生在难中》善于通过对人物神态、动作和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如潘先生两次嘁黄包车：第一次是其一家人在经历了逃难失散之后，他声色“威严”，嗓门极“入调”，“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第二次是他在听说战火逼近时，他“心头突地乱跳”，见到车就嘁：“车！车！”同是叫车，前者踞傲、做作，后者惊惶失措。小说通过对潘先生在不同情形下不同神态的描写，准确地表现出了其内心世界。又如潘先生起草给学生家长的通告，写得得意非凡，认为“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这一细节描写深刻揭示了其内心世界，暴露了他写通告完全是为了迎合教育局局长以讨其欢心，从而，保全自已小学校长的地位、饭碗。

语言朴素、精炼、准确、严谨

《潘先生在难中》，语言朴素、纯净、洗练、准确、严谨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笔调幽默。如潘先生一家逃到上海租界，在旅店住下，暂时平安，潘先生快乐起来，说了一席话：

潘先生舒快地对潘师母道，“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见，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说着，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

这些朴素、纯净、洗练、准确、严谨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语言把潘先生的心理活动活灵活现地揭示了出来，也把他只顾一自之私，苟且偷生，随遇而安的可鄙形象显现了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结尾画龙点睛

《潘先生在难中》结尾写潘先生为了保全自己、讨好上司而丧失了原则、是非，居然写出“功高岳牧”“德隆恩溥”等谀词，可谓全篇点睛之笔，揭示了潘先生的小市民劣根性及其复杂性格。这不仅在结构上与开头的逃难对照，引人深思，而且在人物塑造上，使潘先生的内心世界得到更完满的表现。同时，潘先生还在脑海中涌现了人民受难的镜头，这表明他还没有泯灭人性。小说最后以“看他对上一句什么”作结，意欲启发人们思考，从而，完善潘先生这一形象。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王鲁彦论》：在叶绍钧的作品，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已主义，precaution（戒备），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文坛上是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也还有代表。

原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教授林志浩《奴性十足的利已主义者——〈潘先生在难中〉评析》：潘先生的形象反映了利已主义者的肮脏的灵魂，说明这类利已主义者同时也是奴性十足的人物，必然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阶级压迫的制度。这便是潘先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和意义之所在。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富贵《错位的批判：一篇缺少同情与关爱的冷漠之作——重读叶圣陶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从抽象的道德原则上看，潘先生的一切举动是可笑可鄙的，但是一切又是无奈的，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的生存的权利。作为潘先生他有权利生活得更安定、更完整...…他与妻儿的离散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求得家庭的完整是人最低的生活愿望，而这些努力和巴结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潘先生的行为和心理深刻地表现了军阀混战给底层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苦难，而作者嘲讽的对象却错位地转移到了受害者身上。潘先生是受害者，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肯定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教师...…不能把人对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渴望和努力视为一种堕落，更不能把战争中的责任归罪于懦弱的知识分子。

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出版家。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与朱自清等创办中国新文学第一个诗刊《诗》。创作出版中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8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小说月报》《中学生》等刊物。创作态度严谨，语言朴素凝练，明净隽永，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949年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