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迈倡议》。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

2000年5月，刚刚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清迈倡议的发起是为了强化本区域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是其核心目标。

2003年10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提出“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倡议，建议将清迈倡议下较为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

2007年，各国财长决定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

2008年5月，各国财长决定区域外汇储备库起始规模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与东盟出资比例为80%和20%。

2009年2月，各国财长决定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将储备库规模扩大至1200亿美元。2009年5月，各国财长就储备库出资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等主要要素达成一致。

2009年12月，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宣布正式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东盟10国与中日韩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意味着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成立并运作，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向面临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参与方提供资金支持。

各参与方有权根据协议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在其出资份额与特定借款乘数相乘所得的额度内，用其本币与美元实施互换。

2000年5月，刚经受金融危机的东盟的10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3国（即“10+3”）的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

“清迈倡议”是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次10+3财长会议上达成的，即将东盟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在10+3范围内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有关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进行援助，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此次特别财长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并努力在2009年5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10+3财长会议前就各国出资具体比例、借款条件等达成一致。

《清迈倡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迄今，《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清迈倡议》达成的协议事项，相关国家分别向“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投入一定金额的外汇储备资金，当某个国家面临外汇资金短缺困难时，其他国家可以帮助其缓解危机。在“清迈倡议”框架下，“10+3”各国之间已签订16个货币互换双边协议，涉及8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今年2月23日，“东盟+3”特别财长会议决定将清迈倡议（CMI）共同储备基金增至1200亿美元，为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作出共同努力。这是相当于除了韩中日和新加坡等4国之外，其余9国外汇储备总额一半以上的额数，可见当某国面临外汇资金短缺困难时，这笔基金将大为有助于缓解其危机情况。《清迈倡议》最终目的是建立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就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

在2000年5月于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上，各方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货币互换协议网络的《清迈倡议》。决定扩大东盟原有货币互换网络的资金规模，并号召东盟国家及中、日、韩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共同达成的基本原则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便在一国发生外汇流动性短缺或出现国际收支问题时，由其他成员集体提供应急外汇资金，以稳定地区金融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在《清迈倡议》框架下先后与6国的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2008年5月4日，各国财长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日韩3国分担80%的出资额，东盟国家负担20%。同时，各方承诺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以便就包括借款的具体条件以及借款协议条款的具体内容等所有要素达成共识。

“清迈倡议”将东盟内部原有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在“10+3”之间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有关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可以向与之签有协议的另一国寻求资金援助，防范金融危机发生。

一旦“10+3”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投入运行，原来“清迈倡议”下的货币互换体制将由双边扩展到多边。由于出资方增多，每个国家可减少为防范风险预留的外汇储备，但如有需要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得到更多援助。

在“清迈倡议”框架下，“10+3”各国之间目前已签订16个货币互换双边协议，涉及8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清迈倡议”问世以来，有关协议设定的最高贷款额度至今仍未使用。“10+3”各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计约3．4万亿美元。

《清迈倡议》是亚洲金融合作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对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在亚洲有重要意义，建立具有法律约束的外汇储备库，在正常情况下由各国自己管理，一旦出现危机和风险，就由各国共同管理应对危机。各方对此态度积极，有关管理、监督、运行、规模等机制上的细节问题已责成副手们进行研究。亚行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环境等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出不少建议，中国的发展也受到亚行的欣赏。

2004年中国成为亚行的捐助国，是亚行的第3个股东，对亚行的工作也给予了帮助和支持，双方合作是双向、互利、共赢关系，希望双方今后在节能和环保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国奉行睦邻友好合作政策，希望周边的国家也得到发展，期待亚行在促进中国与亚洲重要区域合作方面发挥桥梁作用。

2009年2月22日，东盟和中国、日本和韩国（东盟+3）特别财长会议在泰国普吉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这是继2008年5月推出800亿美元的共同储备基金之后，东盟+3成员国为强化清迈倡议采取的又一项重要的举措。根据《行动计划》，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将共同储备基金扩大到12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为保证共同储备基金有效管理和使用，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在上述两项措施实施之后，共同储备基金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的挂钩比例将从目前的80%进一步降低。

2012年5月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来自13个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货币当局负责人与会，这是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扩大为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的首次会议。会议就全球、区域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各国应对措施交换了看法，并就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危机应对能力达成共识。各方同意将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且各方出资份额不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的脱钩比例从20%提高到30%，并延长救助资金使用期限。会议决定将现有危机解决机制命名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稳定基金。会议同意新建地区危机预防功能，并将其命名为清迈倡议多边化预防性贷款工具。

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东盟+3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对缓解金融危机对亚洲区域金融稳定性的破坏性冲击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由于欧美金融机构大范围减记、破产，去杠杆化，以及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调整的不确定性，国际资本在亚洲地区的流动具有高度的易变性。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造成发达经济体全面的经济衰退，对亚洲国家实体经济冲击十分严重。在亚洲各国政府独立采取措施应对外部冲击的同时，能否在区域层次提高自我救助能力，这是亚洲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道防线。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在应对危机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性中的作用越来越缺乏有效性，特别在应对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危机中其功能基本丧失。国际金融体系面临重大的改革。而《行动计划》的实施表明了亚洲国家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这不仅是亚洲地区金融危机自救的需要，也在区域层面确保全球金融的稳定，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各国充裕外汇储备使《行动计划》的实施成为可能。巨额的外汇储备已经为亚洲各国货币政策在稳定国内宏观经济中带来严峻的挑战。而庞大的外汇储备事实上又通过各种途径回流到美国市场。《行动计划》允许各国将外汇储备中一部分专款专用的，这为各国外汇储备管理提供了一种适当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自2000年清迈倡议正式启动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启用过互换基金。既便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严重冲击的韩国在危难之际还是避开现有的清迈倡议而寻求与中国签订新的双边救助协议。这表明清迈倡议作为亚洲唯一的准制度化的金融合作机制，其存在更主要的是具有象征意义。基金额度不足，监控实体缺失，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的挂钩安排，都成为清迈倡议有效实施的障碍。这也是促成东盟+3各国财长们在关键时期对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在上述三个重要环节再度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行动计划》的推出为清迈倡议多边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做准备，从中长期看，也为更高层次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建立平台。然而，在国际金融形势不稳定加剧的情况下，《行动计划》能否有效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取决于如下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是否真正落实建立监控实体的设想。监控机制是金融稳定计划实施环节中重要组成部份。如果没有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独立于各国的常设实体，清迈倡议成员国将无法对金融冲击的严重性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进行及时的预警，无法将援助计划付诸实施，更无法对受援国提供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既便现有救助基金再充裕，由于监控实体的缺失，成员国也无法以有效的方式实施救助计划。尽管《行动计划》为建立这一实体达成了共识，但是要使之变为现实，仍需要成员国更大的努力。

二是，能否在多边清迈倡议下建立符合成员国经济现状和特点的贷款条件，以避免基金使用中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这是减少清迈倡议对国际货币基金高度依赖的核心步骤，也是对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出资国权益的制度保障。

三是，能否在基金启动的多边共同决策机制中反映各国对基金的贡献程度。基金共同启动机制是清迈倡议多边化重要的实施环节，而其中基金启动投票权的确定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议题。投票权的确定对清迈倡议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四是，能否在多边框架下培育本地货币的使用。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成为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对亚洲国家来说，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增加本区域货币在外汇储备、贸易和投资等各种交易中的使用，有助于减少汇率风险。就《行动计划》的下一步跟进措施来看，必须增加人民币等本地货币在共同储备基金使用中的比例，改变目前的互换资金仍然主要以美元支付的状况，以清迈倡议的实施促进本币使用，这是亚洲区域金融稳定性的根本保障。

五是，能否处理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由于清迈倡议缺乏本地区有效的经济监控作保障，救助基金的启动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条件性在一定比例上挂钩。然而随着清迈倡议不断推进，其区域性货币基金的性质越来越显著，与基金组织挂钩的比例将不断减低。《行动计划》已经发出了这一明确的信号。随着清迈倡议的推进，亚洲在危机救助方面对基金组织的依赖程度会相应减少。如何协调与现有基金组织的关系是亚洲区域货币基金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六是，如何发挥中国的作用。这场金融危机使世界对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更加注目，人民币国际化呼声高涨。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稳定器”作用有更高的希望。中国在发挥金融稳定器作用中实际上扮演双重角色：在全球体系中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区域中起稳定作用的大国。从货币一体化角度看，这种全球角色和区域角色在一定阶段是可以并行发展的。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高度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要求放弃货币主权，这与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之间形成取舍关系。现阶段，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和香港分别签署双边救助互换协议。与此同时，东盟+3框架下的清迈倡议多边机制也进一步增资。前者被认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而后者为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搭建平台。如何以区域货币合作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东盟与中日韩（10+3）特别财长会议于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泰国普吉岛结束，这次会议是在国际金融形势恶化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背景下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各方在会议上发表的《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中，承诺要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尽早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以增强本地区的危机自救能力，反映了各方在危急时刻携起手来共度时艰的决心。

“清迈倡议”多边化是当前10+3财经合作机制中的一个工作重点，建设区域外汇储备库则是“清迈倡议”多边化的一种具体形式，即各方承诺从各自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某一成员解决危急时期面临的流动性困难问题。

“清迈倡议”是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次10+3财长会议上达成的，即将东盟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在10+3范围内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有关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进行援助，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此次特别财长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并努力在2009年5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10+3财长会议前就各国出资具体比例、借款条件等达成一致。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次10+3财长会议达成了“清迈倡议”，即将东盟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在10+3之间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有关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进行援助，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会议决定每年定期举行10+3财长会议，讨论地区经济形势和财金合作的问题。当然，东亚所作的努力是国际努力的一部分。东亚金融安排也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作用的补充。

2001年5月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四次10+3财长会议主要讨论的内容涉及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加强东亚地区财金合作、加强10+3国家的经济政策磋商和对话、“清迈倡议”的进展和10+3领导人会议后续行动等问题，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此次会上，财长们对以“清迈倡议”为标志的东亚财金合作的最新进展表示欢迎，强调该机制是对现存的国际多边资金援助机制的补充。自2000年5月“清迈倡议”达成后，东盟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已经扩大到东盟所有成员，资金规模扩大到10亿美元。10+3成员已就“清迈倡议”基本原则框架达成一致，一些国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去年，据日本方面宣布，日本同韩国达成了20亿美元的美元与韩元的互换协议；日本同马来西亚达成了10亿美元的美元与林吉特的互换协议；日本同泰国达成了30亿美元的美元与泰铢互换协议。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谈判也在进行中。

东亚各国的经济基础都较好，市场潜力巨大，目前亚洲区内贸易仅占GDP的30%，远低于欧盟的60%，因此，拓展亚洲区内市场、加强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东亚合作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开拓本地区发展潜力的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清迈倡议”的签署是东亚财金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它体现了10+3各方在金融危机之后寻求通过合作努力、增强防范危机能力的共同愿望。在“清迈倡议”的框架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回购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地区经济与贸易合作也在有序展开。迄今为止，区域内各成员共签署了六个货币互换协定，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日本—泰国、日本—菲律宾、中国—日本、中国—泰国之间的协定，金额总计170亿美元。中国—韩国、韩国—泰国的货币互换的谈判即将完成。韩国—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的货币互换协定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印尼—日本、日本—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中国—菲律宾的货币互换谈判也已启动。

“清迈倡议”的签署是东亚财金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姿态推动“清迈倡议”的落实。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中国已与日本、泰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韩国的货币互换谈判即将完成，中国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国的货币谈判也已启动。今年10月，北京将举办短期资本流动管理高级研讨会，以推动有关的研究工作。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过去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为10+3财政和央行的官员举办了四期研讨班，收到了良好效果和各成员的欢迎。我们将在2003—2004年继续为10+3成员举办相关培训，计划再举办四期研讨班。

随着入世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方位扩大开放，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地缘相近的亚洲国家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多的商业机会，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到包括东盟等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兴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建立，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合作，更有效地推动亚洲地区的总体经济合作。

清迈倡议（CMI）

我们相信，清迈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为金融合作进一步机制化提供了基础。我们建议清迈倡议要扩大规模、扩展功能、实现多边化。就此，我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首先，清迈倡议中的双边互换机制应该转变成多边的备用信贷，而且信贷规模应予以增加。其次，应该研究自动提款和国际货币基金（IMF）条款脱钩的条件，以加速建立完善的决策机制，更及时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另外，应该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互换管理机制。在当前阶段，应该在10+3框架下讨论将备用信贷的资金转化为东亚储备合作基金的可能性。再次，我们建议加强清迈倡议在信息交流、政策协调与资本流动监管方面的功能。可以将10+3财长会议扩充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时，成立各种工作组，研究如何改进资本流动监管和早期预警机制。一旦更有效的机制成立后，清迈倡议将成为一个为防范危机提供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与事后救助的有效合作机制。

亚洲债券市场

要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就要努力加强有关经济体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推进债券市场的地区一体化。能力建设的主要措施应包括：成立指导内部债券市场发展的有效主导机构；完善内部机制为地区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建立债券交易市场和高效的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完善债券市场所需要的担保和评级等制度，营造有利于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信用环境、税收环境和法律环境等。

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的互动

正如中国财政部李勇副部长所说的，区域合作不能只靠政府，而需要官学商各界的共同参与。在促进官方积极合作的同时，民间合作也需要大力加强，真正形成一种全方位的立体合作态势。我们建议成立一个“东亚货币合作促进机构”，以加强金融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统一技术和监管标准，并促进本地区金融部门的合作。官方及官方合作机制应为民间金融和货币合作创造便利。一方面，各国应采取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实行有利于提高效率与稳定的监管准则；另一方面应该消除对区内金融交易的政策限制，尤其要鼓励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亚洲货币单位和亚洲货币单位指数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亚洲货币单位会大大促进地区经济和贸易

未来

自从2005年召开东亚峰会以来，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又面临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东亚经济体已经恢复了活力，保持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两个多百分点的增长率，外汇储备充裕，经济实力增强。尤其是经过近10年的合作，许多机制得以建立，东亚作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推动地区合作的强劲动力。同时，中日两国关系改善，而且就朝鲜半岛核问题召开的六方会谈取得进展，都使得东亚地区的整体环境更加有利于地区合作和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东亚地区的新问题也随着地区发展进程不断出现，既检验着东亚地区合作模式的有效性，也考验着东亚各国的政治意愿和共同体意识。一体化如何获得更强劲的动力，真正将东亚地区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繁荣、进步的地区，仍然是东亚各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